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

2016-03-16刘依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关键词：文化记忆城市化进程

刘　依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

刘依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相较于对中国城市与乡土的文学研究，对城市与乡村文艺美学形态的理论探索仍存在较大的空白。《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尝试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出发，通过乡村文学的叙事角度，将建国以来的乡村文学、影视作品作为一条完整的线索进行文化解读。作者提出中国乡村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三种叙事方式：一是认为乡村民俗主要是前现代文化的遗存；二是认为乡村民俗是一种未被现代文明、城市文明污染的原生态文化；三是认为乡村民俗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由于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以上三种叙事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冲击。基于此，《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通过构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这一理论，实现城乡文艺美学形态与文化美学、历史学、城市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通过梳理城乡文化互动的内部逻辑和文化内涵，将民间文艺美学研究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结合，完成具有实践性品格的理论突破。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乡村叙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乡村民俗；文化记忆

一、城市化进程与乡村美学形态的再认识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不足百年，却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一书正是聚焦于20世纪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聚，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等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进程[1]。就文化而言，自工业化进程开启，文化的两大矛盾就日趋尖锐：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二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分工引起商品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2]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相对应的，构成了本书的乡村叙事：以乡村、乡镇、乡民为主要描述对象，反映乡村经济文化变革，表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困惑忧思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把城市比喻为容器，如果把视野扩大，不是仅把城市空间等同于“容器”，而将其看作文化互动的过程，那么乡村同样可以纳入到这一容器中，并与城市构成这一文化互动的两个基本动力。事实上，如果把城市与乡村看作这一历史进程的两轴，将其中存在的每一个问题孤立地观察，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具体原因，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各种矛盾冲突日趋增加和复杂化的整体趋势，这与城市与乡村双向运动的失衡有着密切联系。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者对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改变和影响，强调两者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二者的比较中，尽管不是绝对，但仍习惯于通过一种单向度的视角去审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通过现代理念、文化观念去完成关于乡村的现代性书写。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思路由于压抑乡村当事人的视角，割裂了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忽视了乡村文化的丰富内涵，而很少去考虑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是否有互动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建构一种适合现代化、城市化需要的新型城乡文化共同体。

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以及两者之间文化互动的书。该书尝试从乡村文艺美学形态角度着眼，在描述城乡文化现状的基础上，寻找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可能，并进而构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换言之，本书的价值就在于：一、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生态美学等理论，重新发掘当代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二、在非遗活态传承观念启发下，重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文化关系的认识；三、构建新的文艺美学理论模式，把民间文艺美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结合，重新发现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可能联系。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试图突破典型发展观所构想的蓝图，以多样化的非典型性形态去理解、把握、剖析存在的现象，探讨城乡文化互动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本书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探讨、对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文化书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的思想结构及其源流，启迪我们的思考，纠正我们的偏颇，这是相当可贵的尝试。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可回避：一为思路，一为史料。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问题的现状分析入手展开理论创新研究，同时在社会调查和典型个案分析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模式，并把理论研究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结合以确立理论研究的实践意义与可行性。研究方法包括历史研究与分析、理论模式构建、社会调查案例分析以及文化建设实践调查研究等多方面综合。前者需要作者关注当下，反思历史；后者需要作者耗费大量精力，去伪存真。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去整合历史材料，借助具体的统计数据支撑整体思路。两者的相辅相成确立了本书的理论底色和学术价值。现在看来，本书作者的确完成了突破城市与乡村文化研究的先入之见，还原历史，回归真实。

重新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离不开对历史的反思，理论资源的拓展。海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理论著述为本书提供了充沛的理论资源，如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弗里德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费孝通《乡土中国》、高小康《霓虹灯下的草根：非物质遗产与都市民俗》，特别是将“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乡村民俗”“文化记忆”等概念融入城市化进程与乡村文化互动的研究中，成为本书的重要创见。

