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乐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



外位性视域下康拉德与吉卜林的比较研究

王心乐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

康拉德和吉卜林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对东方他者及殖民主义的表述却截然相反，这点值得关注，而国内外学者对此鲜有探讨。鉴于此，通过引用巴赫金的“外位性”概念对二人展开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人何以同中存异，而外位性的成因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存在较大关联。外位性对于自我认识、人文关怀乃至文化交际都有着重要意义。

外位性；东方他者；康拉德；吉卜林；身份认同

放眼时代，康拉德和吉卜林都经历了帝国主义盛极而衰的世纪，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聚焦个体，他们是出生在殖民地的英国白人作家，兼有双重身份，并以东方为背景进行创造，是“东方学家”。尽管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对东方他者及殖民主义的表述却截然相反，这点值得关注，而国内外学者对此鲜有探讨，故本文将尝试在外位性视域下，从外位性之果到外位性之因，对二人展开由表及里的比较研究。

一、外位性的界定

外位性(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ь)一词由вне(“在…之外”)和находимость(“位置”、“方位”)组合而成”*邱运华：《外位性理论与巴赫金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其基本涵义是：自我外位于他者。这一概念最初见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巴赫金在该文中指出，个体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并非是消极移情他者而全然忘乎自己。相反它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积极的移情，“积极”意味着时刻都不完全忘却自己所处的唯一位置；继而复归自我，把移情理解后的对象置于自己身外，“超视”即优先看见了审美对象无法看见的东西，从而构建出后者成为统一完整、具有特质的个体形象。*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 ，钱中文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7-18页。在后期的复调小说中，外位性进一步阐发为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主体间平等、独立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外位性从美学阐发至文学，其实它根植于巴赫金的存在哲学：个体之所以能移情和复位，前提在于每一个体在世界上具有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的位置。一方面，移情首先要承认、珍爱他者的独立地位，方能换位思考，理解他者；另一方面，复位区分了自我和他者，它们并未融合为一体，反而通过彼此的眼睛，构建起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因此，当个人存在扩大到集体存在，个人交流转向文化交流，外位性就成了理解彼此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然而，许多学者聚焦于外位性的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巴赫金的出发点——对人的存在状态、人际关系和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思考，因此本文作出尝试：在外位性视域下比较康吉二人，首先从跨文化交际维度切入，提出外位性带来的结果是，这两位白人作家对东方他者形象的迥异描写及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峙态度。

二、外位性之果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诗人。他擅长于诗歌与小说创作，主要作品包括诗集《营房谣》和《七海》，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和动物故事《丛林之书》等，其中小说《基姆》使他一举获得获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正是东方印度。吉卜林是血统纯正的英国白人，但他生于印度孟买，并前后在印度生活了近二十年，因此他熟稔东方，与印度更可谓是“零距离”接触。正因如此，吉卜林笔下的印度往往具体而详尽——从视觉上看，印度色调暗沉：印度布满“黑洞洞的三角形的”稻草屋顶的印度平房*[英]吉卜林：《外国中篇小说藏本》，文美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33页。和“生长着棕榈树、扇叶树头榈和稻谷的平坦的红色印度”*[英]吉卜林：《外国中篇小说藏本》，文美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42页。；从听觉上说，印度令人焦躁，有着“雨点整夜打在阔叶片上，丁丁冬冬，直到天明”的雨季*[英]吉卜林：《外国中篇小说藏本》，文美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93页。和“抽着巨大的水烟袋”讲着鬼神故事的老人*[英]吉卜林：《外国中篇小说藏本》，文美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从嗅觉而言，印度的气味令人窒息，“大印度帝国的气味”是混合着“没有修剪灯芯的煤油灯又闷又难闻的气味”和“当地烟草的气味、烤热的砖头气味、干燥泥土的气味”*[英]吉卜林：《外国中篇小说藏本》，文美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从这些细节描写，我们不难见出，吉卜林对东方印度的印象是颇为糟糕的，他甚至毫不避讳地宣传印度是“黑洞”，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充满不敢想象的残忍暴力”*[英]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 朱炯强编选，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诚然，我们承认印度有其落后的一面，但是吉卜林只见其一，却很少移情理解东方，更无须说平视珍爱东方，可见他并未从外位性出发。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波兰籍的英国小说家，他一生创作了13篇长篇小说、28篇短篇小说和两篇回忆录，他被赞誉为“海洋小说大师”，他的小说与其二十多年的航海经历密不可分，他曾远航亚洲过四次。他同样描写东方，却不似吉卜林的笔触那般精密而暗淡，而是呈现出飘渺梦幻的特点。“(东方的)早晨像一抹高耸的山峦，蔚蓝而深远，中午像一层薄薄的云雾，日落时如同一垛参差不齐的紫色的墙壁……”*[英]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 朱炯强编选，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这样的描绘不禁让人联想起印象派大师莫奈的名作《印象日·出》，同样模糊细部而强调光与影，不少西方批评家也认为康拉德糅合了印象主义技巧，他们认为“康拉德的小说，实质上纯粹是感官的印象，它表现得极其生动、直接”*Herbert J Muller，Modern fiction， New York / London,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37，p.245-246.。需要指出的是，康拉德的确受到当时印象主义的影响，然而认为他的小说“实质上是纯粹的感官印象”却有所偏颇，其实从康拉德对东方的书写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他不仅以感官直觉“移情”东方，同时具备理性“超视”东方，这正是因为他保持了外位性。首先，在这个西方人眼中，东方不仅是被描绘的客体，而是具有独立性的主体。他如是写道，“我看见它(东方)在注视我”，东方能够“注视”预设了其作为另一个存在，外位于康拉德，具有独立人格，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可捉摸，不可抗拒，像魔力，像许以神秘欢乐的耳语”。*[英]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朱炯强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其次，外位性催生出“超视”，康拉德先积极移情于东方他者，咏怀赞叹：“神秘的东方，它像鲜花一样芳香”；进而归复自身，理性地看待东方：“像死亡一样沉寂，像坟墓一样黑暗”。*[英]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朱炯强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最后，与其他东方学者不同，康拉德并未片面地将东方表述为“不正常的”或“异国风情的，神秘深邃、含羞委婉”*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1977，p.52.，而是构建起较为完整、辩证的他者形象：东方是“那么灿烂而又阴郁,那么富有生机而又停滞不前, 那么危险四伏而又充满希望”*[英]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 朱炯强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161页。。

