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年

(合肥学院 旅游系，合肥 230601)



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牌位与价值

李玉年

(合肥学院 旅游系，合肥 230601)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淮军昭忠祠总祠，入祀人员以庐州籍为主，牌位数量大，以褒扬淮军将士对大清王朝效忠为目的。近来修缮一新的合肥淮军昭忠祠，供奉120块淮军将士牌位，突出对在对外战争中死难淮军将士的祭祀，以褒扬淮军将士对国家的忠诚、宣扬淮军将士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旨。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因主旨不同于清代，被赋予了新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淮军与中国近代史博物馆。

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牌位；爱国主义

合肥淮军昭忠祠，也称巢湖淮军昭忠祠，位于合肥市巢湖市的忠庙镇，是李鸿章于1892年在其家乡庐州府，为褒扬那些阵亡于战场或积劳病故于任所的淮军将士对大清王朝效忠而修建的淮军昭忠祠总祠。伴随着淮军的逝去，该祠多经磨难，入祀将士的牌位早已不复存在，但房屋主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近年来，合肥市政府和巢湖市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对该祠修缮一新，重新供奉了淮军将士牌位，并于2012年免费对外开放。现为人们凭吊淮军、寄托幽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历史文化旅游景点，为安徽省文保单位。

有关涉及对合肥淮军昭忠祠的研究不多。傅德元教授《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一文叙述了淮军昭忠祠入祀、祭祀制度、日常管理、资金来源，以及淮军昭忠祠的兴衰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 。[1]傅德元：《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安徽史学》2006 年第 3 期，页71-82。尽管该文不是专门研究合肥淮军昭忠祠的，但通过之，人们也能对合肥淮军昭忠祠的祭祀制度、日常管理等有了一般性的了解。翁飞研究员《李鸿章、吴汝纶和巢湖淮军昭忠祠》[2]翁飞：《李鸿章、吴汝纶和巢湖淮军昭忠祠》，《江淮文史》2005年10月，页127-132。一文介绍李鸿章修建巢湖淮军昭忠祠的原委、选址中庙建祠的理由，评析吴汝纶为该祠撰写的碑记的价值。上述两文，在于论述了曾经的合肥昭忠祠，对现在的昭忠祠的总体布置、所供奉的牌位和现代价值未作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基于上述研究，对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的入祀人员牌位进行解读，细析牌位特征，归纳主旨，并与清时的目的和价值进行比较，阐释合肥淮军昭忠祠的现代价值。

1 合肥淮军昭忠祠与清时入祀人员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在直隶提督叶志超、宁夏镇总兵卫汝贵、在籍江苏候补道李天钺及合肥地方各绅士倡议下，经李鸿章的上奏而获建的。1892年始建，由盛军记名提督卫汝成和从驻日公使任上卸任回国的李经方负责监造，于1894年建成。同时建造成的还有与该祠相连的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专祠。

淮军是由李鸿章于1862年为镇压太平天国在合肥建立起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对内战争和抗击法、日、八国联军侵华的对外战争中，以及在各地驻防中，有数以万计的将士死于战场或积劳病故于任所。清政府对这些死难的淮军将士，实行褒扬祀典制度加以抚恤，并允准淮军建立数处淮军昭忠祠以祭祀之。淮军所建立的淮军昭忠祠，主要有无锡惠山淮湘昭忠祠、武昌淮军昭忠祠、苏州淮军昭忠祠、台北淮楚昭忠祠、保定淮军昭忠祠、巢湖淮军昭忠祠、天津淮军昭忠祠。此外还有专属淮军内部各营的昭忠祠，诸如铭军昭忠祠[3]①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铭军士兵袁定邦战死后，祀铭军昭忠祠。据此，可以推定铭军曾建昭忠祠。但铭军昭忠祠建于何时何地，是否可以看成淮军昭忠祠，仍待查考。参见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36“忠义传二”，页76。、盛军弁勇昭忠祠[4]周盛传:《本籍敬节育婴义塾牛痘诸堂局恳奏立案禀》，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卷9，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页5。等。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淮军昭忠祠总祠，不同于其他淮军昭忠祠。据《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援湖南湘乡县及洞庭君山湘军昭忠祠故”[5]325而建的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李鸿章全集》卷1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325。。湘军修建湘军昭忠祠的,是淮军修建昭忠祠的现实依据。咸丰八年(1858年)后，曾国藩等为湘军在江西湖口等地陆续建立了湘军水师昭忠祠，还在湖南湘乡捐赀倡建忠义总祠，清政府“准其照各府昭忠祠之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页1-4。。曾国藩在湘军的策源地湖南湘乡为湘军建昭忠祠总祠，李鸿章援照湘军旧例，在淮军故乡庐州的巢湖岸建淮军昭忠祠总祠。

