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再兴

(怀化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怀化 418008)



《铁木前传》(1956)：生命的“火力”、改造与爱情

王再兴

(怀化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怀化 418008)

由于1950年代的特殊语境，《铁木前传》的主题有一个在“形式”之下不断寻找话语的隐晦过程。所以，它在“两条道路的斗争”模式下，从建设劳动人民康乐富强生活的“思想”，到童年时代欢乐和幻想的“回忆”或者“生活的美”，再到“劳动”之美，最后真正表现的，却是这一时期已经无法被形式化的欲望：生命的“火力”。不过，与模式挪借相对应，欲望在小说中被以“个人主义”的别名在关注，这也是当年合作化小说常见的处理方式。这个隐晦而复杂的主题，带出了属于1950—1970年代真正“现实主义”的内容，即“改造”和“爱情”。小说其实是讲述了一个在欲望、劳动、改造等纠结中的青春成长的故事。同时，它也是讲述当年“政治”想象的一种方式。

1950年代；《铁木前传》；现实主义；改造

1950年春的一天晚上，作家孙犁在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电影《青灯怨》，一张票价钱超过了当日每斤“棒子面牌价”的3.5倍，让他很是惊讶，因为当时仍是粮食匮乏的时代；而颇为踊跃的观众，按农村的习惯来看，都是生活比较富裕者，也使他颇不自在。他坐在中间，一时感到这是以前跋涉山水、吞糠咽菜的时候所未能想象到的。更由于本次电影前面加映的皖南救灾新闻片，突然出现农民的劳苦干瘦的脸，破烂的衣衫和黑暗的小屋等画面，作家不禁心里一阵难过：“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活。”孙犁以为，类似于光明影戏院《青灯怨》观众的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不仅如此，有时候他们乐得更没有道理，而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1950年代初期，私营经济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此过程见于孙犁1950年3月25、26日的《两天日记》*孙犁：《两天日记》，《孙犁文集5 杂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37-239页。原载1950年3月30日《天津日报》，署名“纵耕”。。

孙犁的这种情怀，事实上明显地指向了与农民“解放”有关的体验与想象。并且，他的这种解放想象虽然也包括城市或者工人，但无疑农民才是孙犁在此特别强调的对象。或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心境，他在其后写作了《村歌》(1949)、《风云初记》(1954)等农村叙事的作品。1952年冬，孙犁到安国县下乡，这是作家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一)》里提到过的少年旧地，虽然他没有到过长仕村。*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一)》，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78-81页。长仕是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东辽城村50里路的村庄，他在此住了半年。孙犁据这次下乡经历写成的最突出的作品，是1956年的《铁木前传》*孙犁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108页。小说篇末时间为“1956年初夏”，原载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12期。。但是这篇小说给孙犁带来了厄运，不仅写作未完成即病至家人和同事都觉得他“活不长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红十字医院》)*1956年3月，孙犁的《铁木前传》已经写至第十九节，长期劳累的身体突然暴发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就是10年。在病体稍安的间隙，孙犁匆匆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即告结尾。事见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07-312页。但据克明《一个作家的足迹——孙犁创作生活片断》一文，事件略有差异，而重伤则一。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原载《长城》1981年第2期。，而且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孙犁家前后被抄六次，其中至少有三次，就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孙犁：《人道主义·创作·流派——答吴泰昌问》，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178页。原载《文汇月刊》1981年第2期。。这也是作者在《耕堂书衣文录·铁木前传》(1975)、《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孙犁1979年10月1日信)、《答吴泰昌问》(1980)等篇中提到的“以此书，几致丧生……不祥之甚”、“不祥之物”、和“迫使我几乎丧生，全家遑遑”等说法的由来。这篇令人着迷的孙犁小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1951年秋至1952年秋文艺界为主要领域之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1950年代前期系列文艺思想批判的浪潮之后，作为对作品轻意拒绝修改的作家孙犁*孙犁称其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但是“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并且声称“不轻视早期的作品”，“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孙犁：《文集自序》，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185页。，是如何辨识他一直推崇的“真正现实主义”的那些艺术感受和审美发现的呢？他的这些感受与发现，是否会在当年“舆论一律”*“舆论一律”的说法最早见于胡风在1950年8月13日致张中晓信(自上海)。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7页。的主流话语下被迫改变或隐蔽成某种特殊的形式，也就是某种历史化的互文关系？在那个短暂而引人神往的“百花时代”，这些特殊的声音是以什么样的状态被表达出来的？它的后续历史影响为何会一直延续至今？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篇小说写的是1950年代前期，以他的安国县下乡经验呈现出来的互助合作运动“起源”时的图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1年12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当年的农业合作化作为“运动”的开始。毛泽东为之起草的“中央批示”称，“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参见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7页。，它天然地与“社会主义”的农村经验和农民解放的相关想象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可以看到，几乎无论上述哪个方面，这篇小说都是十分特殊的，它在文学之美的话题以外，显然还有着更多的“意义”，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一、真实主题：生命的“火力”，或者欲望

