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建梅，袁　媛，冯鑫淼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冀域宗教文化历史变迁

贾建梅，袁媛，冯鑫淼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401)

摘要：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冀文化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冀域宗教历史文化是冀文化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梳理冀域宗教文化历史，可以为研究冀域宗教特点以及现状做好铺垫，也可以从一个视角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宗教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丰富区域文化研究。

关键词：冀域；宗教文化；历史；文化建设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对文化的追求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反应。文化不仅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支撑力，而且是推进京津冀交通、经济领域向文化产业及其市场一体发展的中坚力量。宗教文化是地域历史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冀”以早期九州之首之冀州为基础，经过强盛之冀发展到今天的河北之冀。“冀域”包括天津、北京、河北地区。与“冀域”相对应，经过五千年兴衰变迁发展，融行政区划和文化形态为一体，形成了包括今日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在内的冀文化、京文化、津文化等多样化文化集合体，称之为冀域文化。[1]

一、冀域宗教文化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

秦国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基础。此时以天神祭拜和祖先祭拜为核心的传统宗教已经产生，继承和完善了原始宗教，并且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这一时期，对天地、祖先和鬼魂的崇拜并没有摆脱传统的认识，各种祭祀典礼仍然存在。在河北邯郸赵国都城遗址西部的百家村和河北怀来北辛堡的战国燕墓，都曾发现数量不等的殉葬人。各种祭祀活动和丧葬仪式都反映了冀域宗教发展的萌芽状态。

二、 冀域宗教文化的形成时期—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年—581年)

秦汉时期中国宗教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古代传统封建迷信继续发展；第二，本土宗教道教已经建立；第三，异域宗教佛教初次传入我国。东汉末年河北的太平道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道教，由河北巨鹿人张角所创，道教自东汉顺帝时期在北京流传。由于当时宗教意识在人们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神的权威至上，故社会运动及政治运动都采取宗教的形式，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天津地区佛教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僧人在蓟县盘山建立了法兴寺，俗称北少林寺。北魏时期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其最早的寺庙为福奉寺，该寺“起于后魏孝文之世，时值公元五世纪下半叶，其规模之大，为院百有二十区”[2]163。河北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也于魏晋时期传入，位于邢台的普彤寺建寺时间比有“中国第一寺”之称的洛阳白马寺还要早一年。晋代河北高僧道安法师是中国第一批佛学理论研究者。

这一时期冀域宗教文化逐渐发展。道教在在冀域地区得以发展，佛教传入并开始勃兴。西域佛教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佛教文化。宗法性国家宗教在此期间非常盛行，儒、佛、道形成鼎足而立局面。这一时期，冀域民众对道教和佛教的认同逐渐开始并不断扩大。

三、冀域宗教文化的发展时期—隋唐五代(581-907年)

隋唐五代宗教的繁荣是冀域政治、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的结果。天津地区最早的道教建筑是位于静海县的王口镇药王庙。幽州(现北京)建造的长天观是如今北京白云观的前身。河北正定县一代在唐朝称恒州，是当时道教最兴盛的地区。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先后在幽州建舍利塔、悯忠寺、大云寺，燕地还出现了房山云居寺、幽州城区和盘山(今天津蓟县)三个各具特色的佛教发展中心，并且以雕刻石经、弘扬律学和举扬禅宗而各具特色，在这一时期闻名于世的“临济宗”是义玄禅师在河北定县临济寺创立的。这个时期冀域地区时局平稳，经济发达，政策宽容，儒释道三家的地位稳步提升，其中以道教地位最高，但佛教对民众的影响却更加深刻。

四、冀域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时期—辽金元时期(907—1368年)

金元时期北京道教日趋成熟，发展为两大派别：全真派和正一派并成为中国道教两大派别。在金朝统治下汉族知识分子王重阳创立道教全真教，在北京地区道场占有重要地位，金大定年间宝坻县城内又建造了三清观。元朝初期，王志谨曾两次邀请其师傅长春真人邱处机邀请到天津蓟州盘山传道。同一时期，道教宫观河东大直沽天妃宫出现这是天津最早的道教观。元朝，天津出现一位道教艺术大师——刘元，史书记载诸名寺巨观之佛道造像凡出于刘元之手，天下无与伦比。[3]135“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在今保定市一代留有多处活动遗迹。辽王朝拨款支持北京房山云寺刻石经，最著名的莫过于契丹经(世界上最早大藏经刻本)，辽金元是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藏传佛教兴起，北京兴建庙宇如雨后春笋，兴建了有名的白塔寺。虽然北京当时以喇嘛教为主，但是对汉传佛教及其他宗教也不排斥，姿态宽容。[4]45金代，天津佛教在今静海县大邱庄镇修建大愿禅寺，元代著名妙文法师弘扬净土法门，感化甚重。

异域宗教伊斯兰教在冀域的发展也始于元朝。元朝定都北京，便有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东欧人携带家属在北京定居。元代，随着回族群众在津门长期居住，伊斯兰教在天津开始流传，并随着回族人口增多而昌盛起来。天津的“三会海口”三岔河口是天津发祥地，金朝在这里设立“直沽”，穆斯林移民与伊斯兰教正是从这里进入直沽到达天津的，其军事、经济、交通的重要战略地位吸引穆斯林来此居住，并经此传入河北。景教(天主教)在北京建堂传教追随到元朝，因为统治者对景教的扶持，在大都(元朝帝都北京)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圣堂。后在天津、河北有传道踪迹。1368年元朝灭亡后，天主教在北京绝迹。