不同的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是不同的。诸如，无锡惠山淮湘昭忠祠入祀人员为淮军和湘军在“肃清苏省,兼复浙境”[5]325的战斗中阵亡的将士,其约数千人。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李鸿章全集》卷1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325。武昌淮昭忠祠祭祀百余名在湖北境内抗击太平天国、平捻等战斗中阵亡的淮军将士、湖北地方官。[7]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民国十年版，页14。苏州淮军昭忠祠，所祭祀的湘淮军将士是“死于平吴之役及闽、浙、粤东者”，其代表人物是程学启等淮军将士。②冯桂芬：《移建昭忠祠碑记》，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36“坛庙祠宇一”，清同治刊本，页8；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卷1，页5—6。台北淮楚昭忠祠，“将基沪经年战守以死勤事各员弁列祀祠中”，其祭祀战守台湾的死事员弁达1 600余人。[8]刘铭传：《请恤战死将士建昭忠祠摺》，《刘壮肃公奏议》卷6，台北文海出版1968年版，页15。保定淮军昭忠祠，祭祀淮军在北上平捻、防守海疆中战死及积劳病故的将士,“凡阵亡伤病文武员弁兵勇分别正祀祔祀，依次列入”[9]李鸿章:《保定请建昭忠祠片》，《李鸿章全集》卷1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406-407。。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淮军昭忠祠总祠，其入祀人员应多于其他淮军昭忠祠。由于缺乏史料的佐证，具体入祀人员名单不详。傅德元教授《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一文认为，巢湖淮军昭忠祠建于淮军的创始之地和淮军将士的故乡，“是各处淮军昭忠词的总汇，即列祀、附祀于其它淮军昭忠词的淮军将士，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相同的祭祀”[1]。他的结论明确了入祀人员的范围，无疑对正确理解合肥淮军昭忠祠的入祀人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所明确的入祀人员范围仍需进一步分析。淮军尽管主要来自安徽庐州府，但随着淮军在清朝国防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而形成了庞大的淮军集团，其来源成分也就复杂了；再说，早期的淮军，也有一部分是由曾国藩从湘军中划拨来的。那些非庐州籍的战场阵亡和军营病故的淮军将士是否也都能入祀合肥淮军昭忠祠，尚待考查。合肥淮军昭忠祠的入祀人员应大致包括三方面：第一，庐州籍的战场阵亡和军中病故的淮军将士是入祀合肥淮军昭忠祠主体；第二，那些列祀、附祀于其他淮军昭忠词的非庐州籍淮军将士，不一定都可以在此得到相同的祭祀，可能只有那些在清朝的优恤中祀于合肥淮军昭忠祠或各省淮军昭忠祠者在此得到相同的祭祀③[5]325李鸿章上奏的《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文中说：“庐州为各将士故乡, 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 捍卫之绩； 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 长往不返, 岁时霜露, 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堂, 而本郡独无, 惧无以称朝廷褒恤忠勤之至意。”据此推定，庐州籍的战场阵亡和病故的淮军将士是入祀合肥淮军昭忠祠主体；那些列祀、附祀于其它淮军昭忠词的非庐州籍淮军将士，不一定都可以在此得到相同的祭祀。参见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李鸿章全集》卷1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325。；第三，那些老死和病故家中的庐州籍淮军将领，因为朝廷立过功，在清朝的优恤中祀于合肥淮军昭忠祠或各省淮军昭忠祠者在此得到相同的祭祀，诸如吴毓芬等人。④[5]326吴毓芬在离开淮军军营回家病逝的第二年(光绪十八年)，李鸿章上《再请优恤吴毓芬片》，请求朝廷优恤吴毓芬片，并祔祀各淮军昭忠祠，获恩准。《李鸿章全集》卷1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326.