值得指出的是，康吉二人对东方形象的不同描写，往往还与殖民地叙事相联系，对殖民主义的对峙态度，恰恰反证了他们对东方他者的立场。在《阿尔迈耶的愚蠢》一文中，康拉德叙述了白人阿尔迈耶梦想破碎的故事，而这位主人公正是殖民者的缩影。首先，他怀着发财梦的初衷影射出西方殖民者以教化之名，行掠夺之实的虚伪面孔；其次，他教化女儿的失败预示着西方妄图教化殖民地人民将无果而终。*王丽丽：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若退回外位性立场来看，殖民政策其实就是强占东方他者位置、毁坏平等对话的暴行，康拉德自然给予否定而维护东方独立地位。无独有偶，吉卜林在《想当国王的人》中同样讲述了殖民者失败的故事，但却是因为白人主人公执意与土著女孩结婚,越过种族界限,违反了“英国性”而酿成悲剧。*CHEN Bin：Empire and Identity：A Study of Rudyard Kipling's Indian Fiction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58页。这一叙事流露出了吉卜林的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有人因此称他为“帝国主义旗手”，这样的结论稍显简单粗暴。我们不妨先“移情”理解吉卜林，认同“日不落帝国”象征民主与进步，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是“白人的责任”，能为殖民地带去和平与进步；但是稍微“复归自身”细想“责任”二字，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监管，实质是西方之于东方的一种强权的粉饰。其实当吉卜林执着于殖民统治的“责任”时，他已然预设了东方的羸弱形象。

三、外位性之因

上文我们论述了外位性致使康吉二人对东方的不同描写与叙事，同样身为白人作家，却对殖民地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从跨文化交际层面上考量，外位性显得意义非凡，那么外位性的成因又是什么呢？正如巴赫金指出的，外位性包含两个步骤，即“积极移情”与“复归自身”，进一步说，“移情”是个体向外沟通交流的活动，“复归”是个体向内确证自我的过程，因此外位性的成因其实包涵了两大因素：人际交往和人的存在状态。

其一，从人际交往而言，吉卜林的交际呈现等级的封闭性。吉卜林自幼就拥有众多印度童仆，他们簇拥着他，称他为“老爷”。之后吉卜林就读于英国联合服务学院，接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臣服而非伦理与公平的信念。*Zohreh T. Sullivan，Kipling and Conrad The Colonial Fiction by John A. McClure.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1983，Vol. 82，No. 2，p.265.诚然，人与人之间势必存在不平等，但对于这种客观事实，我们赋予何种信念，就显得极为关键。在童年与青年这两个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吉卜林的人际圈大体封闭于主仆、君臣关系中，他将等级尊卑视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就斩除了换位思考的必要性，因此他连外位性的第一步“移情”都难以迈出。

与之相较康拉德的人际交往呈现出开放性，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和职业有着莫大关联。康拉德出生在波兰，因受沙皇迫害，自幼随父母流亡，饱受战争流离之苦，因此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痛斥道：“任何无法解决问题的战争都是不正当的。”*Robert Jeffcoate，Comparing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Fiction ，Use of English，2000，Vol.64(3)，p.3.首先，同样罹难于战争和殖民的东方自然而然引起了他的同情与共鸣，形成移情的基础。其次，康拉德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因此他年少时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教育的束缚，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也未被固化。再次，康拉德17岁时成为一名水手，航帆远游世界，接触各地风土人情，同时深受法国的平等自由精神启蒙，摒弃了狭隘眼光，海纳百川。正是这种人际交往的开放性，使他不仅以大海般宽广的胸襟去(移情)理解包容异己，而且能(复位)洞见其阴暗所在，从而形成外位性立场。

