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林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510650）

货币发行主权和国家治理能力关系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货币发行比较

王庆林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650）

比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货币发行的情况，国民党法币出台，结果只流通了十年；共产党用自己的信誉作担保发行人民币，成功树立国家货币体系的权威和政府信用，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国家治理深入基层。比较发现，现代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在于货币发行主权的丧失，说明货币发行主权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

货币发行主权；国家治理能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共产党；国民党

引言

所谓国家财政，实质就是通过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确立国家信用，并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货币，进而掌握和调控经济，此为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人类的基础上，进入工业化时代后，贵金属本位制度不再适应时代需求。相反，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国家能力，都必须建立在国家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的基础上，而财政盈余和税收盈余更是一个国家货币稳定的基础。从而，确立这样一种财政-税收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政体向现代转变的标志。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基本步骤：对外发动战争，利用国家信用发行公债，银行家认购国债资助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管理经营战争，并适当让渡权力给资本家，同时，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出来，为战争承担代价。美国独立战争后就立刻建立美元与金本位的挂钩货币体制。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黄金退出了货币舞台，世界逐渐进入了美元本位体制，直到今天，美国依然可以利用其国债的发行，形成超过其国民生产能力数十倍的财政能力，进而控制全世界，所以有华尔街才是当今世界控制中心之说。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序言中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教训是：“劳动者阶级没有找到在经济上真正联合起来的方式，没有掌握以金融方式把生产资料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的方式，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1］这其实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使金融家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政府议和。

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已有进入现代国家大势，古老中国却陷入“李约瑟难题”，在现代化大门外徘徊不前，经济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支持，一直面临一种发展缺钱的困境，无法用国家控制的能力把社会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货币主权更是长时间不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控制能力持续下降，直到全面落后西方国家。一方面生产发展、市场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制度的无为”，显然，没有政治组织的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带来的剩余劳动力不会自动转移到工业领域，同样，贸易和市场的扩大也并不意味可以自动获得货币主导权，这其中必须有政府强力推动。正如黄仁宇所说：“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2］26由于中国货币制度一直是杂乱的多种币制，国家的税收制度因此混乱，加上宋明以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国家财政和税收实际上长时间操控在胥吏之手，国家财政和行政能力持续下降。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币的发行，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消银本位的国家银元，发行信用货币，但因种种原因，法币随即崩溃。偏安一隅的人民币倒是推行得风风火火，直接进入“政府信用本位制”，并成功摆脱货币主权受制于人的局面，国家控制能力深入人民币流通的所有地方。

一、国民党法币发行的失败和基层控制弱化

（一）南京国民政府货币的发行

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钱币革命。北大校长蔡元培说中华民国成立了，改来改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废两改元”，到处还是外国银元，应该把外国银元收起来发行中国银元。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就主持“废两改元”。1934年，政府认为“废两改元”还不行，金属货币不能贬值，经济一旦遇到问题，别的国家都贬值了，白银却无法贬值，于是决定建立国家统一货币——法币。1935年11月4日，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发行货币要有准备金的基础，蒋介石认为控制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基础的江浙财阀还不成熟，且相对混乱，于是向国外借款，法币发行和英镑、美元汇率相连。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蒋介石未来的货币基础即东南沿海那些财阀们一朝尽失，不得已，本着“有权即有钱”，权力货币化的原则，不停印刷，结果就是法币急速贬值。关于国民党法币的实质，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指出，如此缺乏经济基础印刷的纸币，实际上对老百姓变相的压榨，是利用国难重征抗日经费发国难财。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3］对于法币的评价：有学者认为，由国家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保证的法币，使货币与价格波动与贵重金属脱钩，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亦是现代国家金融体制下应有的特征。法币发行，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政府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对于当时维持抗战时中国的财政，法币有不可少的功劳。但实施的实际效果是，官办的银行掠夺了民间的财富，使民众的储蓄化为乌有。国民党并没有树立其货币主权的国家信用，通过货币掌控国家的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加强，相反货币发行依然受制于外币。