1894年合肥昭忠祠建好后，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应不断增加。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遭到惨败，大量的淮军将士死难，其死难的淮军将士获得优恤应被祭祀于此和保定淮军昭忠祠。在1900—1901年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淮军后起将领聂士成等在天津一带浴血奋战，也有一定数量的淮军将士战死，这些死难的淮军将士也应获得优恤被祭祀于此。两次战争入祀人员数量，因史料缺乏而具体不详。

庚子之役后，随着淮军的进一步衰落以及李鸿章的病逝、淮军后起将领聂士成等战死沙场，淮军失去了政治依托、得力将领及军事实力，完全失去了昔日雄风，基本上已不复成军，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取代。伴随着淮军退出历史舞台，合肥淮军昭忠祠等淮军昭忠祠衰败，在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里，不会再有多少人入祀其中。

合肥淮军昭忠祠和其他淮军昭忠祠一样，入祀人员均有牌位。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入祀人员的神牌“正面各依官职之大小序定位次,兵丁安设两旁”,有官职者每人可以有一神牌,无官职兵丁可以50人合一牌位,镌刻姓名,设龛致祭。入祀人员的神牌样式，应按照清廷礼部公布的则例、尺寸制作。入祀人员的牌位大小和摆放的位置因祭祀的种类不同而不同。合肥淮军昭忠祠是群祀祠堂，其祭祀分为列祀、祔祀两种。列祀即正祀,是祭祀对象为在淮军昭忠祠祭祀中享受高标准的将领，其神牌被安放于祠内显著位置以供祭祀；祀也记为附祀、陪祀,祭祀对象为一般士兵和级别不是太高的淮军将领，牌位摆放的位置不重要。

李鸿章等人修建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大量淮军将士的目的，从朝廷的层面来讲，“称朝廷褒恤忠勤之至意”⑤[5]325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李鸿章全集》卷1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325。，表彰淮军在征战中战死的将士,为后来者树立榜样,使人们更进一步效忠于清王朝；从李鸿章等淮军将领的层面来讲，是为满足淮军将领的请求、让家乡的子弟更好地祭祀缅怀为朝廷死难的父兄⑤[5]325李鸿章修建合肥淮军祠的直接原因：淮军将领的请求、让家乡的子弟更好地祭祀缅怀为朝廷死难父兄。参见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李鸿章全集》卷1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325。，以此来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等淮军将领的地位。⑥[1]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就他个人而言，其深层次的原因和目的，就是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等淮军将领的地位服务的。李鸿章修建合肥淮军昭忠祠的深层次目的和修建其他淮军昭忠祠应一致。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个人原因和目的，参见傅德元：《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安徽史学》2006 年第 3 期，页72。

2 当下入祀人员牌位及其特征分析

1912年，清朝灭亡，合肥淮军昭忠祠失去了制度上的保护，地方官员不再春秋祭奠，和其他淮军昭忠祠一样进一步衰败。1949年后，经历“除四旧”“文革”冲击，好在当时中庙作为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房屋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正殿在“文革”时还曾一度为中庙的电影院。文革后，该祠一直作为中庙镇政府，直到20世纪90年代。建国后由于该祠功能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变，里面所供奉的入祀人员的牌位早被当做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被丢弃而不复存在了。

近年来，巢湖市和合肥市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对淮军昭忠祠修缮一新。修缮后的昭忠祠由门厅、正殿、两厢组成，共30间房屋建筑。在巢湖市修复淮军昭忠祠工程指挥部学术顾问翁飞等人的指导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内部进行淮军事迹陈列，大殿内神案上供奉了120块淮军将士牌位，展示淮军文化。

120块淮军将士牌位按东、中、西三列供奉在上正殿中堂——曾国藩、李鸿章画像下的神案上，每列有上下两排，牌面上写着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的名字和官职。现按列按排，每排自东向西的顺序列出供奉的牌位和入祀人员名字如下。

中列上：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庚子之役；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甲午之役；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甲申之役。(3牌位)

中列下：吴公毓兰；周武壮公盛传；潘公鼎立；潘公鼎新；刘文公秉璋；周悫慎公馥；刘壮肃公铭传；张靖达公树声；李勤恪公涵章；周刚敏公盛波；马忠武公玉昆；聂忠节公国忠；吴武壮公长庆。(13牌位)

东列上：骆佩德等七十名将弁；尼格路士、余锡尔；陈公云龙；陈公万顺；马公复震；赵公长发；周公胜凯；周公盛鼎；张公光亮；周公志本；周公光贵；周公盛朝；张公桂芳；张公士瑜；张公绍棠；张公树屏；张公梅生；张公传义；张公大发；吴公兆有；吴公兴仁；吴公谦贞；吴公钧泽；吴公秉权；吴公育仁；吴公宏路；吴公毓芳。(27牌位)