其二，从人的存在状态而言，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对自身的确认和认同，即身份认同。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身份认同可分为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就吉卜林的个体身份认同而言，他接受的是帝国主义操控下的殖民主义教育，故将殖民政策等同于“白人的责任”；他不仅被英国多所顶级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头衔，还荣获诺贝尔文学，受到文坛乃至上流圈子的追捧，他在与英国社会一向合拍的节奏中，或多或少缺失了自我反思；在集体身份认同上，吉卜林面对英国和印度这两个文化群体时选择了前者，并将其视为自我，印度及东方成为他者；同时吉卜林是基督教徒，深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统治印度是上帝所授予的神圣天职。*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 》，《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尽管吉卜林在晚年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抱有疑虑，但纵观其一生，他的身份基本是稳定的，他是大英帝国的、精英文化的白人作家。然而进一步分析，吉卜林所谓的身份认同其实是权力操作的结果，正如阿尔图塞指出，意识形态使人们对自我怀有虚幻意识，认为自己的存在对社会极具意义和价值，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以“我”为中心，因此心甘情愿用“臣服”换得“臣民”。*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96页。可以说，正是因为吉卜林禁锢于唯我身份，深陷于西方意识形态，他难以移情于他者。

与吉卜林一样，康拉德也受到双重身份的困扰，但是其身份认同的苦楚大大超出前者。在《胜利》一文中，康拉德一度将“我”称为“旅行者”、“陌生人”和“被抛弃在土族茅舍中的绝望绊脚石”*王晓燕：《多维视野中的康拉德研究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他确实存在身份认同缺失的问题。首先，康拉德在认同个体身份时，基本幸免于文化教育机构的权力运作，因此几乎不具强势文化的先天根基；其次，在面对不同文化群进行集体身份选择时，他逃离多难的母国，希望在大英帝国栖身，却遭到两头排斥；最后，处于边缘状态的康拉德也无缘于宗教这一最后的精神归宿，他说“非常奇怪的是从 14 岁起，我总是不相信基督教。我不喜欢他的教义、仪式和节日”*高灵英：《康拉德宗教信仰问题的探讨》，《外国语言文学》2006 年第1期。。对于身份缺失的康拉德而言，他在外位性立场上所能“复归”的身份至多是“灵魂中的移民”，正如那漂泊不定的浮萍，“被迫地移动”，却“永远无法在某个确定的语境中生根”，*王晓燕：《多维视野中的康拉德研究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但恰恰因为其“无法生根”，康拉德倾向于超然于整个世界，正如赛义德指出的，“一个人越远离他的文化家园，他越容易去评判它以及整个世界”。*Edward W.，Said. Orientalism，London： Penguin，1977，p.259.因此他不仅构建出了东方较为真实、完整的形象，而且“超视”出西方光芒下的阴暗影子：泰晤士河作为大英帝国的标志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英]康拉德：《康拉德精选集》，朱炯强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32页。，他以深邃的目光洞见到，西方如黑暗之心，将从自身内部开始腐烂。

综上所述，外位性的形成与人际交往与身份认同存在较大关联。首先，开放的人际交往有利于形成包容之心与思辨之理。其次，在身份认同上，极端的、盲目的认同将蒙蔽反思之眼，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反之不时跳出身外，“缺失”自我身份认同，反而识得庐山真面目，超视出他者形象，洞见出自身不足。由此可见，外位性对于自我认识、人文关怀乃至文化交际都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语

外位性是巴赫金的核心概念之一，较之复调、狂欢、时空体却未受到充分重视，但是它在自我认识、人文关怀与文化交际等方面有着重大启发意义，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本文在外位性视域下，由表及里对康吉二人展开了纵向研究：首先，从跨文化交际层面探讨了外位性之果，发现外位性使康拉德能够平视、构建东方他者，并由此反对西方殖民暴行；吉卜林则傲视、描黑东方，力挺殖民主义政策。其次，从人际交往和人的存在层面论证了外位之因，提出康拉德人际交往的开放性和身份认同的缺失促成其形成外位性；反之吉卜林的人际交往具有等级的封闭性，同时他深陷唯我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囹圄，因此难以生成外位性。

(责任编辑：李莉)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rad and Kip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tsidenss

WANG Xin-l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Despite their similarities in many aspects, Conrad and Kipling have distinct views on the Oriental otherness and colonialism, which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By introducing Bakhtin’s “outsideness” concep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rad and Kipling so as to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ir similarities amid differences.Relevant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outsideness is highly significant for self-understanding, humanistic concer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outsideness; the Orient otherness; Conrad; Kipling; identity recognition

2016-04-20

王心乐( 1991- ) ，女，福建三明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生，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I3/06

A

1674-5310(2016)-07-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