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张立群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动态的方式展现文学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地看，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主题的变迁与年代史的视野、国家想象与理想追求、“意象丛”的生成以及心态的呼应与精神史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当代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为当代新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丰富其阐释空间。

国家主题；当代新诗。

结合研究实际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流程意义上的“当代新诗”(即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已获得了相应的历史沉积，一定数量的当代新诗史写作和为数众多的当代文学史书写已描绘出其基本的发展图景。然而，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自然增长直至寻求突破的客观角度，还是就研究者个体言说、整体把握的主观层面来说，当代新诗的发展与沉积始终和研究的发现与更新相伴相生，而每一次际遇必将孕育出新的学术生长点。

受主题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启发，本文所言的“国家主题”主要指“国家”这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家手中的处理，据以了解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意图’(intention)”*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第26页。。与一般文学作品主题研究不同的是，“国家主题”不仅包括与“国家”相关的题材、主题(此时主题的含义指单个作品)、母题、意象、情节、人物等，还包括与此相关的隐喻、想象以及蕴含其中的创作意图和文人心态。“国家主题”具有时代、政治、文化以及地理等方面的特性，上述特性使其只能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得到相应的解读。

当代新诗发展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跨度，其内容极为丰富与驳杂，仅通过一篇文章的论述无法对其国家主题书写做出详细的描述。这里仅想就“国家主题”阐释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加以评述，进而期待在揭示“当代”、“新诗”与“国家”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同时，为当代新诗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丰富其阐释空间。

一、主题的变迁与年代史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题的变迁与年代史的视野”首先是由当代新诗的客观历史决定的。自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今，当代新诗六十余年的历史决定了其“国家主题”的言说存有相应的历史跨度及阶段性划分的可能，而国家主题自身的连续性、可变性以及比较视野也期待如此。在此前提下，采用“十年为一代”的年代史考察方式，虽然会使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同“70后”、“80后”的代际划分一样无法完全科学、准确，但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始终有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主题出现，始终有相关的写作或渴望与时代对话、或受到时代的制约而持续进行，面对当代新诗历史跨度的客观实际及以往研究中的约定俗成，总体上“十年一代”的年代史考察可以获得相应的确立理由。

如果将社会时事政治、重大主题视为当代新诗“国家主题”的文化背景，那么，在年代史的视野考察下，1950年代新诗国家主题的主要构成就在于“时间开始了”之后的“放声歌唱”和“投入火热的生活”，以及“新民歌运动”时代的“开一代诗风”及意象模式的生成；196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则主要在于“政治抒情诗”的国家书写与“文革”时代的“超级写作”。上述两个时代由于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的原因，可以通过“颂歌”、“战歌”的交替进行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法的配合而呈现出“一体化”*关于“一体化”的提法，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8页。的特征，但“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双百方针”、“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依然会使50、6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有所不同。通过考察这些不同，不难看出在特定的视角下，不仅“十七年”、“一体化”这些特定的提法会获得新的研究进路，而且，这一研究进路还会使两者在区别中呈现出对立展开的态势，从而抵达国家主题所期待的动态演进的、非孤立、平行比较的论域。

197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文革”很容易使人留意1976、1978这样特定的年份。但若着眼于“地下写作”诗歌，则会发现197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并非如想象中那样简单、苍白。实际上，70年代新诗正是以这种特殊的表达实现了与80年代诗歌的“潜在对话”：80年代的“朦胧诗”运动虽波澜壮阔，引领其后的先锋诗潮，但拨开浓重的历史尘雾，它的源头活水却在70年代甚至更早，它的具体思维与表述方式充分表达了国家主题在时代变动中的继承与超越——为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在反思、忧患中寄寓主体想象的“朦胧诗”及其在80年代中期转向民族、历史的文化隐喻，还应看到同时期以李瑛、雷抒雁、韩作荣、叶文福等为代表的“新时期的政治抒怀”，以及以昌耀、周涛等为代表的“西部诗歌”*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新时期的政治抒怀”和“西部诗歌”两章由笔者撰写。。及至80年代后期的“第三代诗歌”浪潮的兴起，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已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新的特点：它是时代的、文化的；是现实的、物质的、写实的；同时又是生活的、个人的。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书写丰富着同时也在分裂着国家主题曾经单一的、集体的想象，而90年代新诗正是在延续这一趋势的过程中展开了自己的写作路向。