从结构上来说，孙犁1956年的小说《铁木前传》，仍然沿用了在《村歌》(孙犁，1949)中萌芽，而在《不能走那条路》(李准，1953)中形成的鲜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模式，作为解放想象的初始“形式”。孙犁自己被广为转述的说法是，“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确实是这样，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孙犁并且说，“小说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109页。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说法是孙犁在1979年所做的“追述”。小说在此基础上，并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经验相关联。在19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的语境下，这可能是孙犁当时能够做的，如此才可能被“一体化”主流话语辨识为政治正确而通过；这也是孙犁能够命名的他自己宣称的那个“思想”，因为反对阶级分化，建设全体劳动人民的“康乐富强”的说法，正与所谓时代的主题或题材问题相通。然而即便如此，结果却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情形：根据柯文的说法，某种经历只在其发生后“被初次记录下来时”(在此意味着叙述时间的尽可能切近)，神话化的处理模式才可能“不是很清晰”。如果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则上述孙文的“追述”内容可能是不够历史化的。*关于柯文所说“某种经历”与“神话化的处理模式”的关系问题，参见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7-248页。

倘若我们把开始叙述的部分指认为向一个特别意味渐行过渡的“开场白”，这意指着话题正在展开的途中，那么，小说《铁木前传》一开篇就并非前述庸俗政治学讲述的路数。*《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1-2页。它所提出的何种童年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问题，在后文中的解释既不是指向农村当时的物质生活，也不是指向当时的所谓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而是指向了奇妙的“木匠手艺”所带来的诱惑力。这里不仅用到了“留恋”、“吸引”、“引诱”、“难以割舍”，甚至一连三次用到了一个特殊的词汇：“可爱”。在话题转向铁匠炉带来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一炉熊熊的火的时候，小说还用到了“希望”与“欢乐”这样的词语，“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这不正是对于“美”(“可爱”)的强烈向往吗？这个过程至少说明，孙犁在回溯进城后人和人的关系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的原由时，将话题不仅最后落脚到了“童年”，这与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中的“过去的回忆”，即“忆苦”的模式一样，是一种历时化的处理；同时，小说批判的原由更在于“欢乐”，这种向往如此强烈，我们几乎马上可以将其确认为弗洛伊德式的“欲望”。而且，《孙犁传》在谈到作者“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答吴泰昌问》)时，的确提及了孙犁对弗洛伊德是颇有兴趣的：青年时代作家确实喜欢过弗洛伊德，到了晚年，还肯定过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只是后来一些人争相标举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就暂时沉默，不再说什么了。*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孙犁把上述“欢乐和幻想”处理成“幸福”的时候，*“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孙犁：《答吴泰昌问》，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136页。它可以是面向过去时间的“回忆”；但是如果将这个话题看作是“欲望”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严肃地面向“现在”时间的、处于不同人物个体之间的“政治”问题，这将在本文的后续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铁木前传》的“美”，或者说无论是孙犁所谓“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还是阎纲所谓“生活的美”(两者皆为追述)，在事实上如此切近于“欲望”的话题的表现，尤以众说纷纭的小满儿这个人物形象为最突出。