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棉

（福建泉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福建泉州362000）

绿色发展：新常态治理视野下人本价值的三个维度及其实现

陈彩棉

（福建泉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福建泉州362000）

在价值论意义上，绿色发展强调借由基于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来满足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需要，从而将人民群众置于发展的价值主体地位；在工具论意义上，其现实推进有赖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生态机制建设过程的积极参与，因而人民群众是当之无愧的发展实践主体；在伦理学意义上，它要求借由生态伦理的构建与践行来促成“两大和解”，进而实现人民共享的终极伦理目标。可见，绿色发展在价值论、工具论、伦理学三重重要哲学意蕴上与以人为本完全契合，因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

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模式

为了纠正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不科学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科学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们党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特定的科学发展形式，旨在破解生态环境瓶颈的绿色发展无疑也是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在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加强绿色发展与以人为本内在关系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自然需要为发展的首要价值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1]而作为一种“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的人，其自然需要无疑是最具基础性、前提性的需要。人的自然需要首先是指必要物质生活资料需要。这是因为，人要想创造历史，首先必须活着；而人作为一种“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要想维持自身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同时，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3]的人，要想现实地维持生存，一定宜居的生态环境条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简言之，人具有必要物质生活资料和良好生态环境双重自然需要。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赢得政治解放后，便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满足人民群众的自然需要上来。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还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进而满足人民群众第一需要，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明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自此我国便开启了借由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征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们党一直践行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期通过经济发展来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卓有成效的。据统计，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44位，而在2010年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广大群众物质生活资料需要已基本得以满足，全国上下正走在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上。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还相对低下，对自然的破坏能力相对较小，广大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还不是太迫切，因而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没有过多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得以基本满足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却面临着生态资源瓶颈。以最为直观且严重的空气污染为例。2015年，通过对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主要污染物（主要包括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浓度统一进行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仅有马尔康、丽江、香格里拉、塔城、阿里和林芝6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为100%。[5]这样的空气质量，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除此之外，生态贫困加剧、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灾难频发等现象也是令人触目惊心。若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纵然创造出再多的物质财富，也会因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基础的崩塌而归于无效。

可见，传统的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尽管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他们的第一需要。然而，单纯地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必然会将发展这种“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就幻化为目的本身”[6]，倾向于使人民群众失去实现生存同样不可或缺的生态基础与空间依托，因而有悖于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是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模式。为了纠正这一不良倾向，消解由此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时，我们党已不再仅仅关注于生态问题本身，而且还开始萌生了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识。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尽管这一术语在字面上没有明确使用“绿色”这一词汇，但其中却已包含了绿色发展的相关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会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强调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经济、走绿色发展道路，此时发展的“绿色”意蕴已明确。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中国“十二五”期间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由此“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国家发展规划并独立成篇。2012年，“绿色发展”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坚持绿色发展成为全国共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的自觉认知和深刻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在维护人类共同生态福利方面的责任担当以及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们党又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进一步视作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齐名并共同构成科学发展的“一体五面”。至此，绿色发展概念已趋于完备。

在这里，绿色发展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黑色”发展而言的，意指在绿色创新驱动下，以生产中低消耗、低排放，生活中合理消费，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它强调改善资源利用方式，增加绿色财富和人类绿色福利，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换言之，绿色发展是一种主张绿色环保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的发展形式，既主张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又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超出生态自然所具有的承载能力。

我们党在最初提出科学发展观之时，就将以人为本置于科学发展的核心地位。作为科学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绿色发展自然也不例外，无疑也是以人为本的。从价值论的视角看，以人为本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将人民群众置于发展的价值主体地位。而绿色发展的价值同样也是如此：其核心要义发展，但不是单纯经济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是在生态良好基础之上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物质生活资料的科学发展；它强调环境保护，但不是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将生态环境确立为价值中心，而是希冀借此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宜居的美好家园。简言之，绿色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群众，因而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本体的科学发展形式。

二、以人民群众的绿色实践为发展的根本动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是推进社会发展最具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是支撑经济结构的最具根本性的现实基础。因而，发展绿色转型的实质在于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变。同时，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因而，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关键与核心在于生产力的绿色转变。