结合王瑾在《“国家”三议》一文中的看法，即90年代之后有关“国家”话题的探讨，很容易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眼中的“狭隘的学术意识”*王瑾：《“国家”三议》，《读书》2000年4期。，然而，“跨国主义”、“全球化”之类的话题恰恰在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这里发现了理论的“盲点”。即使仅就文学而言，自90年代兴起的“后学”理论、文化研究等也充分注意到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的汉语形象问题。在此过程中，当代新诗在诗人、学者那里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新诗有无传统”、“翻译体与口语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派写作之间的论争”、“诗歌道德伦理”问题，显然都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这一复杂的命题关系密切。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如何保持汉语写作的地位、身份，进而同世界文学展开平等的对话，既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最重要的“语境”之一，同时，也是其书写国家主题时最具时代性和个性特征的方面之一。

世纪初新诗的国家主题主要集中于“底层书写”和“重大关怀”之上。诗歌层面的底层书写，就其直接的资源而言，可以追溯至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打工浪潮的兴起、“民生关怀”等社会问题。从“底层书写”、“打工诗歌”在世纪初几年间迅速成为文学期刊和理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象以及当下的评价体制可知：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引导，“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不胫而走便具有了相应的合理性。与此相应地，“重”“大”关怀的出现自然与诗歌的审美特质、艺术性以及写作意义上的道德伦理紧密相连。作为一种主题指向，“重”“大”是世纪初新诗国家主题呈现过程中最为显著的部分，而其充分显示诗歌社会文化属性的特质也由此涉及诗歌写作过程中若干本质性问题。

通过当代新诗国家主题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年代史考察方式与国家主题变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随着当代社会历史各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并在揭示时代文化特征的同时形成自身的特点，这其中涵盖的不同年代的划分本身就隐含着社会时事政治、重大主题是其内在依据的过程。年代史的考察可以为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客观设定一种具体的、发展的、变化的时空状态，然后又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同时形成立体的、平行的写作图景，而主题学研究的要义之一是“有助于揭示社会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之“主题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6页。也正在于此。

二、国家的想象与诗歌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国家主题的理想、价值层面，始终和20世纪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浸润着鲜明的政治伦理意识。“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的神话，成为百年新诗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与现代国家观念的兴起和由此走上国家现代化追求之路密切相关。随着19世纪40年代传统东方大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进入近代社会阶段，现代国家观念就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对比和知识分子的启蒙下逐渐兴起；现代文学的语言、形式均发生相对于古代的变化并寄托着思想启蒙、文化救亡的功用意识，也显然基于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现代中国”提供的理想、信念及使命反映在“国家主题”上，自然可以激发无限的想象——她强烈、深刻、真挚、无私，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召力和历史宿命感；她可以反复书写，无论语词多么简单、朴素乃至平庸；她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的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提法，本文主要参考了〔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并因其强烈的民族情怀呼应了晚清以来的爱国主义浪潮。

由国家想象包含的理想价值追求，看待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探寻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从未停止过。当代新诗的国家想象会在国家公共话语空间集中的年份生长强有力的羽翼，进而左右一个时代的诗风；会在社会公共话题弱化的年份内敛为诗歌的文化背景，但其业已凝聚为本质、核心的部分从未停止对诗人写作的呼唤，直至焕发新一轮的中国想象。从郭沫若、何其芳、胡风、彭燕郊、袁水拍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献上的《新华颂》《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时间开始了》《最初的新中国的旗》《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等诗作，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感受“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新的国家出现在东方！”的豪情壮志，还可以听到向未来发出的真诚呼唤：“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由此考察50年代新诗的国家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政治体制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的确立，使憧憬理想与未来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国家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形象的呼唤与感召下，表现国家主题的诗歌数量大面积激增，“国家想象”也随即成为诗歌创作思想的前提条件，并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具体国家大事结合的过程中，萌生新的写作契机。至1958年在大跃进时期开展的波及全国范围的“新民歌运动”，当代新诗写作已在配合当时独立、自主、“跃进”之政治目标的过程中成为一场群众运动。此时诗歌的国家主题既充满了幻想时代的激情，又凸显了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色彩并逐步具有了创作方法的规定性。

