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云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2)



《论语》的编纂及其特点

黄瑞云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2)

文章论述有关《论语》的三个问题。1)通过对《论语》内证的分析，推定《论语》是孔子死后由孔子的弟子们编辑，最后由曾子的弟子编纂成书，其时已是孔子去世半个世纪之后。2)《论语》编纂之时，无先例可循，编纂者只是将记录语录的简牍胡乱编在一起，没有考虑语录的时间先后，更没有反映语录的语言环境。文章将全书同一内容而分散在各篇的章次重新组合，使诸多语录的内容更加清楚。3)由于有了古代经学家的注解，后人才能读懂《论语》。但古人着重于文字训诂，而忽视书中前后章次的联系，也很少考虑具体的语言环境，因而解释就免不了错误。文章将前后有关章次联系起来分析，追索语录产生的时间背景，发掘出诸多语录本来的内涵。

《论语》;编纂时间;编纂特点

一

《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这段话把《论语》的性质及其成书的过程概括得相当清楚。

《论语》是孔门弟子分散的记录。除少数几章是短小的有叙事内容的散文外，绝大部分是孔子的语录或与他人的对话，也有小部分是孔子几位高足的语录。全书是孔子去世之后才编就的。

《论语》由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编纂成书，当时没有具体的记载，而今只能在书中寻找内证。

《论语》的叙述语言中对孔子的弟子一般都称字，只有几章例外。《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牢，邢昺疏，“孔子弟子琴牢也”①。宪，即原宪，孔子弟子。这两章可能是编纂《论语》时琴牢和原宪在提交他们记录的简上记有自己之名，编纂者原简照编，因而留下了他们的大名。另外有关闵损的两章也很独特，都见于《先进》篇。一章云：“子曰：‘孝哉闵子蹇，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一章云：“闵子侍侧，闇闇如也。”孔子对弟子总是直呼其名，这里一章竟称闵损的字。另一章记录者称闵损为闵子。这可能是闵损的学生提供的，对自己的老师称“子”，而且不经意地将孔子称闵损也记作“闵子骞”。除上述四章外，全书只有有若、冉求和曾参有“有子”“冉子”和“曾子”之称。三人虽被称为“某子”，但彼此情况有极大的差别。《学而》篇有三章“有子曰”。有若在孔子死后一度受到尊崇。《仲尼弟子列传》谓“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貌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称为“有子”，可能就因为曾一度被尊为师。冉求有两章称为“冉子”。《雍也》篇“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路》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这两章对冉求称“子”，也可能同他的地位有关。但他们两位与曾参被称为“子”不能相比。曾参，字子舆，《论语》中记录他的言论多达17次，全都称为“曾子”。这在孔子弟子中是唯一的。有若、冉求虽有两三章称其为子，其他篇章中却直称之为有若与冉求。曾参如此受到尊重，因此可以推断，《论语》是由曾参的弟子最后编定的。即使不全由他们编定，他们也一定是主要的成员。

《泰伯》篇中记述了曾参的临终，又由此可以大致推断《论语》编定的时间。

《仲尼弟子列传》谓曾子小孔子46岁，则生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据《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则卒于鲁元公元年(公元前436年)，时上距孔子之卒已四十三年”。《泰伯》篇还记述了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孟敬子即仲孙捷，“敬子”是谥号。《礼记·檀弓下》记载“(鲁)悼公之丧，季昭子问于孟敬子”，鲁悼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31年)卒，其时上距孔子之卒已48年；而孟敬子之卒必定还在若干年之后，上距孔子之卒过了50多年。由此可知，《论语》的编定已是孔子过世半个多世纪以后。

到曾子的弟子们编定《论语》之时，孔门弟子一定早都过世，编纂者无法收辑到孔子的弟子们分散的记录。《乡党》篇所记孔子日常生活的细则，曾子的弟子们也无从了解得那么详尽。这只有一种可能，即在曾子去世之前，《论语》已有一种稿本，曾子的弟子只是增补成为定本而已。原有的稿本只能由孔子的弟子们编纂。