*原载于《河北文学》1962年第2期的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一文称：“对于这部小说的异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落后人物的形象、特别是由小满儿的形象引起的。她使人感到迷惑，感到不安，以致使有些好心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新社会，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吗?’”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43页。小说中小满儿是几乎所有讨论《铁木前传》的文章都会涉及的形象，而且褒贬的差异较大。不仅小说里说她“落后”、“放荡”，有论者称当年《铁木前传》曾因被指责为“美化浪荡女人”而被打入冷宫，如吴矛的《〈铁木前传〉的想像性的怀乡》。吴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文本再解读》，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第89页。“满城关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她，大家公认她是这一带地方的人尖儿。”小说第六节里，那桩引人耸动的小满儿碾米事件无疑描述了她的令人震慑的美，但小说马上证明了这种“美”在旁人的眼里，可能只是一种“性”的欲望的隐喻——那个名叫大壮但实际上非常胆小的青年的出手相助，导致了比他大8岁的童养媳妇凌厉吓人的怒骂，“你们是一群狗，有一只小母狗儿，在街上夹着尾巴一溜达，就把你们都引出来了！……”这种过于直白的性意味的指责，在传统的乡村禁忌里，使得众青年颇为尴尬。不必说，大壮女人和黎大傻女人的互骂和争斗，也是这种隐喻的进一步确认。六儿和小满儿抓杨卯儿外国种鸽子的那个结满霜雪的冬夜，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更是确证了这种“美”的力量：“‘什么才是女人的法宝？’六儿问。小满儿笑着把头仰起来。六儿望着她那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明丽媚人的脸，很快就把答案找了出来。”差不多30年后的1985年，阎纲在一次讲话中，正是将上述这段文字前后小满儿和六儿“两个人埋在绵软温暖的麦秸里”的那一段描写，联系到了“性本能、性心理、性饥渴、性刺激”的话题。*阎纲：《河北省文联的工作问题——在河北省文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11月15日讲话录音)，《阎纲短评集》，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18-519页。与此相类似的，当然还有那位堪称奇异的杨卯儿的带有很大浪漫主义性质的传说。据副村长的叙述，做针头线脑儿买卖的货郎小贩杨卯儿，当年在西山总是吃净赔光才肯回来。但是，“他赔光，不是好吃懒做，也不是为非作歹，只是为了那么一股感情上的劲儿”，因为他进了山，就像打猎的进了林一样，专门要找好看的女人，至于什么样的女人才叫丑叫俊，那全看对不对他的眼光。每年他总会遇到一个美人儿，一旦发见了这个美人儿，他就哪里也不再去了，只到这个庄子上来，不管刮风下雨，就只坐在这家门口上去卖货，直到赔光了老本。甚至由于人家丈夫的愤怒驱赶，摔得差一点死了过去，他却“还在想念那个女人”。

但“欲望”的确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内容。在德勒兹、迦塔利的意义上，“被压抑的”即是欲望的形式特征，这在小满儿身上尤其表现得明显：

无论在娘家或是在姐姐家，她好一个人绕到村外去。夜晚，对于她，像对于那些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的飞禽走兽一样。炎夏的夜晚，她像萤火虫儿一样四处飘荡着，难以抑止那时时腾起的幻想和冲动。她拖着沉醉的身子在村庄的围墙外面、在离村很远的沙岗上的丛林里徘徊着。在夜里，她的胆子变得很大，常常有到沙岗上来觅食的狐狸，在她身边跑过，常常有小虫子扑到她的脸上，爬到她的身上，她还是很喜欢地坐在那里，叫凉风吹抚着，叫身子下面的热沙熨帖着。在冬天，狂暴的风，鼓舞着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飘落在她的脸上，就像是飘落在烧热烧红的铁片上。

每天，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去。她熟练敏捷地绕过围墙，跳过篱笆，使门窗没有一点儿响动，不惊动家里任何人，回到自己炕上。天明了，她很早就起来，精神饱满地去抱柴做饭，不误工作。她的青春是无限的，抛费着这样宝贵的年华，她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孙犁：《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47-48页。

“夜晚”正是处于无法被正常注视的愿望的隐喻，难以抑止而时时腾起的“幻想与冲动”则是对欲望的指认。小满儿在奇幻真切的体验中熟练敏捷，深夜方归，第二天早起却又重新恢复为精神饱满的青春，事实上，那个“危险的崖岸”，正象征着那无法被最终完全规训的欲望的混沌边界。