“新民歌运动”虽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在浪漫、夸张中造就了一种国家的“乌托邦想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诗质完全泛化、透明后的失真，惟余空洞的想象与说教。尽管，在新民歌呈现诗意想象的同时，“诗人们”写作的心灵是真实的，但其过度的想象、无所保留的激情却必然会引发关于政治与诗歌之间关系的辩证反思，而那种创作过程中的心灵真实也必将面对理性的评判。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在6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自然环境等主客观原因逐渐冷静下来，这一堪称“主题”意义上的转变表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诗歌国家想象的真实程度并对后者起到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代新诗的国家想象很快从反思的氛围中摆脱出来，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走进当下的现实生活：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中国，怎样面对挑战？》；龙彼德的《祖国，你应该富》和刘文玉的《中国，今天的农村》等，均以“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的姿态呈现出新时期诗歌新的想象方式及其抒情体系。“从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比较中，我发现‘祖国’是一面具有最大号召力的气质；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我把‘祖国’当作我的抒情基点和抒情归宿，以‘祖国’构成我的、有别于他人的抒情体系。”*龙彼德：《与鹰对视》之“呵，祖国”辑“概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页。及至杨炼、江河将诗歌题材从社会转向厚重的历史、文化史诗，我们又会体味到诗意想象范围的增大、纵深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化倾向……当代新诗中的“国家主题”有多少想象方式，就有多少认知方式，这理应成为诗人和诗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相应地持续下去。

结合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国家想象”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对当代新诗的观念层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新诗负载的“国家想象”，既体现了热爱祖国、关心现实、憧憬未来等关乎道德的精神力量，同时，也因符合当代新诗的生存语境而成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当代新诗表现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从未因意识形态功能的相对弱化和片面追求诗艺的审美而遗失，它只是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下浮现，且不排除那种若无其事甚至隐晦曲折的表达。国家想象见证着集体文化心理与诗歌融合过程中言说的合理性及其必然存在的有限性。至于如何处理想象、抒情与诗艺之间的辩证关系，必将是一个关乎诗歌史的问题。

三、“意象丛”的生成及其诗意指向

意象，是诗歌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主题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概念。意象在结构上由内外两个层面构成，内层的“意”，是诗人理性与感情的复合；外层的“象”，是一种具体物象的呈现，两者内外相合、缺一不可。而按照《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中的解释，即“比较文学中的意象主要是应用在主题学研究中，是具有某种特殊文化意蕴、文学意味的物象。它存在多种层次，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存在，也可以是一种动植物，还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等等”*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之“意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1页。。人们则可以进一步确证“意象”在诗歌研究与主题学研究之间的“交叉关系”：“意象”是两者研究实践过程中的“共有部分”；主题学视野下的意象研究虽不能脱离具体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笔下相同意象的关注，从而以发展演变和观念留存的方式，呈现出主题史的效果。

值得指出的是，主题学视野中的意象除了反复出现、形成历史化序列，为诗歌作品定下某种基调外，就意象本身而言，只有当此意象与作品主题发生紧密关系时，才可以成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诗歌的意象研究不宜完全照搬西方意象派诗歌理论，当代新诗的历史进程及其使命感决定了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成为其创作主流。国家意象在具体解读时自然不能望文生义，但由于当代新诗具体呈现时的主客观原因，也很难完全做到象与意合、意贯象中，因而，它既是一个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纵观当代新诗的历史，国家主题之“意象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予以划分。其中，外部划分主要取自国家意象之“象”及其衍生物、借代物。此处限于篇幅，主要列举三种。

(一)“祖国”、“中国”与“国家”。顾名思义，最符合“国家意象”称谓的当然是“国家”，但从诗歌的角度看待“国家”，这个中性的、带有泛指倾向的词却不易激发诗歌灵感，因此在当代新诗中也并不多见。与之相比，“祖国”、“中国”却是频繁出现的意象。“祖国”由于涵盖地域、文化、历史、民族等范畴，常常在使用时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尽管，对于当代乃至20世纪的中国来说，“祖国”、“中国”以及“国家”在广义的角度上看并无区别，但“祖国”仍然是三个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伟大的祖国”、“祖国母亲”等常常出现的短语或句子以及众多以“祖国”为题的诗作，不仅属于现代汉语诗歌，即使从英文“motherland”、“fatherland”等译法来看，她也极易在强调领属关系的同时，和抒情主体之间萌生一种亲缘关系，因而她成为抒情主体偏爱的客观指向物绝非偶然。对比“祖国”，“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国家概念，她在含有祖国概念范畴的同时偏重于主权和领土，并由此在此类国家意象中介于“祖国”和“国家”之间。