孔子的弟子们什么时候有可能在一起编这部初稿呢？《孔子世家》谓孔子死后，弟子们服丧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墓上，凡六年然后去。”②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高足曾参、子贡、子夏、子游、子张等人，只有在守丧的几年间能聚在一起。由此又可以推测，一定是守丧期间，他们把各自记录孔子的言论编在一起，成为《论语》最初的稿本。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再不可能有如此长聚的机会。而保存这分稿本的人必然是曾参，所以他的弟子们才能最终完成《论语》的编纂。 《子张》篇辑有孔子弟子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五人的语录，其中四人都称字，只有曾子称为“子”，并有曾子弟子“问于曾子”的记载，更可以推知《论语》最终是曾参弟子所编纂。

据《汉书·艺文志》，“论语”其名编纂之时即已确定，但汉人亦称之为“孔子”。《史记·田叔传赞》：“《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此《学而》篇子禽问于子贡语，原文作：“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汉书·历律志》：“《孔子》称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審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此《尧曰》篇文，文句小有出入，原文未标明何人所言。《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何休注亦引此，称为“《孔子》曰”。《汉书·艺文志》引“所重民食”，此《尧曰》篇文，原文亦未标明何人所言。又引“《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此《子张》篇子夏之言。《后汉书·蔡邕传》亦引此文，称“《孔子》曰”。刘向《说苑》引《孔子》曰“君子务本”，又引《孔子》曰“恭近于礼”。两句均出《学而》篇，皆有子之言。《后汉书·章帝纪》引“《孔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亦《子张》篇子夏之言。这些引文的“孔子”应理解为书名，因为事实上并非孔子之言。王充《论衡·率性篇》云：“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中最卓者也。”是等孔子于诸子；因亦称《论语》为《孔子》，如孟子之书为《孟子》，荀子之书为《荀子》也。

二

自先秦以至西汉，许多儒家著作如《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孝经》《易十翼》《韩诗外传》《尚书大传》《大戴礼》《小戴礼》以至《说苑》《新序》等书皆大量引用孔子之言。然这些引用，或者有根，或者无据，甚者实系传闻。道家、法家、杂家著作也有大量孔子云云，更多系虚构，尤不足为据。只有《论语》，出自孔子弟子的记录，亲聆面授，是孔子言论最实在的记录，因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资料。不排斥也有个别编纂时有误的记录，自当别论。

但《论语》出自多人的记录，而编纂《论语》之时，无先例可资借鉴，编纂者只是将孔子的弟子们记录的简牍收集起来批在一起。看来是收到一批，即串成一篇；再收到一批，再串成一篇。因而这部经典的编排相当混乱。不同的记录者，记录的时间先后错乱，绝大多数没有反应具体的语言环境。

书中有些章次内容完全相同，却在不同的篇中重复出现。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既在《学而》篇，又在《阳货》篇。如“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在《泰伯》篇，又在《宪问》篇。有些内容实际相同，或者说本是一段话，却分成两章，只是字数或句数小有差别。如《子罕》篇：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又见于《卫灵公》篇：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学而》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又见于《子罕》篇，记作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又如《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又见于《里仁》篇：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的若干章说同一内容，却在不同的篇中反复出现，只有个别的词小有差别。比如同样是教导弟子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而不必担心“人莫之知”，却先后在四章中出现：

《子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宪问》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卫灵公》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又如同样是要求君子慎于言辞、敏于行动，却先后在六章中说到：

《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为政》子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里仁》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宪问》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宪问》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孔子多次谈过某个问题，内容角度或小有不同；一是孔子一次谈话，几位弟子作了不完全相同的记录。为其小有不同，将几章联系起来，会理解得更为深切。

有的叙述同一事件，或论述同一问题，却分记在不同的两章之中，必须将两章连在一起才能理解。如《公冶长》篇：“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对南容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答案原来在《先进》篇：“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诗《白圭》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磨也。”南容三复此诗，可知其人慎重，故能够在邦有道时“不废”，邦无道时“免于刑戮”，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两章明明是一章，两位记录者分记成了两章。

