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伟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8)

苏联因素对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

周凤伟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450048)

[摘要]在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中，苏联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从60年代末，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苏联实力上升，面对苏联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而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扩张形势，美国需要一种第三方力量抵制苏联；另一方面，美国陷入越战泥潭，急需脱身，于是试图与苏联做交易，在中国问题上寻求合作来换取苏联对北越施压以帮助美国“体面”结束越战，但苏联反应冷淡，美国受挫，于是加快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从中国一方来说，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重兵压境，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势，中国决定两霸之中争取一霸，缓和与美的关系。

[关键词]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遏制和孤立，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1950年的朝鲜战争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敌视，美国视中国为最好战的国家，中国视美国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双方互相排斥和对立，其隔绝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年。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双方却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缓和双边关系，从敌对走向缓和。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一变化？本文着重从第三方因素——苏联因素来分析中美关系改善的必然性。

一、变化了的美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冷战对抗为基本特征的两极世界体系。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苏联是唯一能与它相匹敌的军事大国，为了实施对苏的全球遏制政策、主导世界，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从经济和军事上支持、援助受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的所有国家，卷入全球可能产生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个角落。在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中，美国依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占据着上风，美攻苏守的实力对比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可见一斑。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卷入越战泥潭，这不仅在人力和物力上给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也给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同时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内外交困使美国谋求全球遏制苏联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苏联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利用自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使两国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到60年代末，苏联已经改变其劣势地位，在军事上与美国势均力敌，“而且在核武器某些指数上，如导弹投放吨位和战略布置的数量上优于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1962年美国拥有近200枚洲际导弹，苏联只有40枚，而到了1969年，根据尼克松政府的统计，苏联地面基地的洲际导弹已经达到1 190个，而美国只拥有1 054个，美国在全球已不再保持核垄断，甚至明显的优势了。”[1](P170)同时，苏联凭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加紧在全球扩张，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和全球霸权。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的安全和它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已经日益受到苏联军事实力和扩张的威胁，1967年美国驻印尼大使对当时正在亚洲旅行的尼克松提出，如果美国要在亚洲对付苏联势力的扩张，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在北京。

二、美国试图与苏联做交易

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导致全国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公众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了他的政治前途，也考虑尽早从越南“脱身”。因为，如果战争延续到1972年，那么尼克松连任便成为泡影。但是，尼克松政府想“体面”地结束战争。为了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尼克松希望与苏关系“缓和”，使苏联对北越施压。

