□刘洁

以勇敢引领写作

□刘洁

一个人的生活历程对自己的创作留下的痕迹有多深，大概是可以从其处女作中找到答案的。作为一名青年诗人，马万里的诗作曾给人以温暖、浪漫、阳光，而在2015年第5期的《北京文学》，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红沙场》，却让人看到了她的冷峻、理性，以及对社会认知的另一面，而这篇小说几乎可以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史来读了。

“我”是家庭里的老三，上面的哥哥和姐姐，下面的两个弟弟，都各有受父母宠爱的理由。而夹在中间的我，是所有孩子中最苦最累的那个。受母亲的指派，男孩的活也干女孩的活也干。家里的事母亲要求严格，外面的事也慢慢都由“我”来出头。终于，我长大了，到了一家子出个事都必须找到我的份上。这时，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因为房屋的纠纷，当初父母出手帮忙过的老乡丑家，后来成了原告起诉“我”家。此后的十几年里，一家子就都耗在了这个事上。直到父母、大哥都死了，小弟入狱成了劳改犯。最后，“我”在等待判决的过程中和律师在深山遇到了狼，在经历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折磨后，终于把多年来的压抑释放出来，做回了自己。

这是个有关中山狼的故事，也即小说中被帮助过的邻居丑家如何忘恩负义所引发的纠葛。但是作者没有从这个故事入手，而是从主人公的成长史开始，从她的家族史说起。在她的记忆中，家里人都有着美好的过去，虽然也有些令人不愉快的旧事，但往往也是一带而过。所有的事都发生在这之后。母亲不知道是从哪看出“我”是这个家庭的真正的“可塑之才”。从“我”被母亲进行的各种严厉教育开始，小说进入了真正有活力的阶段。母亲严厉、严格的要求，促使我最终一步步发展到家务方面的全才，而随着读书的增多，见识的提高，甚至勇气也增大到比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强的地步，许多需要胆量鼓足勇气做的事情，都变成了“我”的任务，而“我”也从来不让家里人失望。这些都是伏笔，是为了后来要写的和丑家进行的争斗而做的准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纠纷的起因比较奇怪，和通常意义下的纠纷相比有点太简单化，虽然可能确实有这个事情的原始线索，但作为一篇小说，这个线索的设置仍然显得不是很成熟。成熟的小说家在设置一个故事的起因时，往往要更谨慎也更完备，让主人公被起因所折磨，甚至长久都无法摆脱，是需要一个能说服读者的充足理由的。可以勉强接受的是，这个起因是和房子有关。对现在的中国人而言，房子的重要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有多少人是被房子改变了命运的。尽管小说中的事情发生在许多年前，但是对于房子的关切仍然可以让人因为有可能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财产而进行抗争，这是个好看故事的心理基础，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脉络。作者选取了这么一件事情，作为从此绊住“我”人生的引子，是非常有社会观察力的表现，也是能够抓住读者心中痛点的地方。

红沙场是小说中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所在地，也是让一家人牵扯时间、精力十几年的案件的发生地，对这篇小说来说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像这样的地点，往往会被作者反复描摹，加强提示，而这篇小说只是在开头部分讲述事情的起因时简短地提过，后面再提到时都是片段式或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作者文字节俭的主观意识的体现，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和缘起，到底该给它什么样的笔墨？这笔墨到什么程度才叫合适呢？对这个程度的把握能力，应该是判断一个作家成熟度的明显标志。这里小说家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发展有了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补充和延展的成分，只是在延展过程中，有其他的事情夹杂进来：大姐的离婚，大哥的车祸，爹娘的去世，小弟弟的入狱，这些都和房子缠绕在一起，成为了需要作者将故事进行下去的要素。每件事情都令人黯然神伤，家的天空也一次次崩塌，时间在流逝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物的命运，而“我”的命运却始终如一。“我”一直是要给这个家起顶梁柱作用的那个人，于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负面的承受，甚至和周围的亲人也不能很好地和谐相处，直到把“我”压抑到时时想爆发的程度。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似乎是对小说中的人物最好的诠释。沿着人物的发展脉络走下去，同时也给故事一个合理的结局，几乎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天然任务。所以，当“我”在野外遇到狼且经历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后的爆发，才是合乎情理的，尽管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处理可能稍显突兀了些。作者关于狼的叙事，正如布鲁克斯和沃伦说过的“公共象征”，这种已经被前代伟大作家普遍使用过的写作技巧和意象，在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力量。

整篇小说如果按照处女作的标准来要求的话，应该说完成得还不错，而且，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自己心中的各种限制有突破的勇气，她的勇敢和她对生命的不屈服都在这篇小说中展示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看，它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开头部分那些冗长的叙述，过于接近散文化的笔调，以及整体结构，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也都有可以提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