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加英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从辩证法角度谈萨特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考
——读《辩证理性批判》

凌加英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后期的代表作，以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为突破口，萨特试图搭建起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融通的桥梁。由于对辩证法及其本质的不同理解，萨特背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显示出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探讨和思考。文章结合萨特辩证法思想基本立场的阐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现状看法的剖析，从中领会萨特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于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辩证法；萨特；马克思主义；人与社会

“谈存在主义不能不谈萨特”，[1](P152)萨特的思想已经成为存在主义的同义语。因为过于注重个人的生命与自由，使得当时左右派都认为萨特学说并没有为积极的社会理论留下余地。为摆脱困境，萨特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以辩证法为突破口，试图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搭建起对话和融通的桥梁。《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萨特在辩证地批判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新思考，并且在新时代环境下再一次深入探讨和回答人的自由问题。

一、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评价

萨特基于现实的考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填补自身理论体系的空缺，在谈到何以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借用”时，萨特说，“当写完一本哲学著作后，人们感到枯燥、空洞，人们不能立即接受新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所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2](P214)萨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因为我把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内涵的’方法看作在使它产生并同时拒绝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3](P2)这是萨特认为在构建一种结构的和历史的人类学时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母体，但同时又是游离在他之外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块“飞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超越”

诚然，萨特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并试图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块沃土来孕育和衍生出他的人学理论，而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超越则是萨特思想的起点。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不可超越？萨特给出了以下几点论证：

其一，哲学源于社会的总体运动，是以上升阶级的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整体认识的反映和表达，认识的整体化运动使得哲学成为联系人类精神和现实世界的中介。这种整体化的运动就是哲学的辩证运动，是理性的自我扩张，力求追逐认识的统一。萨特区分了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并认为前者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用以维护自身阶级的手段加以斥责，将后者视为革命的、批判的，属于先进无产阶级的认识工具，而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质就在于其理论的批判性，符合萨特所认为的“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直接反应是批判”。[3](P9)

其二，从辩证运动角度来看，哲学并不单纯是对整体化认识的追求，同时也要体现一定的创造性和时代性。萨特认为从17世纪到20世纪，只能看到三个哲学创造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所有文化的地平线”，[3](P9)它们所具有的理论张力和现实能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新知，影响甚至引导了社会的前进方向，而马克思主义“处于最新生成的时间序列中”，[4](P27)是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哲学。

其三，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中生成，只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没有变成历史、承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依然有效，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仍然有生命力。“只要他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3](P10)因而萨特认为所有宣称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多数情况是回到了前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矛盾运动观也彻底证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是荒谬和徒劳的，因为哲学的整体化运动已经暗含着理论与社会的同步运动，自我调整就是哲学的基本运动形态。

所以，萨特完全同意加罗蒂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坐标系统，在无论哪一个领域里，从政治经济学到物理学，从历史学到伦理学，都只有它才能使一种思想找到自己的地位并且确定下来。”[3](P29)

(二)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僵化”

萨特在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之后，认为虽然其不可被超越，但却不足以消融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仍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像月球引潮水那样把我们吸引过去、在改变了我们的想法之后，把我们扔在一边；它不能满足我们理解的需要；在我们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它不能传授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它已经停滞不前了”[3](P22)——萨特这一批判另有所指，主要是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进行的。那么，为何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在当今时代陷入发展的泥淖之中，并且止步不前？——萨特基于对现实的分析，展开了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第一，萨特之所以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实践性，通过实践完成从理论到现实世界的整合，但这种实践哲学在现实运作中却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背离——苏联式社会主义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一般规律。理论和概念成为强制的绝对化的工具和符号，并不是从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是被人为地视作先验真理。“历史与存在相互矛盾，历史在形成时不了解自己”，[4](P36)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分裂。

第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政治实践的附庸。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作为认识的真理存在，而沦为苏联统治阶级实施政治霸权的依据。真理的解释权不再属于历史性的具体实践，而是成为阶级的特权，马克思主义成为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的服务工具。

第三，辩证法暗含的矛盾运动、辩证整合被恶意篡改为强制力作用下的绝对同一，落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苏联推行计划型的社会建设，以将实践纳入到先于其而存在的种种概念化、数据化的目标之中，甚至编造事实以图符合预期计划，开放式的认识模式被封闭起来，对历史总结而得来的理论变成永恒生效的认识真理，这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性和科学性的丧失。

可见，萨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集中在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生成模式，否定了现实实践对哲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石作用，并且将个人消融于社会整体中，成为被动的客体，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作用。

二、从辩证法出发重构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通过对苏联现实的批判，萨特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错误使得“存在主义得以再生并保存下来”，[3](P27)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身的缺陷才导致苏联模式的“离经叛道”。因而，修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理论空场、强化其理论体系的薄弱环节正是存在主义的职责所在，也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得以联系和融合的切入点。

