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本土化之辩:中华传统文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2016-03-16邓智平孙海燕
公共治理研究 2016年5期
邓智平,孙海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10)
现代化与本土化之辩:中华传统文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邓智平,孙海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10)
作为一种博大悠久的文明样态,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更是本民族代代相传的性格基因,是中国人追求善治的精神土壤。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是另起炉灶、摈弃“本土化”的现代化,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本土化的实质是巩固民族性,现代化的实质是适应时代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谋求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必须自觉走出“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对立思维,以优秀传统文化固基,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为用,对既有社会治理体系因革损益,作出符合国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本土化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提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1]150。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在器物、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中西之争”一直处于中国各类问题的重心。当今社会治理问题中存在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之辩,也是这一论争的组成部分和深入持续。由于现代化进程主要由西方主导,现代治理理论也主要源自西方,很多学者很自然地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一方面积极引介西方治理理论和经验,另一方面将本已遭受极大破坏的传统文化视为当今社会治理改善的阻碍力量,必欲扫清除尽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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