再如《阳货》篇，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说，所谓礼乐，难道就是玉帛钟鼓这些表面形式吗？不在表现形式，实质应该是什么呢？答案就在《八佾》篇，该篇云：“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的内在实质在于“仁”。本章虽用的反问形式，实际是前章的答案。同样是孔子论述一个问题，而记录者分开作了记录。

又如《子路》篇，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说的是“教民七年”乃可“即戎”；如果“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从正反两面说明同一个问题；尽管相连编在一起，却分成了两章。又如《宪问》篇，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又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孔子说君子以其言过其行为耻；如果大言不惭，行动起来就难以成事。也是论述一个问题，却分成两章；虽编在同一篇，却相隔甚远。

也有同时发生的事，内容紧相关联，却编在不同的篇内。如《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先进》篇：“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子畏于匡，是同一事件。又如，《述而》篇：“子疾病，子路请祷。”《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也可能是同一事件。

也有相隔甚远的两章，表面看来内容并不相关；细加考察，发现是被分割的同一章书。如《子罕》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任何人说话绝对没有无缘无故就说“譬如”的，“譬如”一定是紧承上文而来。考查《雍也》篇“非不说子之道”章与“譬如为山”章正相衔接。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然后用两个“譬如”来加以说明。前后内容紧密相承，两章显然是一次谈话的内容。又如《子张》篇第四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虽小道”，什么小道？也必是承上文而来。同篇后面第七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知“小道”即指百工之事，与君子之“道”相对。子夏之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百工之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两章内容前后相承，也是明显的。

前面说的是同一段语录或同一事件却分记成了两章，换言之，即本属一章却分割成了两章。更有本是一章而分割成为三章者。

如《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里仁》篇，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宪问》篇，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前一章从正面论述，后两章从反面说明；前一章“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与后两章“耻恶衣恶食”“士而怀安”，正反相对。前者主语称“君子”，后者主语称“士”。内容论证严谨，称呼界别分明，三章无疑本应是一章。

前面所列各种情况，都是同一段语录，或同一次对话，或同一事件，却分记成了两章或三章，而且编排在不同的篇中，往往相距甚远，都应该联系起来理解才更为全面准确。

三

自《论语》于战国前期成书，儒家奉为经典，到汉代，传授训解者中产生了许多大家。郑玄是其中集大成者，但郑氏《论语注》已经亡佚(在敦煌和日本发现者也只剩部分唐写本残卷)，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论语》训释是三国魏何晏等人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为《论语集解》③，该书便成为现存注解《论语》的第一里程碑。南朝梁皇侃作《论语义疏》，宋真宗咸平二年诏邢昺就皇疏重新改定，去其冗蔓，兼采诸儒之说，成《论语注疏》。由于皇疏也已亡佚(清乾隆时得之于日本者，已有窜乱，非皇氏之旧)，邢昺疏乃成为现存注释《论语》的第二里程碑。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④，其中有《论语集注》。尽管朱注中掺入了一些理学家的附会，但朱熹毕竟颇有创见，且注文简明扼要，不失为注释《论语》的第三里程碑。清王朝是中国古代文化近乎收结的时代，许多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经学小学尤为辉煌，《论语》注释自然也在其列，产生了多种注释考订之作。清道光时宝应刘宝楠氏作《论语正义》，“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⑤。刘宝楠全家研究经学，特别注重《论语》。其父刘履恂有《秋槎杂记》，叔父刘台拱著《论语骈枝》，长兄刘宝树撰《经义说略》，刘宝楠于《论语》则总其大成。所著《论语正义》，未及完成，即因病去世，由其子刘恭冕续完。该书乃成为《论语》注释的第四里程碑。