迫于战争军费的需要和财政的困难，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发行“金圆券”问题。此时蒋介石政府的财长王云五先生主张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国民政府一方面向美国贷款，另一方面决定运大批黄金回国，黄金由“四行两局”向社会出售救市。但黄金回归和美国贷款都没有如期到来，黄金“现货买卖”变成“期货”，且价格一路上涨。涨幅最高的一次，是国民政府宣布自1945年3月28日下午五点一刻始，每两黄金由2万元调为3.5万元。［4］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金圆券目的是为了废弃法币，挽救财政，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变相地成为剥削人民的获利方式，官僚资本大发战争横财，甚至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国民政府人心尽失，在金融领域的货币战争中完败，内战迅速结束。

另外，此时的币制也相当混乱，除铜钱外，所流通银币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统一全国，各地军阀割据，货币因此并不统一。杜恂诚先生在《中国金融通史》中所列举，便有银两、银元、角银、铜钱、外国银行钞、中交两行钞、政府纸币等多种货币同时通行，实银更分元宝、中锭、锞子、散碎诸种，称量及成色更分库平、关平和漕平诸色，其混乱程度相当复杂。可见近代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失败，到民国期间终至江河鱼烂，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无可避免地导致外国货币长期代替中国国家发行的信用和主权货币，支配中国财政与经济发展，而这应该是中国历史近代以来最大的悲剧。

（二）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就面临地方大肆截留税款，蒋桂冯阎的新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军费开支庞大，蒋介石政府还要偿还北洋时期的欠款，关税又不完全自主，不得不向日本三井和大洋财团借款。南京国民政府很大程度上财政上依赖江浙财团和上海买办，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官僚买办资本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形式上的统一并不能保证其对全国财政税收的掌控，甚至有学者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真正的势力范围从来没有跨过长江，更遑论全国。抗战时期，更是偏安西南一隅。其中，广大基层农村更是缺乏有效控制，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竟然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最好传统，他认为，基层靠土豪劣绅和黑社会“自治”：“可举修齐之时效，而不待法令之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5］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深入到中国农村，组织也并没有在农村基层建立，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即使在统一中国的22年中，国民党发行的货币也没有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基层得到普及。

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其实人才济济，有很多有才华的官员，但他们开出治国理政的药方，却无法改变蒋家王朝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却真正找到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革命的症结，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基层的动员和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国共两党其实很多政策差别并不大，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村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建设，这就大大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对此，明史专家、有国民党背景的黄仁宇教授一语中的，“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社会基础结构”。［2］54而深入中国农村基层，红色货币的发行居功至伟。

二、人民币发行的成功和国家基层动员体系的构建

（一）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发行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红区——瑞金（今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开始发行自己的钱币，称红色货币。“红色货币”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发行的各种货币的统称。根据发行时间的先后，分为“苏维埃币”和“抗币”。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行货币是在1927年的红色苏区，发行银行是平民银行。目的是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和活跃苏区商品流通。银行创办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发行纸币，建立对群众的信用至关重要。于是，最早的平民银行以筹集的银圆作为发行硬通货的基础。到1929年春天，平民银行共筹集到银圆8 000余元，印发货币2万余元。［6］并在兴国、泰和、吉水、永丰等地流通使用，老百姓听说平民银行的信用好，特地把不便携带的银圆兑换成纸币，以便做生意。民间的红白事上，平民银行的货币成了一种礼钱。苏维埃币的发行是根据地建设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就进行了政权建设的尝试，建立银行，发行货币，称为抗币或者边币。当时的根据地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各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联银券”等。日伪军利用这些伪钞强行掠夺根据地物资，扰乱金融，破坏经济。针对根据地流通货币的混乱，根据地各政府先后建立银行。如1938年3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银行，8月在山东成立的北海银行，1939年10月建立的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7］边区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取缔伪钞，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稳定了金融，促进了生产发展，对日后人民币的发行和国家金融控制能力进行了伟大的尝试。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即指示华北财经委员会，准备建立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经过筹备，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银行合并而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以此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的本位币。［8］可见，人民币先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中共的政权一向注重财政货币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迅速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逐渐占领货币市场。人民币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而是直接与土地、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

