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文化的影响力

□柳士同

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正好也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值此“巧合”，一些学者对这两位大戏剧家作一番比较研究，似也顺理成章，没什么不好。然而，是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茧翁（汤显祖晚年的别号）胜过莎翁呢？翻译家屠岸先生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汤显祖的影响会传遍全世界，甚至要超过莎士比亚。”他这样说的根据是：“大英帝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所以莎士比亚，还有英国文化借助大英帝国国力传遍全世界。但中国国力在很长时期里显然不如英国，现在中国崛起了，汤显祖扩大，甚至赶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也就可以预期了。”（《文学报》2016年4月28日）

暂且不谈这两位戏剧家的创作成就，仅就从文化的影响力而言，是否“国力”强大，其文化影响力就必然大呢？文化是依凭它自身的力量，还是借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力量去征服受众？莫非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获得全世界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乃是拜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所赐？此类说法实在有失偏颇。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不同文明的交集和不同文化的交流，始终就不曾间断过，并不存在谁的国力强盛谁的文化影响力就大的逻辑。欧洲的希腊并没有过“帝国”历史的荣耀，但古希腊文化却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丹麦更是个弹丸小国，可安徒生的名字却在全世界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亚洲的印度也未曾“帝国”过，可印度文化的影响力之大，有目共睹；唐朝的国力够强大的了吧？却派玄奘去“西天”取经，怎么就不派大儒到天竺去建“孔子学院”呢？泰戈尔是全世界公认的大诗人，可他分明生活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呀，他怎么就走出了国门，并于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呢？

实际上，自16世纪起，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西人就开始将中国文化译介到欧洲去了。别说，欧洲诸国还真一度兴起过“中国热”，遗憾的是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就降温了。为什么呢？翻译难以充分展示汉语之美，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异，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西人看来，“欧洲为自由，亚洲为奴役”（孟德斯鸠语），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中国传统的“奴性”文化呢？这恐怕也正是鲁迅先生嘲讽“送去主义”的原因吧？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莎翁和茧翁。莎翁活了52岁，留下了37部剧本（近年又有新发现的莎剧手稿和演出的记载，一是1594—1595年的《爱德华三世》，二是1612年的《第二少女悲剧》，演出时剧名为《卡登尼欧》），其中包括喜剧、悲剧、正剧、历史剧、传奇剧等多种形式；而茧翁比莎翁年长14岁，只留下了四部戏剧作品。

当然，数量并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不妨就从“价值取向”说起，看看二者在这方面的差异。

众所周知，欧洲的文艺复兴将人性从神权的桎梏（或者说教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它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倘若一味追求个性解放，那就很容易令私欲膨胀，使社会陷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享乐吗？我们不能在找回身体欲望的同时，失去精神的家园。就在这历史的关头，莎士比亚出现了，以他伟大的剧作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他的那些悲剧、喜剧、历史剧，无不引发人们对欧洲历史，对人性、人道的深刻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的命题，经哈姆雷特之口提出后，不仅在当时的欧洲，恐怕只要人类存在，就将永远“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恰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一位巨人，同时，又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位播种者，他那些盛演不衰的戏剧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先声。相比而言，汤显祖戏剧的思想内容是达不到这一高度的。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就不曾把文学创作当过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的心中唯有“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只是在仕途坎坷时，才会把精力放在写作上，言志咏怀；而一旦被重新启用，便又志得意满地与同僚们步韵酬和去了。因此，即使汤显祖受到当时一些“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异端思想影响”，也不可能真正具有人文主义精神，他遵循和维护的仍然是“家天下”的秩序。他的作品尽管也表现了对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渴求，也揭露和鞭笞了官场的龌龊与黑暗，但始终未能摆脱“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礼教，甚至乞灵于科考及第和皇上圣明，就连《牡丹亭》里杜丽娘、柳梦梅二人最后成婚还是让皇上做的证婚人，“敕赐团圆”的呢！有位长者曾做过这样的比较：“如果说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是流星，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就是启明星。”此喻颇有意味。莎士比亚确实是以他的剧作为新时代迎来了黎明，这恐怕是无人企及的。

至于艺术成就，汤剧就越发不能与莎剧同日而语了。汤的《临川四梦》均“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几成套路：《牡丹亭》沿袭的不依然是才子佳人的情节模式么？而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人物形象的塑造，汤剧则更加无法与莎剧匹敌。中国传统戏曲的生、旦、净、丑本身就难避脸谱化之嫌，汤剧中的杜丽娘、柳梦梅、翟小玉、卢生、淳于棼等，形象也确实比较单薄，性格也不甚鲜明，与个性突出、血肉丰满的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以及夏洛克、鲍西娅等人物相比，实在放不到一个层面上去。还有，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位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他所属民族的语言大师。莎剧的台词不啻于诗，还吸纳了大量的民谣、俚语和古谚语。就像很难尽善尽美地把唐诗宋词翻译成外语，同样，汉译也很难原汁原味地展现莎翁的语言之美。有人评价莎剧对英语语言的贡献“足以和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比肩”，此言甚是。仅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或提及莎士比亚的地方，就多达三四百处。汤剧则未免相形见绌了，尽管唱词有不少凄美动人之处，比如“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等句，但其对汉语言的贡献远不及唐诗宋词。再说，中国戏曲吸引人的主要是唱腔，观众实际上是听众，他们大都只顾闭着眼睛陶醉在咿咿呀呀的唱腔里，才不管什么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呢！他们对名角儿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剧本和剧作家的关注。白先勇改编的昆曲《杜丽娘》之所以赢得不少观众，主要不还是因为其唱腔动听么？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文化是否具有影响力，只能看文本自身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只能看这一文化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文化实力与经济实力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说经济上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了，世界各国就都会推崇你的文化。即使从军事上征服了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在文化上令其臣服——当年，蒙人满人都一度征服过汉人，可他们的文化又对汉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有钱不等于有文化，钱再多也没法将二流作品包装成一流作品，稍有品位的读者和观众是不会买账的。近年来，我们对文化的投入够大的了，又是各种文学奖，又是各种奖励机制，可奖出几部好作品了？不饱受诟病就不错了。

没有新的思想，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是很难有文化创新的，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实力了。要想产生“世界影响”，首先得融入世界文明；倘若文化本身没有足够的实力，单凭“国力”去输出，恐怕没有人会心诚悦服地去接纳的。

不知屠岸先生当年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究竟是出于莎翁诗作的“含义深刻，韵律优美”使其折服呢，还是因为当时英国国力的强大令他服膺呢？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