然而麻烦却在于，当孙犁写作《铁木前传》之时，“新时代”和“新社会”在1950年代初期的历史实践，已经使得作者无法获取在直接意义上运用和讨论“欲望”的形式通道，这可能是作者在此将话题转化为阎纲所称的“生活的美”的主要原因吧。*阎纲1979年9月24日致孙犁信中称：“它是风云的时代中人情世故的生动写真”，“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关于〈铁木前传〉与孙犁，韩映山的通信》，阎纲：《阎纲短评集》，第51页。“生活的美”的说法虽然带有一定的德性外貌，但因其欢乐、幸福、引诱、难以割舍等特征(见小说第一节)，无法否认它与“欲望”之间的明显关系。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生活的美”的思想在当年也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关于“生活美”成为当年文学表达的某种禁忌，由陈涌的一篇批判文章《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即可知其一斑。文章批评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一些不健康的倾向”，称其“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在陈文中，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首先被举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作品的例子，原因在于“它证明了即使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也能发现‘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亦即‘两种思想斗争和真挚的爱情’”。陈涌：《文学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57页。陈文原载于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结果很奇怪的是，小说在谈到“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之后，出现了这样一段叙述：

傅老刚是有徒弟的。他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抡大锤，沾水磨刃，小徒弟拉大风箱和做饭。小徒弟的脸上，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然而他高仰着头，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站，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响动的大风箱。孩子们围在旁边，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由衷地表示了深深的仰慕之情。

“喂！”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他就轻轻地关照孩子们。孩子们一哄就散开了，随着叮当的锤打声，那四溅的铁花，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

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孙犁：《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3-4页。

可以看到，孙犁在此颇为艰难地将“欲望”的话题转化为了对于“劳动”之美的仰慕之情，使得“生活的美”具有了更为具体的被主流话语辨识的特征，从而获得了新的形式化通道。但小说随后就出现了明显的自我怀疑：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这些看上去的确不像是简单的抒情文字。作为“十七年”文学极其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这正是蔡翔在他的著作里经常提到的那个卓越的“辩论”*蔡翔多次提及当代小说作为叙事手段的“辩论”一词，非常精彩。此词亦是其新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参见《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226页。叙事的纠结。小说恰是从这里才开始转入对于黎、傅二匠的朋友之情，和六儿、九儿的童年友情的叙述的。行文不久，田鼠事件以后，九儿和六儿有些不开心地躲到破碾棚里去了。这里出现了通篇小说惟一一处最为明显的“作者的声音”：“童年的种种回忆，将长久占据人们的心，就当你一旦居住在摩天大楼里，在这低矮的碾房里的一个下午的景象，还是会时常涌现在你沉思的眼前吧?”依据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里的说法，这种“介入式的著者声音”虽然会使读者“更注意叙述本身，而从写实想像中心生旁鹜”，但它代表着著者的一种“探究精神”，和对“历史和抽象的思考”*〔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0-14页。。换句话说，孙犁在此仍然相信他是在讨论“童年的回忆”而已，他否认或者说没有自觉意识到正在讨论的内容与“欲望”之间的明显关联。

二、真正的现实主义：“改造”，与“爱情”

《铁木前传》对于劳动之美的叙述，在年轻一辈的九儿、四儿、锅灶等青年身上得到了延续。青年们建设未来和建设国家的愿望、热情、与工作，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小说的第十六节，就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劳动的自豪与壮美。*孙犁：《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54-56页。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由于“劳动之美”的叙述，小说引出了“前进道路”上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改造”的说法。关于前者，土地改革后的黎老东因为兼有贫农与军属双重身份，他分得了较多较好的地，加上二儿子牺牲所领的抚恤粮和大儿子做生意从天津捎回来的现款，家里“这二年的生活，可提高大发了”。财富的改变，使当初那个提起6个孩子的生活负担眼里就涌起泪水的穷木匠，如今的眼光也起了微妙的变化。老木匠和儿子四儿解树时发生的对话就颇有意思：这时的黎老东，已是“俨然富家翁”*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1961)，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33页。了，不仅身上能穿起高高翻起的新黑细布面的大毛羔皮袍，更在心理上已经非常露骨地将自己与当年那些剥削者的“老东家”和“大地主”在攀附。结果，情节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怪圈，傅老刚感到，过去多少年来，他和黎老东共同厌恶、共同嘲笑过的那种“主人”态度，现在却由他的老朋友不加掩饰地表露了出来，对象恰恰就是自己。不得不说，这正是一个农民的“处境化”问题，是“解放”困境的某种隐喻。多年患难、相帮相惜中建立起来的铁木友情，就此闹翻。——这就是“阶级分化”的景象，它引发了后述所谓前进道路上的斗争。