二、城乡文化审美内涵割裂及其对文化互动的影响

对于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的我们而言，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并不仅仅是两个理论概念。文学与影像中的城市与乡村也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身处其中的市民与村民也不光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他们同时还是一种具体的史实。随着城市化的高歌猛进，物质层面的城市由想象逐渐变为现实，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不仅婚礼、小孩满月礼很少在村里举行了，即使不得不在村里举行的老人去世的丧礼，由于人口越来越少，甚至抬棺的人都很难找到，该讲究的也不得不简化、省略了”[3]。城市化运动是20世纪以来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正如学者高小康所指出：“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农民从整体上不可能转移到都市当市民，也不可能变成发达国家那样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4]因此，以乡村叙事与城市化进程文化互动为研究对象不能不厘清乡村、城市和个人的动态关系，重新审视民间文艺美学观念的发展演变形态、迄今为止存在的问题或局限。

在这一点上，《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主轴，通过乡土小说、乡村影视叙事等典型个案的分析，提取出城市化进程中“文学乡村”的多副面孔，指出不同的乡土主题：“贫困的乡村”“失范的乡村”“空心化的乡村”“诗意的乡村”，以及影像世界中，热闹的、和谐的乡村，生气勃勃的、充满希望的新农村。进而，作者提出乡村叙事的三种方式：一是认为乡村民俗主要是前现代文化的遗存；二是认为乡村民俗是一种未被现代文明、城市文明污染的原生态文化；三是认为乡村民俗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零度价值判断态度。这三种乡村叙事方式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城市化进程如何进入乡村叙事、城乡冲突又如何重新唤起乡村文化记忆，以及乡村民俗如何丰富城乡文化空间。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城乡两元动力失衡，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乡村叙事涌现出新的主题，城乡文化审美内涵也出现分化甚至割裂：“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传统文化的衰落”“伦理道德的乱象”“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以上个案，作者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乡村文艺美学特征的演变与冲突。在此基础上，城乡互动中的“个人”也成为作者的聚焦点：新型“领头羊”形象、乡村文化建设者形象、“非农”身份的乡村居民形象、“农民工”形象、乡村落后分子形象。乡村文艺主题的变奏、人物形象的演变、乡土情结的隐匿，充分表露出乡土文艺作品与城市化进程间存在的复杂内涵与冲突。

三、“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与乡土审美文化特征的再发现

作者从乡村在各个时代文学文本、影像中所占据的位置、呈现的类型和被赋予的内涵入手，梳理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叙事的演变轨迹，分析乡村空间和乡村个人的文学、影像再现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地缘因素、意识形态、时代主潮等元素的多层次复杂关系，挖掘“乡村”所指涉的丰富内涵，试图弥合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那么，究竟如何去理解、弥合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文化冲击呢？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雷蒙·威廉斯将文化分层为：一是指“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三是“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5]。然而，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雷蒙·威廉斯通过对英国文学史的城市和乡村主题的追溯，将两者的矛盾关系理解为意识形态和权力纷争所建构的结果。本书作者借鉴并突破这一观念，引用滕尼斯关于“精神共同体”的概念：“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6]，提出关于“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设想，这一概念由观念、符码与形象、情感与记忆三个层面构成[7]。第一个层面是观念层面，就文化观念而言，民间文化群体的文化自觉需要与当今社会发展中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实现文化共享：城乡文化共同体一方面要坚持现代性取向，融入平等、民主、法治等理念，与时俱进，追求创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汲取传统又有所创新。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简单关系，通过把文明形态的更替看作一个吸纳、再生的过程，从而城乡文艺形态在叙事文学和影像中获得了新的阐释可能。而“乡村民俗”概念的提出，则进一步表露出作者强烈的历史关怀和问题意识。对于“乡村民俗”，钟敬文认为，“民俗是民众的风俗习惯”，“是指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项”。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包括物质生产习俗、社会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式民俗、信仰民俗、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众多方面[8]。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民俗作为人类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的独特体现，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极其广泛。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二个层面是共同的文化记忆，主要是乡土文化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特将文化记忆视为“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9]。通过“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引入，身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不仅可以巩固和传达自己的自我形象，保持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集体记忆还提供了解读当下生活意义的重要视角。与此同时，乡土记忆作为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文化沉积物与智慧结晶体，可以看作建构“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作者强调，“有的乡土记忆直接来自乡村的生产、生活，以及地方性的文化知识与习俗；有的乡土记忆是一种间接经验，或来自父母、祖父母的讲述，或来自古代的田园诗、现代的乡土文学等文学阅读经验”。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乡土文化记忆可以推动乡村文艺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美学价值，同时完成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乡土美学认同，从而试下审美文化生态内涵与民间文艺的传承创新。学者高小康基于对城市文化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敏锐地指出，乡土文化记忆是一种维护群体归属感的非常牢固的社会心理纽带，总体而言，这种特殊的心理纽带不光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其美学内涵同样构成“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的生态条件。

