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超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音乐系，福州 350108)

我国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生成要素探究

潘 超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音乐系，福州 350108)

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体制以及美声唱法的引入，促使我国歌唱艺术发展进入了转型期。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我国传统歌唱中可贵的“即兴”创作却在新的语境中逐渐失去其地位，影响着传统歌唱艺术“文化身份”的建构。其中，原有生成语境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因而，反观我国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的生产要素可助于我们探究成因、启示未来。

传统歌唱艺术；即兴演唱；背景；要素

1927年冬，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专，它的开始不仅“标志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也意味着我国歌唱人才的培养体制的巨大转变，走上了一条借鉴“西欧”专业化、标准化、批量化教育模式的新道路。西式教育理念引入，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我国传统歌唱艺术中可贵的“即兴”演唱却在新的语境中逐渐失去其地位，淹没于西欧美声艺术教育体制中。

这种模式化、标准化的歌唱体制倾向于塑造歌者的共性特征，如“讲究整体共鸣，充分发挥人声的共鸣腔体作用，因而，它的音量宏大，穿透力强。注重三个声区的统一，音域广宽，声音幅度大，强调声音的连贯、流畅、柔美、重视音色的圆润、明亮、悦耳、发音纯净。……讲究音乐的表现及作品的风格。声音的管状及竖向运行，有垂直感，并采用混合共鸣。”[2]等，从而影响着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建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