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载者，社会诸生产部门是生产力绿色转型的主要承担者。在当今经济发展趋势与环境资源状况下，生产部门要形成并推进绿色生产力，应着力于做到：一是推进绿色科技研发与应用。在生产方式绿色转变过程中，应着力于转变以往选择能源资源时的价格低廉取向，更多地关注其对生态自然危害程度最小化。为此，要强化生产部门与科研机构在低碳、循环、高新等绿色技术领域的沟通、交流与协作，大力推进技术革新，提高绿色科技水平，尤其是提高绿色能源与原材料的科技研发能力。在清洁替代能源方面，主要是开发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减轻工农业生产对石化燃料的依赖，减少有害气体和粉尘向生态环境中的排放量；在可替代原材料，加强对单位排放量小进而对环境危害较小的原材料的研发。二是推行低碳循环生产。为了节约资源利用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要改变传统的高碳消耗、高碳排放的经济生产模式，推行低碳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高碳基能源资源利用率，尽可能减少单位产品的资源能源投入与废弃物排放。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经济活动的单向流动方式，确立多层次和多次循环的生产经营方式，大力推行循环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通过科学合理的生产规划与协作，将某一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变成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材料，由此形成一个物质循环圈，力求做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零排放。三是确立绿色产品流通方式。绿色生产不仅要求生产过程的绿色化，而且还要求商品流通过程的绿色化。为此，在商品生产规划之初，应将重点置于适销对路、生态环保的绿色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在开发和生产绿色产品时，不仅注重产品本身的绿色指标与性能，关注其对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无害性；而且还要尽可能选择具有良好环境友好性能的原材料，易于分解和降解并能够重复或循环利用。在产品包装风格选择上，应以简约实用为宜，并注意选用能够快速降解或循环利用的包装产材料，切忌过度包装和污染性包装。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2]这就是说，表征人与自然关系范畴的生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尤指在生产关系——为中介的。因而，要推进绿色发展，仅有生产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范围内各个相关部门和群体——主要包括政府机构、普通民众以及相关社会团体等——协同一致地进行绿色实践。

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无疑是最为重要而关键的。要推进绿色发展，政府部门主要应着力于协调应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只手”，发挥经济管理与宏观调控作用。一是破除传统的唯经济GDP论，将以绿色发展指标为主体内容的绿色GDP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二是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的市场引导机制、财税扶持机制和金融支持机制；三是健全绿色发展法律规范体系，强化绿色发展刚性约束。

在绿色发展中，一般社会公众具有消费者和生态利益悠关方双重身份。作为消费者，主要是确立绿色消费观，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有害性，是在人们过度、高碳的生活与消费模式的引导下而引发的。因而，要形成绿色生产方式，首先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养成并确立低碳、环保、适度的绿色生活与消费模式。一是确立绿色消费观。要稳固确立绿色消费观，首先必须摈弃传统消费模式中的奢靡与无度，杜绝社会生活中讲排场、赶时髦、比阔气等不良风气。在这一过程中，要着力于摈弃两种与之相对立的消费观。其一是摈弃崇尚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消费观，改变以往以拥有并消费物质多少来衡量人成功与否的腐朽观念，推崇以文化艺术为主体的精神消费，从而在提升消费层次与水平的同时，减少由消费引发的物质性的资源能源消耗。其二是摈弃为了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消费观，回归消费所具有的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本真意义，提倡适度消费、精神消费与本真消费，减少因宣泄性、显摆性消费而带来的不必要的物质消耗。二是养成绿色生活方式。主要是做到：绿色选购，尽量选择绿色产品和可循环使用的产品，从而在减少资源浪费的同时，减少生活废弃物向自然环境中的排放量；节约水电，养成节约用水用电的良好习惯，注重选用节约型水具电器，杜绝长流水、长明灯现象；绿色出行，尽量采取步行、人力自行车等集节能、环保与健身于一身的代步工具，尽可能选用公共交通，减少家用私人轿车的使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分拣可降解、不可降解的生活废弃物，并据其性质予以集中处理；提倡素食，少吃肉食，尤其是禁食各种珍稀动物，自觉维护物种多样性。作为生态利益悠关方，一般社会公众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类似于相关社会团体，主要是充分利用监督权、考核权、评价权，积极以检举举报、公共参与、公益诉讼等方式对绿色发展决策、机制运行、法律执行等进行监督。

简言之，绿色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在于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变，不仅要求诸生产部门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而且还要求包括生产部门、政府机构、社会公众与相关团体在内的社会部门与群体相互之间形成绿色生产关系。可见，绿色发展的现实推进有赖于人民群众的绿色实践，因而是一种以人民群众为发展根本动力的科学发展形式。

