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婷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先锋中的“人性”关照
——论苏童小说《我的帝王生涯》

王丽婷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00)

摘要：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作家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历史进行重新陈述和再度书写，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特定价值和叙事方式。苏童就是这批作家中的一位。其新历史主义小说代表作《我的帝王生涯》以民间化的历史观、先锋性的创作技巧，将对“人性”的关照寓于先锋品格之下，鲜明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先锋性；新历史主义；宿命感；人性

苏童创作颇丰，且作品风格各异，他的小说都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可读性很强。作为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我的帝王生涯》讲述了一个帝王传奇的一生：一个懵懂的皇子在宫廷权利的操纵下成为了“假燮王”，走向人生顶峰，后由盛而衰，皇权覆灭，沦为平民，成为走索艺人，最后在战乱中出家为僧，走完如梦的一生。

在作者本人看来，《我的帝王生涯》就是“一场很长的白日梦”。苏童曾这样评论道“我认为历史长河中的人几乎就是盲人，而历史是象，我们属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我的帝王生涯》的写作大概只是一个很长的白日梦，在北京上学期间我多次去故宫，那里的红墙绿瓦浮云沧桑诱使你做这种白日梦，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是无法对号的，因为是虚构，我写这个小说的真正冲动在于设想了端白戏剧化的一生，从帝王沦为杂耍艺人，其中的环节创造给你一种推理破案的快感，大起大伏的人生，正好配合我多余的泛滥成灾的想象力。”[1]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苏童将高超的先锋叙事品格和精妙的故事塑造能力完美结合，在先锋性的创作技巧下进行“人性”的关照和反思。

一、先锋手法的运用

《我的帝王生涯》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叙事，但作者巧妙运用反讽等艺术手法消解了传统历史题材作品的崇高性和庄严感。

(一)新历史主义

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苏童作为这一创作流派的代表，其创作印证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展轨迹。在《我的帝王生涯》中，作者以民间化的历史观念、人性化的写作立场和虚构化的叙事手法将新历史主义运用得非常到位。

一个虚构的燮国，一个本就不该为王的君主。苏童用一段我们找不到相对应的历史国度和一系列历史事件，叙述了第五代燮王端白传奇的一生。正如作者在自叙中提道：“《我的帝工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了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我迷恋人物的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震慑。”[2]

(二)悲剧化的宿命感

所谓宿命感，是一种无力、无助的感觉，人摆脱不了命运注定轨迹的走向，即便能够感知命运的结局依然无法控制。《我的帝王生涯》嫁接在具有宿命色彩的人生之旅上，是其先锋性又一鲜明特征。

父王的驾崩开启了端白悲剧化的一生，正如端白的师傅觉空所说的:“少年为王,既是你的造化，又是你的不幸。”他的即位便是悲剧化宿命的开始。十四岁的懵懂少年，关注父王的炼丹炉、喜欢玩促织、留心皇甫夫人带上的玉如意，却无法履行一个帝王该尽的义务。从此，一个少年天真的人性便因为权力所使而堕落，他不关心朝政，也因为朝政被皇甫夫人和孟夫人两个女人所把控；他不关心百姓疾苦，他也不关心边疆战事，将有功之臣杨松射杀在田野当中。“我不喜欢当燮王，我喜欢走索艺人。”他向往的是走索艺人那看似无拘无束的生活，但宿命的安排却将他放到帝王的位置。同时，这宿命的安排又是极具戏剧化的，灾难拯救了端白，他作为失败者被赶下了帝王的宝座，他又有了可以完成从前想要企及的生存要求——做一个走索艺人的机会。

这部小说中还有一道极为突出的宿命色彩，就是对灾难降临的寓言式的“咒语”。这个寓言灾难的“咒语”多次出现在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的转折关头，成为支配小说的笼罩性存在。第一次出现在父王驾崩时，一个疯了的老宫役孙信是这个灾难寓言的发出者。炼丹炉大火熄灭时，寓言再一次响起。燮王的残暴、阉宦得宠、孙信之死、后宫争斗、南伐兵败、酷刑至此、燮王荒淫等都引来灾难寓言的出现。同时，天上的鸟儿叫着“亡……亡……亡”也是一种寓言化的出现。寓言隐语的反复使用使作品的宿命色彩更加浓郁，是作品先锋品格的显著标志。

(三)无处不在的讽刺

反讽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手法，是用来解构崇高的基本策略，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青睐。它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我的帝王生涯》中就无处不运用着各类讽刺手法。