(二)“土地”及“方位”和特定的指示物。着眼于国家概念的空间层面即地理界限、领土归属，“土地”显然可以成为国家意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如此，由于“土地”不像“祖国”、“中国”、“国家”那样直观，所以，以“土地”呈现国家意象往往更能自由、广阔、艺术地揭示主题、引发情思：书写土地上的苦难，抗击外敌的入侵、捍卫领土的完整，“我爱这土地”及寄情山水，去国之痛与返还的渴望……不仅如此，“土地”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还常常通过“方位”和特定的指示物担当国家意象。从50年代邵燕祥的《从边疆到北京》、纳·赛音朝克图的《天安门》到60年代闻捷的《长江万里》；从80年代江河的《纪念碑》到新世纪初李松涛的长诗《黄之河》，等等，那些或是指示方位，或是以特定称谓、专有名词指代中国、象征祖国的具象，都会在某一特定语境下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并使国家意象由此变得繁复、多义。

(三)“旗”。“旗”是一种标识，可包括国旗、军旗、党旗。现代汉语中的“旗”由于修饰语和比喻义的原因，可以以标识指代军队及占取。进入当代之后，红旗特别是五星红旗因为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因此可常常作为国家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50年代、60年代光明和理想以及进步力量的化身，是90年代怀旧的理想及记忆，并不断以共同的经验滋生新一轮的诗歌想象。

从内部划分的角度上说，“国家意象”主要是创作主体观照相关物象的结果。毫无疑问，“国家意象”的潮流涌动是时代主题投影的结果，她可以激发并强化文学创作的“从众心理”，进而在回应国家主题的同时建构新的国家意象。国家意象与创作主体的心态、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可以生成意象史与主题史、意象史与创作心态史等新的研究课题。“国家意象”的内部划分涉及如何将表现对象转化为文字的问题，它是“意”的问题，也是观念的问题。

从意象的内外划分，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其主题内容。纵观当代新诗的历史，从属于国家主题层面的意象主要包括如下五个主要方面：(一)去国怀乡。通过艾青在出访俄罗斯时写下的《我想念我的祖国》(1950)，未央在朝鲜战场上写下的《祖国，我回来了》(1953)；还有李瑛在《回到祖国》(1979)中对比出国前后的变化，理解“和平的价值和民族的尊严”，感怀“建设中日夜繁忙的祖国”……当代新诗中的“去国怀乡”是一种思念，同时也是一种依恋，而从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看，“去国怀乡”特别是50至70年代的同类作品，也并不是情感低回、格调感伤，相反，诗人在书写这类作品时常常通过特定的物象及叙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期待。(二)保家卫国与和平的最强音。保家卫国无法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但无论怎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救亡独立、争取和平都是其文字背后的“深意”。及至当代，国际社会形势的判断、意识形态的认识和诸如抗美援朝战争等社会现实，又为保家卫国、获得和平提供了新的写作题材：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发出“不许战争！”的“最强音”；蔡庆生的《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1953)是来自朝鲜前线的诗；李瑛的《给我的祖国》(1957)为了理想和明天而说出“保卫她”；而他的《初到哨所》(1960)、《我们的哨所》(1960)又因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和战士的使命、责任乃至军旅题材的要求和“保卫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三)礼赞祖国与美哉中华。无论是礼赞祖国还是美哉中华都源自对于祖国的爱，但两者的层次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仅就字面而言，礼赞、歌颂祖国很容易让人想到50年代、60年代的“颂歌浪潮”：歌颂新生的祖国、歌颂新生活、歌颂党和领袖……“颂歌”是一体化时代共同的呼声，反映了社会赋予诗歌的公共意识。透过郭沫若的《新华颂》(1949)、萧三的《祖国十年颂》(1959)、张志民的《祖国颂》(1959)……人们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基调和重大主题在诗歌创作上的投影。与之相对应的，礼赞祖国与美哉中华还有热爱祖国山水自然、历史文化的一面。在郁葱、张学梦合著的诗集《祖国诗篇》(2009)中，有大量题为《祖国·黄河》《祖国·呼伦湖》《祖国·北方的三月》《祖国·西部》的诗。尽管延续古代山水田园诗歌传统，今人书写同样的意象也可以归结至“国家”层面之上，但显然，惟有明确指向的、类似上述题目的诗才能成为祖国诗篇，这是因为它们有“祖国”的反复出现，能够名副其实地承载国家意象。(四)对祖国未来的呼唤与中国形象的建构。诗人邵燕祥曾在不同时代分别写下《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1954)、《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1978)。两首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国家主题与国家想象：它们都立足于现实，以建设性实践为手段，最后抵达憧憬未来的主题。应当说，所谓“呼唤”其实是一种“想象”，一种理想追求，能够在持续强化的过程中产生乌托邦情结。作为一种伴生物，“呼唤”和“想象”还包含着一种形象的建构。这种指涉未来的写作曾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达到极致，但作为一种梦想，它在现代诗歌的历史化进程中从未停止过。(五)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指向中华文明史的，它以回溯的方式书写了英雄人物、文化遗迹的表象，进而凸显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品格。这种倾向与现代诗歌的诞生同步而行，只不过，由于其后的历史更多为启蒙和救亡的主题所占据，故此，其再次出现已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文化中国”是历史记忆的当代留存，它的出现加深了国家意象的文化纵深感。