三、以实现人民共享为发展的终极伦理取向

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绿色发展要求人们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在这一过程中，关键与核心在于对生态自然予以伦理关怀和尊重，确立并践行生态伦理价值观。

生态伦理是生态中心主义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人超脱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卓越能力不应成为其凌驾于其他生物并肆意践踏自然生态的理由，“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7]因而，“一种伦理学，只有当它对动物、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给予了某种恰当的尊重时，它才是完整的。”[8]这就是要突破仅仅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范畴的狭义的人文伦理，拓展伦理道德关怀的阈限和范围，构建全新的涵括表征人与自然关系范畴的伦理概念，以使一切非人类生物都能纳入伦理关怀的体系范围中。

在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体系中，尽管同时涵括人文伦理与生态伦理两重维度，但二者却是互为沟壑、不可通约的。在这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所推崇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和解”[9]。然而，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不同，马克思的伦理观强调生态伦理与人文伦理的内在统一性，二者共同构成伦理范畴的一体两面。在他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与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是内在一致的，他所推崇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实现了二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9]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为基础和目的，而后者又是以前者为条件和表征的。

根据马克思的“两大和解”内在一致性理论，绿色发展所内蕴的生态伦理进而人文伦理从历时与共时双重维度上突出而鲜明地体现出来。在历时的意义上，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强调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将发展限定在生态承载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切实实现生态可持续。这一生态伦理映射到人文伦理上，无疑就是主张前代人为后代人留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与丰富自然资源，实现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生态矛盾的“和解”。

在共时的意义上，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强调借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2]因而，人们只有在和谐的关系之中，才有望齐心协力应对共同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同代人在应对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并增强生态责任意识与生态公平意识，进而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相互之间生态矛盾的“和解”。

值得强调的是，要做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必须做到人民共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因而，要调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相互之间关系的和谐，就必须遵从利益共享原则来调解好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从生态的视角看，要实现人与自然进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是要调解他们的生态利益关系，共享绿色利益，共担生态责任，进而解决共同面对的生态资源问题。因而，只有借由人民——包括同代人和历代人——绿色发展成果共享，才有望实现相互之间生态矛盾的“和解”，生态自然才可望得以有效而持续地保护，生态可持续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鉴于“两大和解”的内在一致性，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能够促进人与人生态矛盾之间的和解，进而有利于促进人民在生态利益问题上的共享。如此反复，相互增益，最终趋向于“两大和解”进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可见，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绿色发展内在地要求人民共享，是与以人为本关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伦理取向相一致的。换言之，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绿色发展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两大和解”，因而是一种主张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模式。

综上，绿色发展在价值论意义上，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自然需要为发展的首要价值目标；在工具论意义上，其现实推进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绿色实践；在伦理学意义上，它是以实现人民共享为终极伦理取向的。可见，绿色发展在价值论、工具论、伦理学三重基本哲学意义上都是与以人为本完全契合的，因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6，32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0，531，187，18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5.

[5]李彪.中国仅剩香格里拉等6个城市完全无雾霾[EB/OL]. (2016-06-05)[2016-10-13].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6-03/doc-ifxsvenv6453564.shtml.

[6]周洪军，王维杰.以人为本：改革开放后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J].临沂大学学报,2014(3):8-10.

[7]ALDOL L.A Sand County Almanac[M].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421.

[8]BELLELLAMY FOSTER J.A New War on the Planet[J]. monthly review，2008(6):17-21．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8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责任编辑：陈虹）

Green Development: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Value and Its Re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Normal Governance

CHEN Caimian
(School of Quanzhou Commitl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try，Quanzhou,Fujian 362000)

In the sense of value theory,Green development emphasize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asing on sound ecological envirourent to meet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so as to place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in the value subject of development.In the sense of tool theory,the real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process,so the people is a well-deserved main bodoy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In the sense of ethics,Green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ethics to promote the“two reconciliation”,and then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people sharing.Obviously,Green development fully fit people-oriented in the sense of value theory,tool theory,ethics,thre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and thus is a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model.

green development;people-oriented;scientific development model

B0-0

A

1674－2109(2016)11－0014－05

2016-08-27

陈彩棉（1966-），女，汉族，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文化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