(一)肯定辩证法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

萨特在1946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革命》中曾批判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但后来他转而承认，在任何特定时刻，历史总体性都是决定我们的力量，在我们活动的当下和未来都起着限制作用，认为对人类历史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萨特坚持了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并强调无保留地同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旨在用以规定“唯物主义”的这个公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二)限制辩证法的界限——人类社会

萨特所认为的辩证法是属人的辩证法，具体有以下几个层次：第一，由人的能动性为参与的社会实践是辩证的；第二，由人的意识推进的总体性运动是辩证的；第三，由人的思维和行动参与的历史现实是辩证的。从理性去分析辩证法才具有可理解性，因而历史就是“理解在其自身的实在性中辩证地自我发展”，[5](P136)所谓的整体化即是人的思维整理历史存在而产生的作用。人的思维和意识在辩证法中处于中心地位，人类社会就构成了辩证法的生成和效用范围，而自然界作为自在的存在，没有实践性、历史性，也就不存在辩证的发展，于是，萨特就将自然界排除在辩证法的作用领域之外。

(三)确定辩证法的来源——个人实践

在将辩证法限定在人类社会领域之后，需要探讨的是辩证法的来源问题。萨特认为个人参与的社会实践构成了辩证法的重要来源，也就提供了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的另一个论证——自然界不存在实践。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时，萨特指出，无论社会的事物和现象以何种方式或面貌呈现出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对法国革命战争的解读中，萨特认为马克思只是单纯看到了经济的力量在起作用，但经济力量并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力量，萨特强调虽然法国革命带有十分明确的经济意义，但却不能直接归结为由经济决定的，必须通过具体的人、人的意识和实践，这一事件才能被完成，因而，其根本作用的不是纯粹的“经济”的事物，而是行动着的具体的人。

(四)明确辩证法的存在形态——生成之中

辩证法源于个人的实践活动，而实践又具有时代性、现实性、具体性和多样性，也就决定了辩证法不能达到终极形态，而是在时间序列中不断推进、演变和发展。因而任何将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概念作为先验的理论体系、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的观点和认识是绝对错误的。

辩证法是与人类实践合二而一的，萨特认为最主要的实践即斗争实践(萨特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的)，辩证法只有在斗争实践中，并通过斗争实践才能获得自己的真实存在。简言之，辩证法就是被压迫阶级的实践觉悟，是“受压迫者对各种各样的压迫的反抗”，[3](P997)所以必然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生成的。

三、对萨特辩证法观点的分析与反思

萨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错误的描述是正确而深刻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遭遇困境的分析也是入木三分，但对造成种种错误和困境的背后根源的分析是否也是深刻而令人警醒的？虽然对原因的分析中萨特有失偏颇，但其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学空场”的填补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对理论和现实的有限考察

第一，萨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剖析缺少对苏联现实的足够考察。作为从资产阶级国家丛林中初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具有历史特殊性，既需要抵御外部的颠覆势力维持国家的独立性，又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整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项事物。因而，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建设和发展手段必然带有特定阶段的特殊性。

第二，萨特认为苏联模式的产生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对个人意志、个人自由的关注，才会形成高度集权束缚和压制下的被奴役的个人。这种批判将问题根源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僵化和人性关怀的缺失，却没有反思问题的根源是否可能来源于理论实践者的主观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

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批判的片面性一样，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解读也存在着误区和错误。其一，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视为“人为添加的辩证法”。将辩证法局限于主体与主体之间，没有看到自然界作为客体参与到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具体形式中去。其二，在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一步、片面地归结为自然辩证法之后，将人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也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外，而没有真正认识到马克思所变革的对“关于人的问题、人的本质问题等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从实践中去理解”[6]的新唯物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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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诚然，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实践的解读都并不尽人意，但萨特却从另一个视角向我们呈现了辩证法思想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1．从历史决定论到个人的“牢笼”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制约人类行为活动的除了政治经济条件，还有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以及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传统，这些先于个人而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人类的普遍性，也是人类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而萨特并不肯定这些历史“遗留物”对于个人的积极效用，反之，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消融了人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力量，历史和过去不单单是成为人的现实活动的条件，也成为了制约人的自主性活动的枷锁。

萨特将这些对人的自由造成威胁的因素归结为自然界和外部世界的必然性，并指出这些因素只能是被动地对人的行为起作用，正因为其不具有自主能动作用，所以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只能归为“天方夜谭”。而将辩证法限定在人类社会领域之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只是预示了人的“牢笼”——受制于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存在主义就力图揭示这种决定论的阴影，并为人的自由创造光明的天空。

2.从总体化运动到“人学辩证法”

萨特认为辩证法的推动力是一种总体化作用，而只有人类社会才能通过无数个人的主观性作用来产生这种作用力，“通过人们‘自为’的存在来‘构造’周围‘自在’的存在”，[7]总体化运动体现为一种创造性的能动运动，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就在于将完全无构造外部世界可能性和能力的自然界也划归为总体化运动的训练场。