1968年11月，刚刚当选的尼克松总统派其外交政策顾问前众议员罗伯特·艾尔沃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试探：莫斯科能否帮助美国从越南撤军；如果苏联愿意帮助美国从越南撤军，莫斯科期望有什么回报。但是，苏联对此试探没有回应。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曾想对中国采取“突发性行动”，对当时中国还十分有限的核能力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珍宝岛冲突3天后，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将中国描绘成全球的核威胁，在美国亚洲新战略的关岛讲话中指责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为了能促成与苏联签订有关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尼克松强调中国的核武器对两个超级大国可能造成的危险，以防止中国加入核俱乐部。苏联领导人开始明白，尼克松想要莫斯科向越南施压，停止向越南提供军火，以促使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但苏联领导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影响越南，更怀疑是否应该为美国的利益去影响胡志明。”[1](P198)苏联只想得到美国在华政策上的合作态度，并不想帮助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1969年6月底，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送交尼克松一份备忘录，基辛格认为，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苏联人越来越被“中国麻烦”所困扰。如果苏联人在对付中国人时试图得到我们的中立甚至合作的话，这已经达到了对我们有利的程度。尼克松对此颇为高兴，在退回基辛格的文件边页上写到“这正是我们的目标”。[2](P62)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如果苏联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撤退，而且在武器限制、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那么苏联进攻中国时，美国可以保持中立和与苏合作。尼克松在私下同国防部长拉德的谈话中也表现了他的这一乐观看法：如果苏联人停止向河内提供军火，越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北越将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越南和平的代价是允许苏联人打击中国人的核设备的话，这个交易可以考虑。[2](P62)“尼克松以总统的名义，要求军界、情报系统在绝密方式下研究美国如何可以发动一次对中国的核打击。”[1](P202)同时，基辛格在7月14日给罗杰斯·拉德和中情局理查·赫尔姆斯的一份备忘录中写到，“总统已经指示，准备一份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核打击的研究，包括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后果，以及可能打击的中国的目标系统和美国攻击这些目标的能力，包括美国作战计划，指挥和控制系统和程序”。[2](P65)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试图缓和美苏关系，一致打击中国，以换取苏联对北越施压，但苏联领导人并不十分热心，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越南问题上是否要帮美国出现很大分歧，迟迟不答复美国。尼克松决定刺激一下莫斯科，便指示基辛格安排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物申请去中国的签证，然后对此在媒体上大肆宣传，暗示苏联美国有可能与中国接触。但是，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还是没有回应。于是，尼克松决定做进一步的试探。在苏联军队正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可能准备入侵中国时，他指示国务院逐渐放宽美国对中国在贸易和旅游方面的限制。然后，在7月，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著名的“尼克松主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以解决共党国家与非共国家之间的冲突，强调美国将放弃朝鲜战争以来视中国为敌对的侵略国家，和以军队围堵中国的做法”。[3](P172)8月，美国情报显示，莫斯科正说服其东欧盟国支持其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美国的态度似乎对苏联来说无关紧要，不管华盛顿是否参与或是默许，莫斯科都有可能像进攻捷克一样进攻中国，而且苏联也不会帮助美国从越南撤军。8月中旬，中苏边境冲突进一步升级。苏联空军在蒙古的新基地开始使用，起降频率明显增加。尼克松和基辛格怀疑苏联是否已决定单干，而且，苏联事后会不会说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或支持。此外，“如果苏联成功推翻了毛泽东，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就会空前巩固；中国可能听命于莫斯科，中国的港口也会被用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关于苏联控制太平洋的梦想也许会成为现实，而这对美国将是灾难性的。”[1](P204)于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纪要来重建内部记录，试图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苏联进攻中国。[2](P66)虽然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否认曾经考虑过与苏联合作，默许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但是国防部长拉德和基辛格的主要助手都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早期确实有过此种政策考虑，只是到了8月中旬才开始转变看法。[2](P66)尽管尼克松意识到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搪塞他，他仍没有放弃对苏联抱有希望。9月初，北越领袖胡志明逝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去河内参加葬礼。尼克松担心中苏领导人会面并缓和彼此分歧，导致对美不利，便指示中情局搜集情报。结果发现，柯西金回国途中飞向北京，与周恩来会谈4个多小时。这使华盛顿大为紧张，尼克松以中国引诱苏联施压越南的打算落空了。随后，中苏政府首脑又进行会晤和重开边界谈判，这给美国造成很大的压力，于是尼克松政府加快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对苏联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走到一起，一直到50年代中期，两国之间虽存在分歧和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友善的。而中国也是背靠苏联，依托中苏同盟，同遏制它的美国进行反封锁和反遏制斗争。但从50年代末，中苏在一些问题上逐渐发生冲突。先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接着在随后几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益扩大，两党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应该采取何种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理关系上应当遵循哪些原则都存在严重分歧，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发生对立。两党之间的政治论争很快发展到国家关系方面，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逐渐在中苏边境增加军事力量，并在边境民族地区制造分裂事端。1962年5月，苏联使馆策划中国新疆伊犁的暴乱，苏联还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共同对中国实行核封锁，并撕毁国防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图纸。在预感中国研制原子弹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时，苏联和美英两国在1963年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些严重的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国政府越来越感到苏联对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提出“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而与苏联的威胁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要简单的多，主要是它卷入越南战争对中国南部造成的威胁。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大量增兵，两国的对抗开始升级。1966年6月后，中苏边境局势更加紧张。1968年初，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绮丽沁岛地区发生流血事件，这是中苏边境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1968年8月21日苏联出兵捷克，后来又提出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著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使中共着实感到苏联对中国像对捷克一样存在武装侵略的危险。据中国公布的数据，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 189起。[3](P292)即使数字有所夸张，但问题严重性足以可见。