由于历代经学家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读懂《论语》；如果没有前人的指引，我们可能寸步难行。但古人注释也有其不足。孔子的弟子们大多只是孤立地记录孔子的言论，很少记述说话的具体背景，其再传弟子编排又相当混乱。汉魏注家大多重视章句文字的训解，忽视书中章次之间的联系，更不注意追索原文的语言环境。后来的注释者虽偶尔提及内容背景，大多仍遵循前人的训解方式，往往造成不少错误的解释。

前面举了若干本应是一章而割裂成为两章或三章的例子，注释家基本上只是就章句进行训解，很少联系起来分析。为其如此，有些情况就会造成误解。

如《里仁》篇第二章，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历代注家无例外都认为孔子说的是“不仁者”本人不可以久处穷困，不可以长处安乐，却忽视和前一章的联系。前章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说的是住居在仁风之所乃是美的；如果选择住居不在仁风之所，焉得为智？接着就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意思是不仁的人不可与之久处困乏，也不可与之长处安乐；只有仁者才能安于仁，智者才能利于仁。两章应为一章，都是说明选择住居必须慎重。还是《里仁》篇，其第四章，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历代注家也无一例外理解为人诚能有志于仁，其他行为就不会有错。有志于仁，就什么都好，说得过于绝对，实际是不可能的。理解之所以错误，同样是因忽视了同前一章的联系。前章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后一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是紧承“能恶人”说的。两章说的都是“仁者”待人的态度；谓仁者能亲爱人，也能厌弃人。被厌弃的自然是不仁的人，如果别人“有志于仁”，就不要厌弃了。两章也实为一章，联系起来，意思就清楚了。像这样紧密相连的两章，注家们也“睫在目前长不见”，仍然只就每一章进行词语的训诂，而不连起来解释，以致造成长期的误解。

本是一章而割裂成为三章，注释家未能联系起来理解而不得其解或造成误解者亦不乏例。如《八佾》篇第九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既然文献不足，杞宋又不足徵，那么孔子所谓“吾能言之”的根据是什么？注家都没有作出回答。《八佾》第十四章，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代”，注家猜到必指夏殷，但文中并未指明。“监于二代”，监于二代的什么？文中也未说明，注家同样也没有回答。必须联系《为政》篇第二十三章才能找到上两章的答案。该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下一朝对上一朝的礼，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有所“损”，也有所“益”，由此可以推知上一朝的礼，故“吾能言之”。孔子进一步说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便是对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的回答。三章显然是孔子同子张的一次对话，记录者分记成了三段、分成了三章，而且不编在同一篇。

再如《子路》篇第六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第十三章，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话当然是正确的，但孔子在什么情况下发表这些高见，注释家们似乎概未考虑。将这两章同《颜渊》篇“季康子问政”章联系起来，就知道孔子是有所为而发，有特定的针对性，并非一般的论述。三章可以组合成如下形式：“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组成一章，将为政需正己才能正人的道理，论述得极为完满。并由此可以推知，这是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自卫返鲁之后对季康子“问政”的回答，表现出孔子对国家政务的关切，话中对季康子这位年青当政者教导的口气相当明显，与单看一章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

四

任何言语总是在具体的环境下说的，了解当时的背景，才能正确地认识其内涵。如前文提到的《子罕》篇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话如果针对整个社会，作为一种普遍性判断，否定面太宽，就未必正确，甚至相当错误。孔子赞扬过如此之多的先哲，交与了如此之多的贤人，门下有如此之多杰出的弟子，怎么会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呢？据《孔子世家》，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知这话是针对卫灵公说的。身居卫国，公然批评他的国君，所以故意把话说得笼统一点；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所指为谁，人家一听就明白。了解了具体背景，就不致误解其中含义了，不致误认为孔子对全社会的人都如此否定。