在将历史、人类社会、辩证法三者关系作了梳理之后，萨特得出了结论：有总体化运动的地方才存在辩证法，而人类社会是唯一有总体化运动的整体，所以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社会，构成辩证法源泉的就只能是每个个体的具体实践活动。个人的价值和作用的凸显使得萨特认为他已经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对个人地位的遗漏，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

四、萨特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启示

且不论萨特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调和是否正确或有效，仅从萨特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对我们产生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始终关怀

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萨特所处的时代，自由仍在遥远的彼岸，人的自由难以保障、甚至微不足道，萨特终其一生没有放弃的事业就是对人的自由的不懈追寻，他坚持相信自由就是人的生存在本来状态——“人注定是自由的”，而并不单纯是附属于生存的外在属性，它就是生存本身，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来面目，“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自由也不是由人争取的来的，因为人的存在就是自由……自由不可能同人的现实的存在分开，人不是先存在而后取得自由，人的存在同人的自由并没有什么分别”，[8](P175)萨特将自由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

故萨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对个体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且反对一切阻碍人类自由的因素——自然界、社会历史领域形成的对人类自由侵蚀的力量，因为一切外在因素的存在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因而，萨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灵魂的辩证法限定在个人自在的“人类社会”领域，试图清除所有可能侵犯人的自由的客观环境，让每个人在自身的存在和活动中明白——存在即自由。

此外，萨特在否定以往哲学、神学“神造人”、“人造物”的基础之上，吸收尼采“上帝已死”的思想，主张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尽管对人的存在、本质和自由的思想有着浓厚的主观性色彩，但萨特的自由哲学肯定了人的特殊价值，振臂高呼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号召人们打破外在的枷锁，自己去创造历史和未来，这不仅对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有着推动作用，对现代社会也仍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二)对真理与理想的不懈追求

“人”的问题一直是萨特思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早期以个人存在为思想主题的萨特，意识到仅从个人存在出发并不能达到对历史的理解和反思，同时在对马克思相关论著的研读和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萨特意识到这种“存在主义”的空洞性以及马克思哲学中存在的“人学”空场。因而萨特并没有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性地力图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找到相互对话的契合点，实现对个人与历史问题上的相互补充。

例如，尽管萨特一直强调历史“必须在个人的生存情境中具体化”，[9]但他也欣然同意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人的社会性的重视，从而补充说明个人的生存境遇同样也需要在社会群体化生活中实现总体化进程。他在晚年作品《七十岁的自画像》中说到，“突出强调人的社群性，人类社会活动的生存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魅力所在。”这种力图超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各自理论局限的尝试，解释了社会历史与个人生存的同构和制约关系。虽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可能并不全面和正确，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借鉴和对其与存在主义的努力调和正体现了萨特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无限渴求，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怀，正如萨特在回忆中所说，他一生“始终没有放弃自由探索的权利”。[9](P222)

(三)对时代问题的现实关注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气势磅礴如神来之笔，萨特近乎疯狂的写作使这部书充斥了奇思异想，让它成为哲学史上的神来之作。它是人学著作，却摆脱了枯燥而乏味的以考据为主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它是哲学著作，却“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形而上学气息”，[10](P247)它不是历史专著，却沉淀了几千年人类历史的深沉经验，处处充满了历史意识——而这正是萨特对所处时代进行了现实考察和深入剖析之后的由衷建言。时代需要反思，需要前瞻，却更需要对于当下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而萨特对当时时代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也赋予了他的思想以无穷的生命力，为我们更好地实现人类生存提供了宝贵的建言和启示。

[参考文献]

[1]夏基松，等.存在主义哲学述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2]让-保尔·萨特.苏斌.萨特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让-保罗·萨特.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辩证理性批判[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陈慧平.辩证法的当代意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李瑜青，凡人.萨特哲学论文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6]冯文平.论马克思的人本质观及其当代意蕴[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9).

[7]滕燕美：萨特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辩证理性批判》的思考[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8]徐崇.用马克思主义评价西方思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9]仰海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理念与方法[J].山东社会科学，2010，(3).

[10]黄忠晶：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新红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Sartre’s New Idea on Man-Society Relation ——Reflection on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ING Jia-yi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Sartre wrot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at his later time. With dialectics in Marxism as breakthrough，Sartre attempts to bridge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dialectics and its nature，Sartre deviates from Marxist dialectics. However，his ideas make a new discussion upon the relation of man and society. Based on Sartre’s basic points on dialectics，as well as his ideas and analysis of Marxism，it attempts to reveal twhat his attitude to Marxism may teach us.

Key words：dialectics；Sartre；Marxism；man and society

[中图分类号]B0-0；B565.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3.001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3—0001—05

[作者简介]凌加英(1988-)，女，浙江嘉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5-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