东列下：苏公德胜；闪公殿魁；郑公玉峰；马公金叙；者公贵；程公海峤；程公肇洛；方公向先；万公年丰；阮公炳福；江公云鹤；董公履高；董公占鳌；董公凤高；龚公桂芳；汤公义友；宋公先骋；曹公德庆；龚公万年；袁公绍从；付公占魁；杨公正清；管公松林；丁公寿昌；段公喆；段公伦。(26牌位)

西列上：刘公朝幹；刘公锦；刘公玉龙；刘公盛桐；刘公邦盛；刘公献迁；刘公朝祜；刘公云生；唐公定奎；唐公仁元；唐公先发；唐公人伟；唐公福林；王公孝祺；王公贵扬；王公德成；王公霞明；王公士宏；王公志春；王公义成；王公克成；郑公国魁；郑公国俊；郑公海鳌；郑公国祥；郑公国忠；郑公国谟；郑公国榜。(28牌位)

西列下：李公胜；李公常孚；李公元华；李公大川；萧公志清；孔公昭左；赵公金珠；刘公盛藻；丁公德昌；陈公凤楼；程公孔正；束公维清；田公勤生；章公高元；黄公桂兰；黄公金志；孔公昭右；萧公老友；韦公和礼；陆公伦华；胡公国恒；朱公焕明；朱公葆祥。(23牌位)

上述120个牌位，记具体入祀人员名字118个。由于考虑到行文的简略，牌面上人员官职未录载。根据现有牌位和入祀人员名单，对照清代入祀人员和相关礼制，分析现供入祀人员牌位特征。其特征如下：

第一，从牌位摆放的位置来看，突出对外战争中死难人员的牌位和核心淮军将领牌位的高等地位和重要性。

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祭祀对象数人，为群祀。尽管没有按照清代群祀礼制要求，分列祀、祔祀两种，但从从牌位摆放的位置来看，牌位地位还是有差异的。按照中国“尚中”传统，在中间一列的牌位是地位高的牌位，可以看成是主牌位；东西两列的牌位，可以看成是副牌位。在中间一列上方所摆放的牌位的位置高于所有牌位的位置，是地位最高的主牌位。

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庚子之役、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甲午之役、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甲申之役3块牌位，摆放在中间一列的上方，是3块地位最高的主牌位。该3块地位最高的主牌位，分别代表着在庚子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甲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卫国死难将士的灵位，确定了选择入祀人员的核心标准——反侵略而牺牲，也确立了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的主旨——褒扬为国献身的淮军将士。

中列下方安放的牌位为吴毓兰、周盛传、潘鼎立、潘鼎新、刘秉璋、周馥、刘铭传、张树声、李涵章、周盛波、马玉昆、聂忠节、吴长庆13人，或为淮军早期组建者，或为清朝官职高的封疆大吏，或在对外战争中战功卓著，都在淮军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一笔。

第二，入祀人员的数量和价值来看，供奉的对象牌位较少，具有代表性。

按照清朝的祭祀制度，淮军昭忠祠是群祀祠堂，入祀人员较多。清时合肥淮军昭忠祠是淮军总祠，入祀人员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包含在各个淮军昭忠祠中祭祀的庐州籍将士和在清朝的优恤中祀于合肥淮军昭忠祠或各省淮军昭忠祠非庐州籍将士，其数量应该是巨大的。尽管现供奉的牌位中有一个牌位上记“骆佩德等七十名将弁”，但现供牌位的具体人员名字确记仅有118个，入祀人员和牌位的数量要比清代少得多。

120个牌位所记录的人员均参与过淮军战斗，在淮军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诸如“骆佩德等七十名将弁”，代表的则是甲午海战中广大北洋海军将士，对日同仇敌忾，英勇献身。

第三，从入祀人员的成分来看，入祀人员国籍多样性，超出了清时祭祀的范围。

在东列上方的牌位中，有“尼格路士、余锡尔”牌位。该牌位是两人合用一个牌位，上所记的尼格路士、余锡尔是两位外国人。尼格路士(？—1894)，英国人，曾供职英国海军，退役后受聘来华担任“定远”舰帮办及总管炮。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与中国官兵一起顽强抗拒日本人侵略，最后身负重伤而死。余锡尔( Purvis,1865—1894)，英国人，来华受聘当担任“致远”舰洋总管轮职务，负责管理轮机部门。黄海海战“致远”舰英勇战沉时，余锡尔和大部分舰上官兵一起殉职。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在《奏请奖恤海战出力伤亡洋员折》中，称赞尼格路士、余锡尔等人“以异域兵官，为中国效力，不惜身命，奋勇争先，洵属终于所事，深明大义”，请求清廷“按照西国章程，给予三年薪俸，以示体恤”[10]。李鸿章：《海战请奖恤西员片》，《李鸿章全集》卷1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页467.清廷准奏。