同样涉及卫灵公的另一章也很值得研究。《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重视礼乐教化，自己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似乎也符合实际。历代注家正是这样看的，他们似从未考虑，孔子这话是否另有内涵。注家们还尽量补充内容，证实孔子真的不闻军事。事实完全不然。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境，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正是由于孔子准备了军事后盾，才在会上取得胜利。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公山不扭反叛，率费人袭鲁。孔子指挥平定了那场叛乱，打败了公山不扭。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春，齐国书帅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求率军迎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问冉求从谁学的军事，冉求回答，“学之于孔子”。冉求可能有推重孔子之意，但也不会是毫无根据。《子路》篇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两章内容都属战略性的见解。孔子不是军事家，但也并非不闻“军旅之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时在灵公四十二年，已是这位老国君最后的时日，国事已混乱不堪。这年春上，公叔氏在蒲叛乱，孔子极力主张讨伐，卫灵公没有采取行动。在卫灵公毫无作为的情况下，再来问军阵之事，已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孔子回答“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是最好的搪塞之辞。注释家们不考虑当时的背景，论证孔子确实不闻军事，与孔子的本意是相违背的。

还有一些言论，如不了解原来的背景，就很难理解。如《学而》篇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最后两句还在《里仁》篇中重出。父，有各式各样的父；道，有各式各样的道。句中没有说明什么样的父，也没有说明什么样的道，笼而统之要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很成问题。历代注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此注家们就说孔子所谓“于父之道”，指“正道”“善道”，杨伯峻先生译为其父的“合理部分”。但这是注家为了维护孔子的主观情愿，原文一个“道”字并未表示其为“正道”“善道”或“合理部分”。如此为之回护，丝毫无济于事。有幸在《子张》篇里曾子为这道难题提供了答案。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说明了孔子所说有明确的对象，并非作一条普遍性原则。这段话就好理解了。

还有一些章次简要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由于注释家们偏重语言文字的训诂，而不重视其中反映的历史事件，因而忽视了那些章次的重大意义。最典型的莫过于《宪问》“公伯寮”章。“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本章反映的是定公十三年孔子为大司寇，提出“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削弱三桓势力，与季桓子发生激烈矛盾，迫使孔子“去鲁適卫”，走上自我流亡的道路，是孔子一生最重大的转折。如此重大事件，历史缺乏必要的记载。“公伯寮”章留下了这一点影迹，却为注释家们所忽视。何晏集解所引“孔曰”“郑曰”仍只作一般的训诂，丝毫不涉及事情的原委。直到宋代朱熹在答“或问”时才料想此事必发生“在堕三都出藏甲之时”，但慎重的朱文正公在《论语》集注中仍只字未曾提及。重视训诂，却忽视史实，不从整体上研究孔子的言论，孤立地一条一条注释孔子的语录，该联系的没有联系，可以发掘的没有发掘，以致不少地方造成对孔子言语的误解。这是古代注家普遍存在的不足。

五

本文前面对《论语》篇章的情况作了一些分析，揭示孔门弟子所作记录有的不够完整，后来的编纂者又未能科学地编排，因而相当混乱。这是客观的事实，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苛责古人，可以贬损这部经典的价值。孔子的弟子们将尊师的言论，编辑成书，“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妨考查一下这些记录涉及的时间。《颜渊》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时孔子三十六岁。《宪问》篇“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时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时孔子七十一岁。可知孔子三十多岁即有弟子记录他的言谈，而到七十多岁这种记录一直没有中断。再看记录涉及的地域。东到齐国，南到楚国，最多的当然是鲁国和卫国，以及陈国与蔡国。孔子外出，总有弟子随从，也就都有记录。记录者无疑主要是它的高足，富有文采。所以《论语》多数章次文辞通顺，逻辑严密；许多格言警句，辉耀千秋。但也有一些章语言干涩，意思不够明畅。如“君子不器”“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之类，过于简单，或者表意不明，不好理解。这种章句可能是某些成绩一般的弟子所记录。如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话的意思大致可以捉摸，但语言过于枯涩。这说明，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高下不齐的门徒对孔子的崇敬是一致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孔子的弟子们将师尊平常时的教导、特殊情况下的言谈、颠沛流离时的对话，如此精心地记录下来，涉及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而后又过了几十年将这些分散的记录编纂成为经典。这是人世间的奇迹，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享有这样的尊荣。《论语》保存了孔子当年真实的言语，确立了孔子在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使儒家成为无与伦比的学派，在中华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论语》，这一切都不可想象，儒家学派未必能够形成，孔子也就不成其为孔子。在战国以至汉代，有许多古籍引用有大量的“孔子之言”，数量之大，是《论语》的若干倍。那些引用孔子之言的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被认为是正统的儒家经典，如收入《十三经》的《易十翼》《礼记》《孝经》《左传》《孟子》，即使是这些书，也只能作为《论语》的辅助，其真实程度也远不如《论语》。第二类通常也算儒家系统的著作，如《荀子》《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大戴礼记》《说苑》等，这些书中的“孔子曰”，上距孔子年代久远，辗转传闻，也不无虚构，连真假参半都很难说。如果把那些“孔子之言”搜集起来，很难理出一个头绪⑥。第三类是非儒著作，如道家《庄子》、法家《韩非》、杂家《吕氏春秋》等，这些书中的“孔子”是虚构的“孔子”，“孔子曰”是捏造的“孔子曰”，大多是对孔子的丑化和污辱，绝不可信。