而劳动之美的叙述，也催生了另一个“改造”的概念。小说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是在第六节写到黎大傻那个性情很是刁泼的老婆的时候。第二次出现在第十四节：干部们也曾讨论过先从改造小满儿入手。此外，小说中出现的“帮助”一词，有时也具有与“改造”相同的意义，等等。小满儿被延入改造的范围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这个人物虽然充盈着美的魅惑，和青春的生命热力，使得村庄里的人们多为之目眩神迷，这些均可以被归结为“欲望”。但是，与这个问题复杂地缠结在一起的，却是鲜明的“个性主义”标识——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谁都相信，如果种植在适当的土壤里，她可以结下丰盛的果实。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可以适用在黎老东的身上。小说并没有将黎老东丑化，他的“发家致富”的愿望与“为新兴的家业操心”的态度虽然非常个人化(“上级号召打井，我号召打车！”)，铁木断交在他的一方也颇有点耍奸弄巧的意味，但是暂时并没有出现直接的雇工剥削。小说更多是将他的理想描述为一种生活富裕的想象，并且将其逻辑置于所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可是，我们过日子，还得按照老理儿才行”的说法之上。就此而言，这与“要自己走路”的小满儿也是非常相似的。

不同的是，小说中的青年团员们热衷于集体主义生活，他们有学习会，有办公的大院，有钻井队等组织空间和方式。这群热情与和善的青年彼此意气相投，在寒冷的屋子里互相鼓舞着创造未来的美好生活，在集体的艰苦劳动中赤诚地团结奋斗，“他们的歌声和空中的滑车一同旋转飞扬着。”此时的村庄正处在互助组时代，青年团“组织起来”的生产，与以黎七儿、黎老东为代表的单干户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就是小说在以铁木断交为隐喻的“阶级分化”以外，所表现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景象。有意思的是，孙犁虽然可能意识到“个人主义”，如黎七儿、黎老东的单干致富，和六儿、小满儿一类“落后分子儿”的青春等危险，并主张在劳动创造中予以教育和改变，*孙犁：《两天日记》：“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孙犁文集 5 杂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38-239页。但是推崇“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孙犁，并没有像当初李准那样将它们处理成两条彼此对立的、脆弱的线性关系。这可能源于他对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原型和生活本身的熟悉，这在孙犁那里一向是十分重视的。*吕剑《孙犁会见记》：“‘1952年我到安国农村生活了半年。’孙犁追述《铁木前传》的写作背景时说，‘这部小说就是那次下乡的结果。我只是按照生活的本质面貌来反映。书中的人物，黎老东、傅老刚，六儿、九儿、小满儿，在生活中也都实有这样的人物。我了解他们，这样写起来就比较方便。’”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13-14页。原载法文版《中国文学》1964年1月号及英文版《中国文学》1964年8月号。此系作者中文稿，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村歌》(1979年6月湖北印刷本)。结果，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人的“改造”，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景象，非常典型的，如发生在团员学习会上的那一段对话。*孙犁：《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32-33页。