随后，一方面，在解放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此前发行的各种“边币”与“人民币”之间自由兑换；另一方面，在南下的解放军队伍后，都有数十辆专门运载“人民币”的大卡车跟进——共产党实现了武装力量占据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所以有人认为，当三大战役战争进行时，国共两党在金融领域也正进行着一场金融战争，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三大战役，货币战争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灭亡。

（二）人民币直接进入“政府信用本位制”

党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当美元、黄金、人才都被国民党运往台湾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历史首创精神搞出了信用货币这样一个先进的东西，即不以任何外币和贵金属为准备金，完全以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创建信用货币，突破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千年历史瓶颈。这历朝历代都没有做到过，全世界也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苏联的卢布就是与美元汇率联系，并以黄金为准备金），中国共产党做到了，靠的是人民的信任，靠的是党的威信，靠的是全党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信仰。敏锐的共产党人早就意识到黄金的局限性，认为国家货币的信用来源于政府信用，本质则是源于人民的信用。因此，以人民的责任管理货币，货币命名为人民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利用了他本人和共产党的信用担保，把道德责任货币化为政治力量，把所有的资本高度集中起来，咬紧牙关投在了中国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正是通过资本高度集约化的计划方式，新中国方才迅速建立起来了比较完备的工业、农业、国防、医疗卫生、教育和科学技术体系。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呼吁：“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9］此后，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基层农村广泛建立，而广大农村一旦形成一个以货币为基础统一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劳动力、资金、原材料、商品，在这个区域里可以自由流通，统一货币就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三个生产要素越能够自由流通，成本越低，效率越高，生产力的发展就越快。威廉·韩丁在《纪念毛泽东》一文中总结提出，毛泽东在农村基层的组织创新，农业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积累机制形成，特别是面向基层农村的国家信贷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农村接受先进生产力的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这样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的肥料。

黄仁宇总结国共两党历史博弈，一语中的：“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沟通障碍。……当毛泽东的话语延伸到小村落时，被孤立在城市里的国民党绝对没有机会赢得中国。”［10］而决定这一切的，在货币领域就是一场国共两党货币发行的金融战争。

结论

所谓主权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货币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所谓外贸凭证，比如历史上的金银和今天的美元，它并没有成为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因之就必须以贵金属和其他产品与服务作保证，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维持经济，其实是近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根本。在《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说：“如果他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他不在乎谁制定法律。控制货币发行，就可以说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造成严重的通胀或紧缩，那么就等于是控制了人民，因为在经济危机中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是最严重的受害者，人民的日子不好过了自然会拿政府是问，而治理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一旦货币发行权不在统治阶层手中，统治阶层只能通过妥协去换取货币供应，法律对控制货币发行权的人来说也就成了一纸废纸。”

中国近500年的纸币试验一次次以破产结束，从大明宝钞到国民党法币，都没有成功树立国家货币体系的权威和政府信用，国家治理能力持续下降。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1935年，国民党法币出台，因没有经济基础，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结果只流通了十年，在通胀了10万倍后，1945年被取消，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这一问题，人民币的发行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中国近500年来面临的最大问题，货币主权独立问题。共产党人用自己的信誉做担保，发行人民币，带领中国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深入到了中国基层。

［1］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序言［G］//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9-689.

［2］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上海：三联书店，1997.

［3］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8.

［4］季长佑.金圆劵币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77.

［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N］.申报，1943-04-01（01）.

［6］洪昌荣.红色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版别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66.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921-1949（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62.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1921-1949（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7.

［9］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G］//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

［10］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G］//黄仁宇.黄仁宇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25-226.

Thinking on Currency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Relationship——A Comparison of Currency During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WANG Qing-lin
（Guangzhou South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510650）

This paper compares currency situation during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the kuomintang（KMT），fiat，only flowed for ten years.Communist Party issued RMB with its own credibility as a guarantee，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and recovery of national economy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It is found that the reduction in the state's ability to control money supply lies in the loss of sovereignty，thus currency sovereignt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ability.

currency sovereign；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The Communist Party；The Nationalist Party

F832.9

A

1007-6883（2016）04-0082-05

责任编辑温优华

2016-02-03

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项目（项目编号：2015SZY051）。

王庆林（1980-），男，河南安阳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