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芳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两汉之际由“谏大夫”到“谏议大夫”研究

李艳芳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410081)

[摘要]谏官之职我国古而有之。然而，专职谏官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风起，其名称也各有不同：春秋时期有太师、太傅，齐国有大谏，晋国有中大夫；战国时期，赵国有左司过、右司过；秦汉时有给事中、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纵观整个汉朝(西汉、东汉)的历史，就会发现在谏官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专职“谏大夫”一职在两汉之际发生了明显的演变，文章就“谏大夫”的官职名称何时变为“谏议大夫”，为何改变官职名称，官职人员数量的增加及俸禄的变化等进行研究。

[关键词]两汉；儒生；谏大夫；谏议大夫

谏官之职能在先秦的政体中就已体现，这是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巩固政权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然而，专职之官则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因诸侯并起，故其称谓各不相同。如春秋之齐、晋，战国之赵、秦。通过对谏职分析，得知谏职秦置，西汉初年直至武帝尚儒重置，光武继统又发生一次变革，故有谏议大夫。以下各文兼有记载：

《续百官志》王先谦《集解》惠栋曰：

《齐职仪》曰：“秦置谏大夫，属郎中令，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掌议论。汉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无常员，皆名儒宿德为之，光武增‘议’字，为谏议大夫，置三十人。”[1](P1315)《汉官解诂一卷》曰：“光禄勋 ……武帝元狩五年，置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2](P13)武帝元狩五年的谏大夫，其官秩在八百石。《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可以了然，“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3](P3073)又《后汉书·续百官志》曰：“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续百官志》注引胡广曰：“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置谏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1](P1315)

通过上述，谏大夫在秦时就已有是无疑的，而刘邦集团建立西汉之后，汉承秦制史家皆言，然“盖其实汉廷自萧、曹以下，皆以兵革汗马功封侯为相。……彼辈皆质多文少。即张良以下，陆贾、娄敬诸文人，上不得用，何论新起之士？故贾谊卒抑以死、晁错进言遂自见杀”。[4](P194)窦太后又尚黄老之术，直至武帝改谏大夫为光禄大夫，可见“皆名儒宿德为之”的专职谏官谏大夫们在汉初也是有的，并不是武帝元狩五年才重新设置的。述及谏大夫的急剧改变却是在两汉之际发生的，包括其名称、职员数量以及俸禄等，唯一不变的是它的构成部分——儒生群体。那么两汉之际为何会就这个官职做出改革，易名又当从何时算起。通读两汉史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

王莽，在确立孺子为帝后，不满意安汉公的称谓，于是接连不断的大起义，让“莽惶惧不能食，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5](P4087)待到乱局结束，莽“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为师疑，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博士袁圣为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廉丹为御侮，是为四友”。还“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5](P4126)谏议官职在此出现。新莽时期更有郑兴的例子作为佐证，《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拜兴为谏议大夫，兴坐免。”[6](P1218)接着更始政权又有郭丹的例子，《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郭丹字少卿，南阳穰人也。更始二年，三公举丹贤能，征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7](P940)

以此作为依据，笔者认为其易名当从此时开始——王莽更始时期。而并不是史书所说的光武刘秀之时。

如果不是光武帝刘秀易名的，他非但没有废掉此项新莽更始之策，还将它延续了下来，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前文提到谏大夫官职唯一没发生变化的是它的基础——儒生群体。同样的群体不一样的时期在变革的大背景之下统治阶级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谏议大夫”，这个多数由儒生出任的官职真如其名拥有了“议政”的权利吗？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先来看看儒生，“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郑玄《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8](P370)子曰：“学而优则仕。”儒生秉承“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9]的治世理念，而出仕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然而西汉的建国者多布衣贫民，兼采诸家，直到武帝刘彻接受新儒代表董仲舒的意见，抛弃西汉前期诸子之学并采的做法，兴建太学，儒学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儒生的数量也在增加，其中尤以民间私学者居多。儒生开始进入统治的核心区域。就连前文提到的王莽也有儒生的背景，《汉书·王莽传》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与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5](P4039)莽以儒生的身份“外交英俊，内事诸父”。王莽能够走上摄政之旅，并有新莽是其背后的大批的儒生和外戚强宗的支持。《资治通鉴》言，“东平王苍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后上疏称：‘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藩国。’”[10](P1443)可见，刘氏宗亲是不能在朝为官的。那么王莽就要打破这个规矩给予诸刘谏大夫的官职来安抚他们。此外，莽“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5](P4118)还设“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受言事者”。[5](P4104)可是，王莽都已经夺取刘氏江山，谏大夫的本职工作是用来监督皇帝的，王莽又怎会借刘氏谏大夫之职给自己找不痛快。那么用来安抚的人数有大批量增加的“谏大夫”没有真正的权利，而此时莽的另外一批支持者“外交的英俊”们正在等待上场的机会，《通典》韦孟达言，“谏议”者“以正直之言启悟天子”，“应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补益于朝者”。[11](P554)谏议就顺时而现了。