然而，李鸿章在《奏请奖恤海战出力伤亡洋员折》中并没有请求朝廷将他们入祀淮军昭忠祠，尼格路士、余锡尔在清朝时候并没有入祀各地昭忠祠。现在合肥淮军昭忠祠供奉两位灵位，超出清朝合肥昭忠祠祭祀的范围，是一种中华祭祀制度在当下的创新。

尼格路士、余锡尔两位外国人，在中华民族的反侵略中英勇献身，入祀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进一步说明了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是以褒扬在中华民族对外战争牺牲的人员为主。

第四，从对在不同战争中死难的人员重视程度来看，不把祭祀死于国内战争中的淮军将士作为祭祀重点，淡化淮军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

淮军昭忠祠肇始于祭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死难的淮军将士，以表彰他们对朝廷的忠贞，在最初建立的几个淮军昭忠祠的入祀人员均是与太平军作战死难的淮军和湘军将士。然而，在当下118名入祀名单中，却没有镇压太平军战功显赫的淮军将领程学启。

程学启(1829—1864年)，桐城人，淮军名将，是与太平军作战最为勇敢者。1862年，随李鸿章率所部淮军开字营至上海，解松江围，占领清浦；次年，占领陷昆山、苏州。1864年，战死嘉兴。他死后，清政府为他建专祠，又于1874年在苏州修建淮军昭忠祠，入祀他和死于平吴之役等战斗中的湘淮军将士。电影《投名状》就是根据他攻下苏州的事迹改编而拍摄的。他是淮军早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

淮军在近代史战争史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平粤、平捻、抗法、抗日、抗八国联军方面。如果按照战争史上的作用来设计主祭祀牌位，地位最高的主牌位应该是五块。然而地位最高的主牌位仅仅只有三块，缺少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平粤之役、淮军死事将士之灵位——平捻之役两块主牌位。缺少的两块主牌位，都是用来祭祀在国内战争中死难的淮军将士的。

程学启没有进入118人的名单，即在当下的合肥淮军昭忠祠内没有供奉程学启的牌位，以及缺少祭祀在国内战争中死难淮军将士的两块主牌位，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在的入祀人员的选择标准是更重视他们在对外战争的作用和贡献，淡化淮军在国内战争作用，即不把祭祀死于国内战争中的淮军将士作为祭祀重点。

3 结 语

合肥淮军昭忠祠是众多淮军昭忠祠之一，作为淮军昭忠祠总祠在清末曾供奉着数量巨大的为清朝死难的淮军将士牌位。当下修缮一新的合肥淮军昭忠祠内，仅供奉120块淮军将士的牌位。

通过上述对合肥淮军昭忠祠现有入祀人员的解读以及对入祀人员牌位特征的细析，不难看出，当下修缮合肥淮军昭忠祠的目的，不同于清朝末年修建合肥淮军昭忠祠、供奉死难淮军将士灵位的目的。当下入祀人员牌位，无不在强调淮军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褒扬他们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褒扬淮军对国家的忠诚，宣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的主旨。

“忠”是我国传统美德“忠孝节义”之一，在封建时代表现为对朝廷之忠，即对君王之忠。然而，伴随着近代国家观的形成，“忠”的内涵发生巨变。1912年，帝制灭亡，民国建立，“忠”的内涵此后则表现为对国家的“忠”。合肥淮军昭忠祠的主旨从清代褒扬淮军将士对清王朝和清代君王的效忠到当下褒扬淮军对国家忠诚的转变是应和了“忠”内涵的发展，为时代发展的需要。

古为今用。合肥淮军昭忠祠主旨变了，其功能和价值也变了。当下修缮一新的合肥淮军昭忠祠的功能和价值，不同于清朝末时候的合肥淮军昭忠祠功能和价值。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的价值主要如下：