除上述几种之外，当代新诗的国家意象还会因为观念、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特有的个性，此处不再一一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上述意象具有的象征功能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具体行文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进而形成多重象征的体系。当然，在不同时期，上述几种象征由于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出现的频率也略有不同，这一特点在实际上表明国家意象同样有历时性变迁的特点。

四、心态的呼应与精神史

应当说，在讲述当代新诗国家主题的理想追求、“意象丛”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就已触及到诗人心态的问题。按照库尔提乌斯的看法，即“主题就是个人对世界独特的态度。一个诗人心目中主题的范围就是一份目录表，这份目录表说明了他对自己生活的特定环境的典型反应。主题属于主观的范围，是一个心理学的常量，是诗人天生就有的”*〔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2—123页。。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主题”，将其作为创作主体主观态度的一种指向，自有其相应的合理性。由此看待“国家”这一“主题”，她所包含的特殊的“共同体”和“同时性经验”*〔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40页。原文为：“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让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这段话基本适用于本文所言的诗歌的“国家主题”。，会由于其特有的向心力、凝聚力而吸引诗人的目光：爱国心、自豪感以及潜在的关切之情，渴望国家进步、繁荣、向上等等，都会最终由心态转化为文字。这里有政治的焦虑、文化的焦虑，同时，也从不排除生存的焦虑，而缓释焦虑最终落脚于诗篇，即为一首首具有国家主题的诗及一种主题史的生成。

当然，鉴于当代中国历史的跨度及复杂性，当代新诗的诗人心态也会因此而错综复杂：“诗人心态”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心理现象往往需要结合具体作品、诗人的生平及传记和卓有见地的研究才能得到全面、合理的解读；“心态”随着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心灵的回应不断发生变化，从来都是特定的、可变的、不稳定的，这使得那些主题相同或接近的作品在充分反映时代心理的同时，凝聚着诗人的人格史和心灵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学同时也是精神史”*〔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140页。的说法，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主题学研究可以打破文学史研究长期坚守的“各抱一段”的惯常模式，“改变了一些研究对象在总体格局中的价值品位”，且“尤其冲击力作家作品集锦式的文学史编写模式”*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反思》，《民族艺术》1998年3期。。同时，也对文本研究展开了多向度的开掘和意义的深度追问，而创作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也由此实现了别样的透析。

以郭小川为例，这位以“政治抒情诗”闻名且常常被视为“战士”的诗人无疑是50至70年代诗歌创作的一个典型。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材料特别是档案被发掘、整理出来后，“政治抒情诗”、“战士诗人”等称谓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出版于1956年的诗集《投入火热的斗争》、1957年的诗集《致青年公民》虽紧密配合时代精神和社会主题、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情怀，*郭小川：《投入火热的斗争》，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郭小川：《致青年公民》，作家出版社，1957年。在《〈投入火热的斗争〉后记》《〈致青年公民〉几点说明》中，可以看到郭小川对于“时代精神”、“时代情感”的追求，以及渴望服务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写作理想。关于这两篇文章，本文主要参考了《郭小川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然而，从写于这一时期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的创作情况来看，处于“反右斗争”期间的郭小川心态是耐人寻味的。*就文末标注的创作时间来看，三部长篇叙事诗均写于1957年。其中，《深深的山谷》写于1957年春节，首刊于《诗刊》1957年4期；《白雪的赞歌》写于1957年10—11月，1957年11月底—12月初改成，首刊于《诗刊》1957年12期；《一个和八个》，1957年5月初稿，1957年11—12月改写，诗人生前未发表，见《郭小川全集》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郭小川曾因为上述创作呈现出来的暧昧情绪和内心的摇摆而经历多次“诗的检讨”、“思想检查”，*关于这些“检讨”、“检查”，可参见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但从其后可以集中反映诗人心路历程的《望星空》(1959)等作品可知，郭小川的内心世界由于个体立场与外部生存环境的冲突而呈现出矛盾的状态，却自有其“合理性”：一面是渴望与社会时代同步、通过创作证明自己的进步性；一面是艺术良知、独立而又清醒的思想意识与外在环境压力、无法公开但又无休止的“检讨”之间的冲突、碰撞与灵魂挣扎。郭小川的心态成为50至70年代诗歌公共标准制约下一个复杂的个案。