新莽之后的更始政权，刘氏所为，更始为实现刘姓统治更加团结刘氏宗亲给予“议”字。短暂的更迭进入了与西汉不同的刘秀集团时期。创立东汉政权的统治集团在起事之时依靠的多数都是有着儒学家底的豪强大宗，《后汉书·王常传》语：“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赵翼也在《廿二史剳记》的“东汉功臣多近儒”条内曾举出：“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祐、窦融、王霸、耿纯等人”，从他们的家世背景分析得知：“寇恂：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著姓。冯异：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贾复：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耿弇：耿弇……扶风茂陵人也。……父况字伟游，以明经为郎。……弇少好学，习父业。祭遵：颍川颍阳人也，少好经书。李忠：东来黄人也，父为高密都尉。……署中数十人而忠独以好礼修整称。王霸：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耿纯：耿纯字伯山，巨鹿宋子人也。……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阴识：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也。……及刘伯升起义兵，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等等。”[12](P259-262)以儒生为主体的豪强大族在支持刘秀上台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必然需要掌握政权，在东汉政坛上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与刘秀以“柔道”代之西汉一直沿用的“霸王道杂之”，[13](P277)与《汉书·元帝纪》的记载相符。然而光武时期的“谏议大夫”，官秩定为六百石(与西汉相比官秩下降)，设置三十人(又开始增加了人数的限制)，且无固定人员，并作散官存在。专司顾问应对，议论政事，谏帝王的缺点、错误。虽有议政、谏诤之职，但如此降官俸、限设人员，正体现出刘秀对开国功臣的忌惮，这时候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有为的东汉皇权专制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于是，汉光武帝借用郭阴之争、度田措施以及退功臣进文吏等，挫败开国豪强宗族的气势，大批有实力的儒学家族被打压，以他们为基础的所谓的“谏议大夫”群体没有了话语权，“议”还存在几层含义，便大白于天下了。从东汉一朝的谏议大夫可窥一斑：先有王良、鲍永、包咸、丁恭、曹曾、赵孝、尹敏、第五颉、陈禅、朱儁、马日磾皆无固定职务。继而索卢放、严光、田邑江革许荆何休这些人不是因病而给个谏议大夫的职务，就是代此职务归天。可见它并不具备“谏议”所含内在意义。由此可见易名改制之后的谏大夫空有议政之名却无议政之实。

总之，谏大夫作为一项长期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制度，由于种种皇权的考虑，在更始政权之时便已然改为“谏议大夫”，光武帝即位后将其沿用了下来，其职能在这个变化时期也是降低的。

[参考文献]

[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范晔.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范晔.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9]范晔.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3]班固.汉书·元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张庆

The Study of “Jian Dafu” and “Jianyi Dafu” During Western-Eastern Han Dynasties

LI Yan-f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The court-admonish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ost. However，professional censors had various terms in different kingdoms a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for example：Taishi，Taifu，Dajian in Qi，Zhong Dafu in Jin. The Han history saw a change of the name of this post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When the name had been changed from “Jian Dafu” to “Jianyi Dafu”，as well as why，is studied here. Additionally，it is also studied how many officials had been added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salary.

Key words：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Period；Confucian scholars；Jian Dafu；Jianyi Dafu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3.018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3—0078—03

[作者简介]李艳芳(1987-)，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