如果青年团“组织起来”，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形式，即平等、理性基础上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则旧式家庭关系可能保存了更多更坚固的封建性空间关系。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可能遭遇的最大的困难或许就存在于这里。因此，忠厚热忱的四儿虽然在青年团里是受人欢迎的宣传委员，但在家里却被父亲一点儿也瞧不起。四儿要走“前进道路”，遭遇个人资本主义思想的两个大障碍，也正在于自己的家庭。这种矛盾从外在来看显然又不是暴烈对立的，“我问他：你反对党的号召吗？他说：我完全拥护。我说：我们今年冬天打一眼井吧。他说：现在还不忙。”这在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中却是未被充分叙述出来的内容。虽然四儿对于斗争表示了乐观，九儿也对老人及六儿的“改造”表示了信赖，但是前景可能并不容易让人鼓舞。这是因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人的“改造”的故事，在小说中遇到了顽强的“个人主义”、即单干致富和危险的青春的抵制。它们在形式上，是旧式的家庭/友情空间；在内容上，却是那无可规训的“欲望”——小说中有个十分相近的词语：青春的“火力”。或许正是因为对于“斗争”和“改造”的信赖，一方面，孙犁在1960年代初仍然表示他还想写出这个《铁木前传》的续篇，也就是所谓《后传》，想在其中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为止。作家称，前传已出现过的人物，还有将要出现的新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命运、前途，随着生活的推移，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由于他身体的患病，以及公社时代的人们在生活、斗争、建设中产生的农村新发展，《后传》的设想只好暂时搁置。*吕剑：《孙犁会见记》，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14页。阎纲的《〈铁木前传〉的短评》(1982)也曾说：“《铁木前传》发表之时，非议者何其多也(以致《后传》无由写作)。”《阎纲短评集》，第234页。

不过，1977年孙犁恢复写作后，这个《后传》也并没有被继续完成。除了时过境迁，到底这是如他所谓“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所引起的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的晚年心境所导致的呢，还是这个关于旧式家庭空间和欲望改造的故事，实在再难以继续往下叙述了呢？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合理而适度的欲望可以庶几称之为对于“好生活”的渴望，那么，即使就孙犁自己来说，无论《无花果》中写到的1958年青岛休养中的“养花”*孙犁：《无花果》(1987)，自《芸斋小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还是1990年《谈闲情》中写到的养蝈蝈所代表的人生“闲情”*孙犁的《谈闲情》(1990)一开头即说：“人生，总得有一点闲情。闲情逐渐消失，实际就是生命的逐渐消失。”《孙犁文集·续编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94-395页。孙犁此篇让人强烈联想到讲求生活趣味的周作人的《北京的茶食》(1924年2月，原载1924年3月18日《晨报》副刊)。，都同样与这个“好生活”的渴望相关。因此，虽然黎七儿、黎老东的故事在后来还在以“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形式被讲述着，并同时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而那个六儿，特别是小满儿的故事，将如何继续叙述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难解的问题。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无从判断当年的孙犁是否是因为某种深度的叙述困境，而并非全因为身体和心境的原因，无法再继续叙述原先设想中的《后传》的内容了。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孙犁在《铁木前传》中虽然表示了对于“改造”的希冀与期待，事实上又因为重新面对“欲望”的强大而犹疑再三。这在小说中最为突出地体现在钻井工地上发生的一段对话，当时四儿、九儿、锅灶看到沙岗上出现了六儿、黎大傻夫妇、小满儿玩鹰的身影，这与他们正在进行的谈话及工作“非常不相称”：

“老四，你的理论高，你给我解释，我们在这里受累受冷地工作，你的老弟在那里带着女人玩耍。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是我们走对了哩，还是他们走对了？”锅灶冲着井底喊叫着。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个人生观的问题。”从井里冒出四儿的声音，“你羡慕他们的生活吗？”

“有时候觉得他们讨厌，有时候，也有点羡慕。”锅灶说。

“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他们走对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们。”四儿说，“他们这样生活，有时候，自己也会感到羞耻的，不然，为什么望见我们就躲开了呢？”

“可是，还有一个老问题，他为什么一直不能改变过来呢？”锅灶说。

“这两天，我又把这个问题想了一下，”四儿说，“只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去改造人，是不容易收到效果的。人怎样才能觉悟呢?学习是重要的，个人经历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影响。我有这样一个比方，六儿的心，就像我们正在改造的旱地。我们工作得好，可以在这块地上开发出水泉，使它有收成，甚至变成丰产地；可是，四外的黄风流沙，也还可以把它封闭，把它埋没，使它永远荒废，寸草不长。我们要在社会上，加强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扩大水浇地，缩小旱地；开发水源，一直到消灭风沙。”*孙犁：《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58页。