与郭小川相比，昌耀的诗人心态可谓从50年代贯穿至世纪末。1955年夏，年仅19岁的昌耀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青海，既与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建设浪潮、“开发大西北”号召的外部原因有关，同时，又与其从创作伊始(1953)就以怀有“政治情结”、“怀有左派情感的理想主义者”*分别见昌耀：《昌耀的诗·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16页；昌耀：《一份“业务自传”》，《诗探索》1997年第1辑。自居的主观心理密切相关。若不是1957年因《林中试笛(二首)》成为“右派”，昌耀也许依旧会以浓郁的生活笔法，为时代献上“由衷的颂歌”，而不是过多地将此后的创作主题倾向于自然。但从“文革”结束后昌耀的创作道路可以看到：“复出”后的昌耀开始自觉追寻时代的主题。他在1981至1983年间以《划呀，划呀，父亲们！》《印象：龙羊峡水电站工程》《赞美：在新的风景线》等吟唱“建设者之歌”，重寻写作与时代的对话关系；在1984至1985年间又以《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旷原之野——西疆描述》《巨灵》等，搏击当时文坛盛行的“寻根潮”。如果将上述历程和昌耀“复出”后的创作连结起来，那么，新时期以来文学史上“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浪潮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浓重的投影，这一轨迹使昌耀诗歌在与国家主题对话过程中既有政治色彩，又充满文化关怀。然而，结合昌耀“诗所呈示的种种形态或性状必然关涉当代生活流向与社会心理背景”*昌耀：《以适度的沉默，以更大的耐心》，《诗刊》1988年5期。的说法，和创作《听候召唤：赶路》时的心理状态，80年代后期的昌耀已明显感受到时代、社会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变化，进而承受了写作的“变”与理想“不变”之间的冲撞与挣扎。至90年代，昌耀诗歌的生存体验越来越繁复、充满了痛感。“痛感”与“忧虑”自然与诗人的良知和一贯坚守的理想主义有关，然而，它显然又是现实和信念交战的结果。这使得昌耀的诗歌之痛成为了时代之痛，而其心灵史也就这样成为当代诗歌史上的一道精神暗河！

从心态的角度印证国家主题与诗人心灵史互动关系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写一部诗人心态史来证明这一研究结论。此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总之，通过以上四方面的论述，我们大致理清了当代新诗国家主题研究的若干重要进路。应当说，主题学方法的适当介入会在促新研究观念的同时也为新诗史研究提供某些新的研究视角，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作为主题学研究的一次实践，本身就包含着史料发掘、重述历史以及作品再解读的过程。至于由此拓展至自然、人物等主题研究，当代新诗研究无疑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当代新诗研究可以在国家主题研究实践的前提下不断融入其他研究方法、拓展其边界，并和当代新诗的现实、国计民生的文化语境紧密结合起来，而新的研究契机必将蕴含其中！

(责任编辑：毕光明)

National Themes in Contemporary New Poems

ZHANG Li-q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National themes” involve numerous aspects like literary themes, subject matters and images, and can dynamically displa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era as well a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national theme in contemporary new poems has its own uniqueness thanks to its link to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contacting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expression and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themes” in contemporary new poems in four aspects such as the changes of themes and the vision of history,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ideal pursuit, the formation of “image clust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ho of the mental state and the history of spirit. Such an approach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contemporary new poems and enriching the space of their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hemes; contemporary new poems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课题“现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编号2013M530328)

2016-05-07

张立群(1973-)，男，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人员。

I207.2

A

1674-5310(2016)-07-00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