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临星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呼唤历史的记忆
——评于培杰的长篇历史小说《兵圣孙武》

许临星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一）

于培杰先生退休以后，创作了四部长篇历史小说：《末代皇帝溥仪》、《智者曾国藩》、《天王洪秀全》和《兵圣孙武》。

然而，在此前的20多年里，他一直是埋头于理论研究的，是一位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先后出版过《论艺术形式美》、《美学论稿》、《艺术节奏论》、《走向实用的美学》等10余部专著，又主编出版过《青少年美育丛书》和《青少年智育丛书》。

于培杰的学术论文发表了数十篇，质量与品位多是上乘的，发表的阵地也是高档次的。比如《审美范畴的历史运动》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造型艺术空间》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办主办的学术期刊；《也谈艺术概念的基本层次》一文发表于《美术》，这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的学术期刊。至于在其他刊物和高校学报如《中国音乐》、《学术论坛》、《齐鲁学刊》、《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艺海》、《文学知识》、《美育》等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他的文章涉及的范围，几乎跨越了所有的主要艺术门类，且都是七八千字、上万字的长文。获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实属难能可贵。说这些，是为了指明，于培杰在理论领域绝不是随意游走、浅尝辄止，而是拥有着较高较深的理论造诣。

然而，理论研究主要靠抽象思维，艺术创作则主要靠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虽然不能截然隔离，却是迥然有别的。理论家、科学家长于判断、推理，重理智；作家、艺术家则善于想象、虚构，重情感。于培杰居然像是不经意地完成了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跳跃，实在是一种有趣的、值得关注的现象。

深究其因，恐怕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理论家、科学家与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方式都不是单一的，前者主要依靠抽象思维，却也经常进行联想、想象、幻想等；后者主要依靠形象思维，却也离不开判断和推理。于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就有了契合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判断力蕴含着想象；马克思也说，虚数这个概念是想象的结果。就是说，理论与创作，其思维方式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

其二，从理论领域进入创作领域，不可避免地带着原有知识结构的痕迹。我们说“文如其人”的时候，主要是指写作者的性格特征，其实也包括其整个知识库存和思维运行习惯。理论家转身搞创作，常常关注人物性格的运动逻辑，重视社会性质的深层考察，注意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留心作品结构的严谨整一，等等，总之，在作品的艺术形象体系的背后，读者会隐约地看到一位学者的身影。

于培杰恰恰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学识之广博、见解之独到、考据之缜密、逻辑之严谨、用语之精当，都令人钦羡不已。

（二）

历史小说与一般小说不同。一般小说虽然也要扎根于现实生活，人物也常常有生活原型，但作者有颇大的虚构和想象空间，作品中的人和事，是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却不是任何现实中原本的人和事。历史小说则不然，人物生活的年代、主要经历、周边人物以及作为背景的社会重大事件等等，都要持之有据，不能任意杜撰；由于它所写的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和事，因而其虚构和想象空间要比一般小说狭窄得多。

于培杰的历史小说，从题材上看，前三部属于近代的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创作过程中，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精心过滤筛选，辩伪存真，为了保证作品的集中与凝练，常常要舍弃许多生动的、甚至有社会影响的史实。但《兵圣孙武》面临的情况却相反，孙武的史迹，史书鲜有提及。在先秦典籍中均不见记载，直到汉代，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著作里才出现其身影，但大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这就给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说白了，捡这个题目写，是在做无米之炊。

但于培杰知难而上，在广泛涉猎春秋时代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点滴钩沉，细心揣摩，反复斟酌，以历史与逻辑想结合的原则，以艺术真实与审美追求相统一的手法，捕捉其时代气息和社会氛围，追寻人物的思维走向和行为方式，以此呼唤世人的历史记忆，从而完成了对孙武这个“居乱世展雄志，著兵法比圣人”的民族巨人的艺术再现。

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逼真、贴切地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特定的生活场景，宛如历史的生动复原。

在这方面，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是相形见绌的。这些作品，除了人物的姓名、年代、主要事件以外，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历史影像，或者说，把作品理解为任何时代都可以。比如，有一部写孔子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吟唱出大量的七言诗（当时七言诗尚未产生）；也有的作品写孙武，将士们骑马而战（当时没有马镫，不可能有骑兵）；在一部写太平天国的小说中，苏三娘的内衣里藏着手枪（太平军没有手枪）等等，此类例子不一而足。至于作品中的人物，古人想今人之所想，说今人之所说，为今人之所为的例子则更加比比皆是。

关于孙武的直接记载寥寥无几，但关于春秋时代却有大量资料，于是我们发现，于培杰在考察彼时社会风貌方面着实下过一番工夫。且不说作品中对战争场面的生动描述，也不说人物对战争纵横捭阖的理论剖析，单是看似与情节主线无关的点滴画面，也将我们带进了特定的历史氛围之中。比如田书在射礼中的“五射”表演、晏婴对充耳的精辟评论、熏风台的歌舞表演的恢弘场面、孔丘深邃的艺术美学见解、庠序里师生的互动、射圃的五御测试等等，无不建立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而孙武拜见鬼谷子一节，更是极为精彩的传神之笔。总之，作者精心地营造了一幅相对封闭的、与当今社会生活风貌迥异的动态画卷。