注 释

① 《子罕》篇“牢曰”，邢昺疏：“牢，孔子弟子琴牢也。”然《仲尼弟子列传》并无琴牢其人。按，《孔子世家》谓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概而言之，未必实有三千。《仲尼弟子列传》中“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四十有二人；共计七十七人。还有许多弟子未有记录，琴牢或即其中之一。

② 《孔子世家》谓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服”即服丧。又说“三年心丧毕”，何谓“心丧”？《礼记·檀弓上》：“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郑氏注：“无服，不为衰弔服而加麻，心丧三年。”则弟子们“心丧”即如同父死守丧，但不着丧服。

③ 何晏集解，参见《论语集解序》。

④ 朱熹取《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合《论语》《孟子》，称为“四书”，作《四书集注》。

⑤ 见刘宝楠《论语注疏》凡例。刘宝楠之子刘恭冕述。

⑥ 历代曾有多人辑录过战国至汉代典籍中孔子的“言论”。其中有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论语》十卷、杨简《先圣大训》十卷、薛據《孔子集语》二卷、潘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清人孙星衍在宋人薛據所辑基础上，“博蒐群籍，纵覈异同，增多薛书六、七倍”，仍名为《孔子集语》，凡十七卷。(见严可均《孙氏孔子集语序》，严可均本人实参与整理编辑。)所辑以《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说苑》等书为主，也旁及其他许多著作。该书收入清光绪初年浙江书局辑刊的《二十二子》。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初刊本影印出版。

(责任编辑 龚 勤)

Compilation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ts Features

HUANGRuiyun

(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Hubei 435002)

Three question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1) It is concluded thatAnalectsofConfuciuswas compiled by Confucius' students after his death and then was compiled into a book by students of Zenzi (505 B.C.-435 B.C.,student of Confucius,descendant of orthodox Confucian thought) half a century after Confucius passed away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nal evidence fromAnalectsofConfucius.2) When compilingAnalectsofConfucius,the compilers just compiled the bambooslips recording Confucius' utterance at random and failed to consider the time sequence and context of the utterance because there is no precedent to follow.In this paper,the author reorganizes the sequence and contents of the chapters of the whole book by including the utterances of the same content scattered in different chapters into one that the contents of many utterances become clearer.3) Thanks to the annotation by the classicists,the descendants can understandAnalectsofConfucius.However,the classicists focu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words and neglected the link between the chapters and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language that some mistakes in the explanation are unavoidable.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many utterances by linking the relevant contents in different chapters and the context of the utterances.

AnalectsofConfucius; time of compilation; feature of compilation

2016-05-22

黄瑞云，教授，本科。

10.3969/j.ISSN.2095-4662.2016.06.009

B222.2

A

2095-4662(2016)06-0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