1969年3月6日，中苏在珍宝岛边境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关系陷入全面紧张状态，加大了中国对苏联大举入侵的担忧，也促使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四大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被要求分析国际形势，并先后在3月18日、28日，7月11日和9月17日提出四份报告。报告指出：“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他们互相之间。”美苏“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实现的利害矛盾还是在他们之间。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因此，“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苏都把欧洲当作战略重点，但是，“美帝……把中国看成‘潜在的威胁’”，而“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的敌人，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根据中、美、苏三方斗争的态势，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这个可以参考。”毛泽东让几位老帅几次研究国际形势的问题，表明他看到了一种新的见解，希望中国在美、苏的战略格局中有所突破，摆脱腹背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

1969年9月，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指令，制造发动突袭的气氛。此外，中苏边界冲突扩大到其他地区，长达7 300公里的中苏边境出现了全面的紧张局势。在外交上，苏联先后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企图拉拢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并在国际上扬言袭击中国的核设施，西方报纸也盛传关于苏联袭击中国基地的消息。面对苏联威胁的巨大压力，中国领导人号召全民积极备战，广泛修建防空防核地下工事，坚决抵制一切外来侵略。

1969年10月，中苏开始正式的关于两国边界的谈判，但苏联在中苏边境对中国仍然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缓解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必须依靠另一个战略方向上的努力。同时，美国打算从越南撤军，收缩亚洲势力，中国南部的威胁正在减小。这使中共越来越感到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于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对对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把制止苏联的大规模武装入侵作为战略防御的中心任务，战略重点从向南防御转向向北防御。

四、中美关系解冻

面对美国在越南的困境和希望收缩其在亚洲的力量的意愿，尼克松或多或少的想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中苏急剧升级的紧张局势，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迅速凸显，尼克松和基辛格积极寻求和中国开展直接的对话和接触，提议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并做出缓和对华关系的举措。收到美国的和解信号，中国也采取积极的方式回应，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上开始跳起“双人小舞步”。由于两国多年的敌对和隔绝，双方对对方的真实意图难免存在怀疑和保留，但是缓和的脚步仍然进行着。从1970年1月，双方重开华沙会谈，恢复了外交的接触，双方都表明了愿意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3月，美国中情局在柬浦寨策动郎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合法政权。4月29日，美国又公然出兵柬埔寨。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中国激烈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浪潮，这使中美两国之间的华沙接触暂时中断了。但是，中美两国根据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接近，自有其发展的动力，而且虽然双方有激烈的矛盾，但是还是为以后的关系恢复留有余地。1970年6月底，美军从柬埔寨撤出。中方积极回应，并于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斯诺夫妇在天安门观看中国的国庆，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张照片，并在右下角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4]尽管当时美国没有领会到中国的含蓄姿态，但毛泽东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之间的缓和。年底期间，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互换口信，逐渐消除对对方的顾虑和猜疑。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观察和试探，1971年，中美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的变化。4月，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尼克松和基辛格果断响应，“乒乓外交”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会谈并发表《上海公报》，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中美长达二十多年的对立结束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郝雨凡.白宫决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2]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M]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

[3]陶文刊.中美关系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思动

The Impact of Soviet Union on China-US Relations Improvement——Between the End of 1960s and the Early 1970s

ZHOU Feng-wei

(Zhengzhou Finance and Tax Financial Vocational College，Zhengzhou 450048，China)

Abstract：Soviet Union mad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ase of China-US relation improvement in 1972. The USA，on the one hand，had been losing power and advantage since the late 1960s while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d been rising up. The USA needed a third party to balance the uprising military power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On the other hand，they were deeply trapped into the Vietnam War.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trap，they needed to have a deal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y intended to trade former Soviet Union’s pressing on the North Vietnam for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hina，since the 1960s，had been suffering a tense relation with former Soviet Union，and hence decided to take one side between the two powerful countries. China decided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 with USA to balance the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

Key words：the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Sino-Soviet relations；unfreezing

[收稿日期]2015-07-02

[作者简介]周凤伟(1986-)，女，河南新乡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美关系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6—0031—04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