历史记载或有谬误，艺术画面则要求合情合理；历史记载或有残缺，艺术形象却要求完美整一。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兵圣孙武》的作者显然深谙此道。比如，关于孙武以吴宫美女练兵，按《史记》记载，在斩杀了两名吴王的宠姬之后，“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孙武说：“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意思是，她们可以上战场了。孙武这样说，是违背常理的，一群从未披甲执锐的妇女，怎么会在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能投入战场？这样的记载，是有失严谨的。于培杰在作品中，依照生活逻辑对此作了合理的纠正。孙武说：“练兵之道，一在命令勒束，二在武艺技巧。后者须天长日久苦练不辍，前者则可立竿见影。”这样，把训练局限在命令勒束这一要求上，就合理了。再如，孙武的后半生，史书均无记载，于培杰在作品中让孙武归隐山林，乃是一种逻辑推断。他的根据是，从史书记载看，自从吴王阖闾死后，吴国对外作战的技法与《孙子兵法》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说明指挥这些战争的另有其人，孙武已经不为吴王夫差的朝廷效力。又如，吴军破楚，所向披靡，但占领郢都之后，却迅速溃败，溃败的原因是什么？孙武的智慧哪里去了？史无记载。于培杰对此作了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描述和铺陈：阖闾的骄纵、将领的内斗、军纪的败坏、孙武的无奈……这些，都是吴军必败最合乎逻辑的缘由。

（三）

作者对孙武的塑造是成功的，出色的，这一形象有三个闪光点。

一曰气。稍后于孙武的孟子提出了“养气”之说，喊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名句。所谓气，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是至大至刚的精神，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内在品性，一句话，就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与张扬。阿尔波特认为：“人格是决定独特行为和思想的个人内部身心系统的动力组织。”在作品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孙武身上那种支配其言语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他自信、自尊、自立，持之以恒，百折不挠；他直言敢谏、不避祸福，从不人云亦云；他在人生转折的重大关口，都有独立而明确的判断和思考，尤其是西破强楚的超人胆识和后来功成身退的选择，真堪称难能之举。惟其如此，才成就了他“百代谈兵之祖”的伟业和英名。

二曰义。春秋时代的战乱，是诸侯之间的利益之争，故有“春秋无义战”之说，而在于培杰的笔下，孙武却是一位真正的义士。他致力于兵法的研究，骨子里却并不好战，他把“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善之善者”；田盘害死了梁有稷，他气愤不已，正言直告“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台下”；干将为吴王僚所害，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专诸因刺吴王僚而惨死，他觉得自己未能阻止这一行动是“犯下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要离为刺杀庆忌而残身毁家，他先是苦劝要离不要卷入宫廷纷争，苦劝不成之后则更感到无限痛惜；吴军破郢之后大肆杀戮抢劫，他心急如焚，在自己的权限内做了极大的努力予以制止；同窗好友缪不识死于战阵，他痛不欲生，进而悔恨自责，竟至于使自己“毕生的追求都产生了动摇”，甚至觉得自己是一颗灾星；他觉察到吴王夫差阴鸷的品性，就决定退隐山林……孙武的种种言行，塑造出一位义薄云天的伟丈夫形象。

三曰智。孙武自幼聪明过人，思维敏捷，勤奋好学，虚怀若谷。他从祖父田书、叔父田穰苴那里承接了源远流长的家学，从姜太公、管仲、老子特别是鬼谷子那里吸收了丰富的知识营养，他长途跋涉考察古战场，这一切促使他最后完成了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孙子兵法》；在战争实践上，则是西破强楚的壮举，这是他把军事思想融化到军事指挥之中的成功凡例。作品为读者展现出孙武的超人智慧，每一次战役，他都能依据具体情势而采取相应的战法：取桐国、舒鸠使用了离间之计；克养城用了声东击西之计；豫章之战是突袭之计；柏举之战取诱敌深入之计；清发水之战是“半济而击”之计……这些战役都是智取，其思路都能在《孙子兵法》中找到依据。作品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雍澨大战。孙武一向讲究兵不厌诈、避实就虚、攻其不备、出奇制胜，但在雍澨，吴军陷入了“死地”，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两军相遇勇者胜”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打了惟一的一场阵地战，作为疲惫之师的吴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品对一系列战役的描写，可谓酣畅淋漓、异彩纷呈，使人心旌摇荡，目不暇接，孙武的超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除孙武外，伍子胥、阖闾、田穰苴、晏婴、齐景公、缪不识、专诸、要离等，都性格鲜明，各具风采，他们与孙武一起，共同组成了鲜活的、纵横交错的人物形象群体。

此外，这部小说就情节而言，则波澜起伏，云谲波诡，张弛有度，生动传神；就叙述结构而言，作品以纵为主，纵横交错，环环相扣，不枝不蔓；其语言，颇有学者风度，老辣，凝重，洗练，富有张力。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6-04-05

许临星（1937-），男，山东招远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