元代是冀域宗教史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代，宗教派别繁衍增多、人才辈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和开放性发展的特色。藏传与汉传佛教融会贯通，使佛教发展到一个全所未有的新阶段。元朝统治阶级采取诸教并蓄的政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在冀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五、冀域宗教文化的世俗化时期—明清时期(1368—1911年)

明朝政府在北京设立道录司，管理全国宗教事务。明代以后天津道教空前发展，至清中叶，共建宫观近300座，最著名的是玉皇阁。清朝中叶仅天后宫就有16座，其中大小直沽两座天后宫最为著名。明朝的北京道教为统治阶级服务，走向鼎盛。后受到废庙兴学运动冲击，许多宫观被改作学堂，冀域道教在清王朝迅速走向衰落。然而，道教虽然不受统治阶级重视，却在民间迅速发展，并趋于世俗化。

这个时期佛教在北京发展形成一个新的高峰，臻于极盛，兴建寺庙的规格相比元代毫不逊色，明代灭亡前，北京的佛教寺庙达到1000多所。明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持尊重和控制态度，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予以厚待。明清时期，倭寇入侵，为安抚百姓，天津兴建了大量佛教寺院，其中有著名的潮音寺、海光寺、大悲禅院。天津佛教在清代日趋世俗化，与民俗民间信仰相结合，办庙会、法会成为天津百姓庆祝节日的重要形式。清代，河北承德形发展为北方藏传佛教中心。明清时代，伊斯兰教继续发展。沧州北大寺是河北著名的伊斯兰寺。明代，直沽凸显其军事、经济地位，改名为天津，统治者在此派兵镇守，于是一批穆斯林军官被派往天津，许多家属随行定居天津。清代的天津发展为大商阜。天津地区最早的伊斯兰教徒礼拜场所是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的天穆村(现属北辰区)清真寺。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国传教士凭借《辛丑条约》占领寺庙、修建教堂、搜刮赔款，基督教势力得以扩张。随着异域宗教在冀域地区的兴起，本土宗教日渐衰落。

六、冀域宗教文化的衰落时期—民国时期(1911-1949年)

废庙兴学运动兴起后，许多寺庙被改建为学堂。鸦片战争后，佛教、道教进入了多灾多难时期。外强侵入，民不聊生，佛教、道教在冀域日渐衰微，丧失了以往神圣、崇高地位。五四运动中，道教受到打击。1912年，白云观方丈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1913年天津道教和河北道教都改为隶属于中华民国道教会的分会。民国期间，《道藏》传播于世，改变了鲜为人知的局面，道教更加世俗化。1937年，日军占领京津冀等地后，冀域佛教活动被迫停止，直至抗战胜利后，佛教活动和佛教传播才得以恢复。

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革新和复兴伊斯兰文化与教育事业新型学者，他们为伊斯兰文化的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北京牛街清真寺教长王宽组织发动了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的文化运动。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做出卓越贡献。在冀域，伊斯兰教还提倡教育，并创设报刊，如天津伊斯兰教创办《明德》《回民公报》等报刊，传播文化，并且积极投身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天津回教联在天津清真大寺召开第一次全体穆斯林大会，明确“兴教救国”宗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就存在于冀域地区，但是由于清政府的限制，天主教没能得到发展。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北京、河北后，天主教在冀域大规模进行传教。1870年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老西开事件”使天主教在冀域的发展受到阻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越，条约规定天主教、基督教等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基督教从此打开了中国宗教的大门。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冀域开办教育学堂，兴办医院，救济救灾，妇女工作，招募义工等。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必然引起宗教生活的相应变化。外来入侵者替外来宗教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本土宗教没落。此时宗教发展不平衡、不稳定。

七、冀域宗教文化规范化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1949年—今)

1957年，在北京成立中国道教协会，2005年北京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会址在北京西城区，白云观作为道教圣地，向世人展示道教风采。天津道教自文革期间受到重创之后，至今未恢复。河北道教1995年成立道教协会，2000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稳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剔除个别反动分子，成立了天津市佛教协会，天津佛教对外友好交往，专注慈善事业，出版天津第一本佛教刊物《极乐》。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界开始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和天主教重新开放教堂，恢复了宗教活动。

中国不仅是一个多种宗教兼容并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文化的发展不仅影响我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社会稳定都有深刻影响。研究冀域宗教发展历史，铭记历史，传承冀域优秀宗教文化，妥善解决在冀域宗教文化历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吸取教训，铭记历史，对促进冀域全面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贾建梅,杨国玉,王紫璇.冀域演变及京津冀文化圈考略[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2]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163.

[3]冉玉.元代雕塑奇人刘元及其雕塑艺术研究[J].兰台世界,2014(9):135-136.

[4]佟洵.北京宗教文化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45.

责任编辑：白土

收稿日期：2016-04-26

作者简介：贾建梅(1957-)，女，河北邯郸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人学；袁媛(1992-)，女，天津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6)04-008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