毫无疑问，在这里，蔡翔所称的那个“辩论”的叙事方式，重新又出现了，它正代表着这个“改造”话题的艰难与歧义。冯健男在《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一文中，曾称小满儿性格的“矛盾”与“沉痛”，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并满怀热望地发出呼吁：“要治好她的创伤呵”，“要耐心地教育她、改造她，要把她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青春力量引上正路呵！”*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42页。——其实，这可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改造”的故事，也幸逢了当年那个难得的“百花时代”，由此，《铁木前传》中出现了原先通常较难叙述的“爱情”话题。随着九儿、六儿、小满儿等的成长，依托于劳动之美的讲述，原先的友情(爱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九儿坐在那里，望着空漠的沙岗出神……”*孙犁：《铁木前传》，孙犁著、谢大光编：《铁木前传》，第57页。同时，文中鸟儿遇到一阵风，竟各自飞散，和鱼儿到了夏天河水涨满，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前程如何的比拟，正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或者因为地位，或者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的比喻。一个由童年的回忆引起的铁木二匠因“阶级分化”而交绝的故事，终于被讲成了一个青春“成长”的故事，这正是“解放”的另一种别名。然而，这个爱情的故事却并非只限于叙述自身，特别是因为那个“复杂到难以分辨她究竟是无耻还是无邪的程度”的小满儿的形象。她美丽、热烈、大胆、伶俐、狡黠、尖刻，又充满了想象、生命力和内心矛盾，着实让人感到难以捉摸。*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39页。——这个人物不仅涉及到“欲望”，而表现为“个人主义”的行止，更由于她强烈的内心激情与绝不驯服的聪明多变，已经有论者尝试将其指认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了：“尤其是那个小满儿的形象，在小说中更是倔强地表露着自己完全独立的意识，有时甚至完全是站在作者意识的对立面在讲话，以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意识最终也未能表明自己对小满儿的单一确定的态度，更未能以作者意识收拢小满儿的意识。”*郝雨：《〈铁木前传〉的复调结构特征》，《告别世纪——文学：新的审视与探寻》，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153页。

一个独立的“主体”，如果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的话，它显然与“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人的“改造”话题在当年的语境下，颇难相容，这不免造成了小说叙述的困难。所以，冯健男的文章指出，九儿和六儿这两个人的关系，即那个“爱情”的话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阶级分化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它不完全是由于这个”，“也不完全是为了表现这个，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为了表现这个”。冯文如此艰难地处理这个看起来似乎纠缠不清的话题，正是因为认为必须认真地谈谈小满儿这个人物形象。*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38页。这就意味着“爱情”的叙述，当年是与欲望、劳动、主体等的叙述纠结在一起的。恰恰是沿着这种逻辑，“童年”的欢乐与“青春的火力”在小说末尾的第二十节获得了连续性。风雨冲击与逆流礁石的阻碍则意味着“改造”的困难。不过，作家孙犁总体上仍然是肯定这种艰难的“解放”实践的*如何理解同时期真正的“现实主义”，参见李云雷：《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青春正在满怀信心，负载着千斤重量奔赴万里途程，它们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而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