历史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讽刺感。在一个女人的权谋之下，燮国上演着一出王位继承的骗局。皇甫夫人临终告知端白“你不是真正的燮王，是我把你变成了燮王。”，“我不喜欢端文，也不喜欢你。这只是我跟你们男人开的一个玩笑。我制造了一个假燮王”。与此同时，小说中充满了对人性的讽刺，“黑豹龙冠已经缓慢而沉重的扣上我的头顶，我觉得我的头顶很凉”本不该成为燮王的“我”对于这顶无数人觊觎的王冠却不屑一顾。面对疯抢黑豹龙冠的杨夫人，“我”只是说“你想要就拿去吧，我本来就不喜欢”。皇甫夫人和孟夫人，两个在群臣面前端庄文雅的女人，一个暴虐凶残，一个粗鄙下流。皇甫夫人教导端白“为王者仁慈第一，千万不可残暴凶虐”的场景与小宫女被皇甫夫人寿杖打出包的额头形成鲜明对比。[3]

这个帝王生涯对于端白来说是一场白日梦，但对于最后将王位抢到手的端文来说，何尝不是一场白日梦。作者写端白在位期间种种不理朝政和暴虐的行为，带着求知心理的读者读下去，期望端文的即位会带来励精图治的一面，但作者没有这么写。取得最高权力的人首先做的事就是除掉与其一同起兵的西王昭阳，这样的情节不出意料，因为历史不乏这样鲜活的案例。作者的安排更加彻底，让人们将这场白日梦继续做下去。端文即位短短几年便招来邻国大举进犯，这个本不存在的燮国真正消失了。彭国同样是作者虚构的国家，作者没有写下去，但彭国将来的命运走向我们也可想而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二、人性的剖析

作者依照新历史观念和人性观念巧妙地摆弄着人物的言行和命运。《我的帝王生涯》没有明确的历史年代，其中的历史人物也都是虚构而来，但这些人物却是中国历朝历代，甚至是当今中国很多人性的缩影。小说中充满了苏童对人性的失望，无处不是“他人即地狱”的描写。

亲情本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原本、最温暖的感情，但亲情关系一旦置于王室之中，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感情就荡然无存。皇甫夫人是端白的祖母，又是他一生悲剧命运的导演者。身为人子的端白在先王驾崩的那天早晨极不情愿地参加父王的葬礼，“我讨厌死者，即使死者是我的父亲”。本应手足情深的兄弟之情也是刀剑相向。异母兄弟们“他们用类似敌视的目光望着我”，当听到“我”被册封的宣旨，“我”异母兄弟们“脸色苍白，端轩紧咬着他的嘴唇，而端明咕哝着什么，端武朝天翻了个白眼，只有端文故作镇静”，随后上演的就是围场捕猎中暗杀的一幕。

少年为王的端白，早已学会了一切帝王的恶习，宠宦、荒淫、残暴、无信。因厌烦冷宫半夜里传来的哭声，凭借着“我有权毁灭我厌恶的一切”权势，剜去了十一位被废黜嫔妃的舌头“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将为国出力的杨松连射三箭杀害在田野之中；对农民起义首领李义芝实施猢狲倒脱衣、仙人驾雾、茄刳子、披蓑衣、挂绣球等十一种惨无人道的极刑。听完燕郎叙述，端白说道“早知这么有趣，我倒会起驾亲往观刑了”。

一国之君尚且如此，后宫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可想而知。当“我”即位时，端文的生母杨夫人想要抢走“我”的黑豹龙冠。随后，被赐死的杨夫人因拒死不从而被十九颗长钉钉死在棺木之中。因为妒忌黛娘能在琵琶上弹奏出美妙音乐，孟夫人割掉了其十指。牡丹园赏花时，出于对受宠的蕙妃的厌恶之情，也因蕙妃的无心之举，所有人便恶语相向。“瞎了眼的母狗。兰妃怒目回首，并朝准蕙妃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狐精。菡妃说。”“妖女。堇妃说。”“不要脸的小贱货。彭王后说。”人与人之间毫无谅解和宽容可言，而是竭尽全力将对他人的侮辱达到了极致。

三、结语

《我的帝王生涯》在先锋品格的运用和人性的剖析上无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作者写恶并不只是为了揭示恶，写丑也并不只是为了批判丑。我们所相信，作者对人性进行不断反思的同时，也将这样一个批判与期冀的“接力棒”传给了读者。

参考文献：

[1]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只是个白日梦[J].文艺理论研究,1997(5).

[2]苏童.苏童文集·后宫·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3]苏童.苏童文集·后宫[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之者

收稿日期：2016-05-15

作者简介：王丽婷(1989-)，女，河北石家庄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6)04-006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