第三个层面是器物、符号、形象层面，具体而言，包括乡土文学与乡村影像中的大量的乡土文化符码与形象。这一整套符号体系使得文化记忆得以彰显，可以为流动的乡村和城市人群建构一种“无场所的记忆”。作者认为，城市化进程赋予乡村叙事复杂多元的空间形态，城市亚文化群体与乡土边缘人的共存都成为城乡文化互动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在日趋的现代生活中，乡土文化记忆往往处于沉睡状态，有时甚至被刻意压制、遗忘。但是，它又时常触发个体的心理记忆，表现为不可磨灭的乡愁，只有现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空间中存在的大量乡土文化符码与形象，才可能时常唤醒人们潜意识中的乡土文化记忆。

“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既是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又是本书的理念基点。“乡村民俗”“文化记忆”“文化共同体”等概念描述出这一研究思路的图谱，也充分展露出本书的创新之处：一、完成与传统城市化研究不同的乡土文艺美学理论模式构建；二、在非遗活态传承观念与保护实践启发下重构对城市化进程与当代乡村文化关系的认识；三、把民间文艺美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结合，形成具有实践性品格的理论研究。作者认为，在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过程中，我们需要以更加包容的文化观念对待乡村文化，充分尊重来自乡村的地方性文化知识与文化记忆，为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之间良性的互动构建沟通渠道，毕竟，“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一种资源和繁盛的源泉”[10]，作者关于文化共同体的理解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文化共同体，这一理解符合中国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文化现实。

正是源于这样开阔的思路，本书援引的史料和社会统计数据得以焕发出坚实的学术底色。就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而言，鲁迅《风波》《阿Q正传》《祝福》、洪深《香稻米》、茅盾《春蚕》、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叶紫《丰收》、陈荒煤《秋》、贾平凹《秦腔》、徐宝琦《二嫫》在这一研究思路下，展现出新的文化解读性；就社会统计来说，李静等主编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青年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状况研究》这份调研报告从史料角度进一步佐证了作者的观点。

结语

如果说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于像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文化互动这样课题的观察与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对构成社会整体的任何一个亚群的深入研究与剖析，都会有助于我们对社会整体更清醒与更正确的认知，那么在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城乡文化互动范畴内，这样的研究还具有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在一般的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受制于单一研究思路或既定研究方法，以至于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潜在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时，结合民俗学、社会学、城市学和文化诗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型美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通过对它的剖析，对它的发展方式的把握，我们得以一窥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本质。即便本书的这一研究思路并不拘于现当代文学或美学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同样展现出丰富的理论生长性，但它之所以在现今学术研究中能够产生惊人的学术力量，不仅仅是它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理解历史，而且因为它使我们在重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过程中，甚至可以重构在现实社会中已经遭受到相当程度破坏的、基于个人情感和伦理、道德与信仰、文化与记忆的原则，那些至少是曾经存在过、可能正在复苏的原则。

参考文献：

[1]李静，等.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90.

[3]阎海军.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

[4]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J].人文杂志，2010(5).

[5]雷蒙·威廉斯：关键词[M].北京：三联书店，2005：106.

[6]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

[7]季中扬，李静.论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建构路径[J].学海，2014(6).

[8]高小康.霓虹灯下的草根：非物质遗产与都市民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9]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6.

[10]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