三、结　语

关于《铁木前传》到底讲述了些什么，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迄今为止，论者所持的见解多有差异，除了冯健男认为此篇小说体现着“阶级分化、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主题和落后群众可以改造的主题”*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43页。，即所谓的“两主题”说*滕云：《〈铁木前传〉新评》，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50页。原载《新港》1979年第9期。以外，其他的主要还有：“生活的美”，*《关于〈铁木前传〉与孙犁，韩映山的通信》中，阎纲1979年9月24日致孙犁信。阎纲：《阎纲短评集》，第51页。“‘复调结构’小说”，*郝雨：《告别世纪——文学：新的审视与探寻》，第152页。“农民内在情感生活的图景”，*滕云：《〈铁木前传〉新评》，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50页。“‘友情’即‘人性’”，*邱胜威：《悲歌友情的失落 渴求人性的复归——〈铁木前传〉主题新探》，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60页，第462页。原载于《武汉师院汉口分部校刊》1981年第2期。“个性解放”及“人生缺憾的反思”，*吴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文本再解读》，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第86页，第93页。“现代汉语的诗性”，*黄万华：《黑色苍穹中的星光——孙犁〈铁木前传〉再解读》，《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等等。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它的主题是难以被简单化约的。本文以为，作家是在寻找一种热情、理性、而又执着的内在力量，这是一个“成长”或者说“改造”的寓言。孙犁将人和人的关系在新时代发生变化的故事，叙述成“阶级分化”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故事，正是其依赖当时的合作化小说中逐渐明确的叙事“形式”的表现，由此，这样的叙述才可能被当时舆论一律的主流话语所辨识。但是，这是一次艰难的叙述，因为它一开始就将话题从“童年时代的希望和欢乐”——一种时间模式，正是“新”与“旧”的隐喻——转向了生命的“欲望”，也就是所谓“生活的美”。然而当年“欲望”的故事是无法被允许讲述的，同时似乎它也难以被清晰地命名。几番困惑，作者将这个欲望的叙事巧妙地再一次转化为了“劳动之美”的叙述。结果，“劳动”与创造，为小说种种复杂的意识提供了一个彼此冲撞的场域，正是它引出了后述所谓“前进道路”上的斗争(即“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改造”的话题。一个纵向的“过去的回忆”故事，在此就变成了一个横向的政治叙事。在这个劳动作为场域的叙事里，黎老东、六儿、小满儿等的“欲望”，被以“个人主义”的标识在注视，并对他们提出了“治疗”和“改造”的期待，这正是当年对于“革命”观念的信赖。但是麻烦的是，这些被指认为应该受到改造者的声音，却几乎无法被轻易驯服。——其实，它正标示着作为内核的“欲望”之难以被彻底地规训的事实。这些完全独立的、与作者叙述并列的声音，这些以“欲望”和“个人主义”全面捆绑为特征的桀骜不驯的声音，正是隐隐约约等待着被辨识的混沌“主体”。*已经有论者注意到了小满儿等形象作为独立“主体”的可能问题。参见郝雨：《〈铁木前传〉的复调结构特征》，《告别世纪——文学：新的审视与探寻》，第152-153页。至此，“斗争”和“改造”的话题已经变得很难顺畅地叙述下去了。浪漫主义的诗情，就是这样真切地表达出了现实主义的图景。*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47页。这也是社会主义“新人”想象的困境之一：九儿、四儿的形象被认为“火色不足”，“比较平面，缺乏浮雕性”，从而不足以与小满儿、六儿的形象和性格相抗衡。*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第448页。但是作者仍然对建立在劳动之美上的“改造”与“昂奋前进”，抱有相当的信任与期待，这差不多是一个德勒兹、迦塔利意义上的绝境。因此，小说其实简而言之是讲述了一个在欲望、劳动、改造等纠结中的青春成长的故事，同时，它也是讲述“政治”想象的一种方式。——这正是“解放”的另一种别名。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Prequel to the Blacksmith and the Carpenter (1956):The “Power” of Life, Transformation and Love

WANG Zai-x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8, China)

Because of the special context of the 1950s,APrequeltotheBlacksmithandtheCarpenterhas, with respect to its theme, undergone a covert process of constant discourse pursuit in the disguise of the “form”. Therefore, in the mod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roads”, the theme of the book is manifest in the evolution from the depiction of laborers’ cherishing the ideal of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through the “reminiscence” or “the life beauty” of happiness and illusion at childhood to the beauty of “labor” to ultimately the “power” of life—a desire that can not be formalized at that time. However, in corresponde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desire is heeded in the name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novel, which is a common approach to novels of collectivization at that time. Such an implicit and complex theme has brought to light the content of real “realism” in the 1950s-70s—“transformation” and “lov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novel is about a story of the youth growth in the tangle of desire, labor and transformation, and meanwhile it is also a way of recounting the then“political imagination”.

the 1950s;APrequeltotheBlacksmithandtheCarpenter; realism; transformation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想象、叙述与困境(1949-1966)”(编号：13YBA263)，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941-1966年农民文学的历史化研究”(编号：14A115)

2016-04-03

王再兴(1968-)，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6)-07-0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