第一，从道德、政治层面上讲，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以爱国主义宣传为基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事迹展览馆。由于当下的合肥淮军昭忠祠强调淮军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褒扬他们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来此瞻仰淮军将士的游人们，无不被淮军将士的爱国豪迈气概和爱国情怀所感动，漫步徜徉中，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褒扬淮军对国家的忠诚，宣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的主旨，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中国真实的需要。利用传统“忠”美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永久的课题。

第二，从历史文化层面来看，当下合肥淮军昭忠祠成为人们客观全面了解淮军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博物馆。入祀人员、牌位以及祠内墙上的展板，无不揭示了淮军史、中国近代史。研读入祀人员、牌位，也能更好理解一百年前中外关系史，因为入祀人员、牌位不仅展示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还展示了洋人帮助中国人发展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的历史，与中国人一道反对其他洋人对华侵略的历史。

第三，从对当地影响的层面来看，利于提升中庙、巢湖市、合肥市的历史地位。合肥是淮军的发祥地，淮军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祭拜合肥淮军昭忠祠，让更多人了解淮军，进而了解合肥，提升了合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扩大合肥的影响力。

注 释：

① 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铭军士兵袁定邦战死后，祀铭军昭忠祠。据此，可以推定铭军曾建昭忠祠。但铭军昭忠祠建于何时何地，是否可以看成淮军昭忠祠，仍待查考。

② 冯桂芬：《移建昭忠祠碑记》，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卷36“坛庙祠宇一”，清同治刊本，页8；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卷1，页5-6。

③ 李鸿章上奏的《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文中说：“庐州为各将士故乡, 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 捍卫之绩； 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 长往不返, 岁时霜露, 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堂, 而本郡独无, 惧无以称朝廷褒恤忠勤之至意。”据此推定，庐州籍的战场阵亡和病故的淮军将士是入祀合肥淮军昭忠祠主体；那些列祀、附祀于其它淮军昭忠词的非庐州籍淮军将士，不一定都可以在此得到相同的祭祀。

④ 吴毓芬在离开淮军军营回家病逝的第二年(光绪十八年)，李鸿章上《再请优恤吴毓芬片》，请求朝廷优恤吴毓芬片，并祔祀各淮军昭忠祠，获恩准。

⑤ 李鸿章修建合肥淮军祠的直接原因：淮军将领的请求、让家乡的子弟更好地祭祀缅怀为朝廷死难父兄。

⑥ 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就他个人而言，其深层次的原因和目的，就是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等淮军将领的地位服务的。李鸿章修建合肥淮军昭忠祠的深层次目的和修建其他淮军昭忠祠应一致。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个人原因和目的，参见傅德元：《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安徽史学》2006 年第 3 期，页72。

[1] 傅德元.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J].安徽史学,2006 (3):71-82.

[2] 翁飞.李鸿章、吴汝纶和巢湖淮军昭忠祠[J].江淮文史,2005(10):127-132.

[3] 黄云,林之望.续修庐州府志·卷36:忠义传二[M]. 76.

[4] 周盛传.本籍敬节育婴义塾牛痘诸堂局恳奏立案禀[M]// 金陵刻本.周家驹.周武壮公遗书:卷9.南京：1905(清光绪三十一年)：5.

[5]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M]//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鸿章全集:卷14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25.

[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M].刻本.(1818)嘉庆二十五年：1-4.

[7] 张仲炘,袁祖光.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M].民国十年版:14.

[8] 刘铭传.请恤战死将士建昭忠祠折[M].刘壮肃公奏议:卷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15.

[9] 李鸿章.保定请建昭忠祠片[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鸿章全集:卷1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06-407.

[10] 李鸿章.海战请奖恤西员片[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鸿章全集：卷15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67.

[责任编辑：杨立平]

On the Value of Memorial Tablets of the Huai Armymen in Hefei Zhaozhong Temple

LI Yu-nian

(Department of Tourism,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The armymen worshipped in Hefei Zhaozhong Temple were mainly Hefei natives, which has a large number of tablets to commend those armymen’s sacrifice for the nation of Qing. At present, it has been renovated to have 120 tablets of Huai armymen so as to sing highly of the patriotism of those who died in the anti-invasion wars. So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elf in the Qing dynasty, today’s Zhaozhong Temple becomes a base for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a library for Huai Army and modern history, which has endowed it with some new connotations.

Hefei Zhaozhong Temple for Huai armymen; tablet for the worshipped; patriotism

2016-10-20

2016-11-25

李玉年(1966— )，男,安徽长丰人，合肥学院旅游系副教授，博士。

K25(254)

A

2096-2371(2016)06-01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