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星，李琰容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马丁·盖尔归来》中的女性主义解读

李星星，李琰容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是新文化史和妇女史的代表作家，她的《马丁·盖尔归来》以16世纪法国朗格多克农村的一个冒名顶替案为切入点，试图重构马丁·盖尔的生活世界。对贝特朗的描写是全书的点。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贝特朗的内心世界和她对自我身份的不断重塑的描写，再现了这一时期法国农村生活的面貌。

《马丁·盖尔归来》；女性；女性主义；女性身份；身份重塑

20世纪60、70年代起，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拓展和女性权利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史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被视为新文化史的典范之作，该书塑造了贝特朗这一特征鲜明的女性形象，对16世纪法国农村妇女的生活面貌进行了颇为详尽的描述。而目前学界关于该书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对人类学方法和微观史学的研究。①就笔者所见主要有：刘漫：《从微观史学视角来看历史的全局性——以〈马丁盖尔归来〉和〈蒙塔尤〉为例》，《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纪燕玲：《初触微观史——读〈马丁·盖尔归来〉有感》，《文史博览》2014年第2期；王奕丹：《试论〈马丁·盖尔归来〉中的微观史学》，《韶关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韦丽康：《读〈马丁·盖尔归来〉思考人类学研究方法》，《现代营销》2012年第7期；陆启宏：《娜塔莉——戴维斯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学海》2014年第3期。不少文章在探讨戴维斯的妇女史创作时，从女性主义角度对《马丁·盖尔归来》有所论及。②笔者仅见有：周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史林》2011年第4期；夏小娜：《普通妇女——戴维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对象》，《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张强：《性别表演视域下历史的重构——〈马丁·盖尔归来〉中女性身份的重塑》，《扬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夏小娜：《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戴维斯妇女史研究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夏小娜：《戴维斯妇女史研究的社会性别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但是，仍未出现对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归来》一书的专文探讨。故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该书作一个全面的解读，以此揭示以贝特朗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所受的压迫，以及她们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做出的主动努力，借此窥探戴维斯的女性观。

一、娜塔莉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史学是女性史（妇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妇女的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女性主义史学家倡导两性平等，同时也力争用事实说话，为女性争取自由和权力。”③金利杰:《对女性主义史学的再认识》，《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1期，第51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不仅是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也是妇女史研究领域的权威。

1928年，戴维斯生于美国底特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犹太人，1949年毕业于美国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大学期间她广泛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参与左派政治活动，这为她以后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女性史写作创造了条件。1959年，从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时，她的兴趣已从观念史转向了社会史，开始利用法国档案，从事法国史研究。1963年到1977年，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学任教。1971年，她受新妇女史学家的启发，开设了与妇女史相关的课程。这一时期，她对人类学与妇女研究的兴趣渐浓，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文，取得不小的成绩。不久之后，戴维斯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此期间，让·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一书激发了她写作妇女史的兴趣，她先是参与了《马丁·盖尔归来》法语电影的制作，然后又写成了同名著作。她还与同事组建了普大的妇女研究计划，并与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们主编了《妇女史》的第三卷。之后，戴维斯写出了《档案中的虚构》《边缘女人》《银屏上的奴隶》《16世纪法国的礼物》《骗子游历记》等著作。在《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边缘女人》三部与妇女史相关的著作中，她塑造了为数众多的女性形象。其中，尤以底层普通女性个体为考察对象，包括城乡妇女、女仆、女犯人、女工、女商人、女教徒等等。她注重通过对个别女性的内心与精神世界的描写来展现历史。在戴维斯的学术生涯中，《归来》一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标志着她的人类学转向和对女性主义的关注。上述戴维斯的五部著作都与《马丁·盖尔归来》有着兴趣上、故事结构上，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一致性。其中，《边缘女人》《骗子游历记》与《归来》最为相近，前者通过回忆录、手稿等资料，重构了17世纪处于“边缘”的三位女性的生活，再现了17世纪女性生活的多样性；后者描述了一个游移于阿拉伯世界与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人的奇特经历，讨论了文化越界与文化认同的流动性。

《归来》运用了社会史、心理史、计量史的理论和方法，描绘了16世纪后半期法国农村生活的全景，涉及土地改革、婚姻生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这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是让·科拉斯1561年撰写的《难忘的判决》和纪尧姆·勒叙厄尔同年出版的《离奇的故事》，两者都是在故事发生后的一年里著写完毕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当代史，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①纪燕玲：《初触微观史——读〈马丁·盖尔〉有感》，《文史博览》2014年第2期，第86页。”16世纪40年代，朗格多克的富农马丁·盖尔离家出走了，他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甚至还加入了西班牙军队，参加了对法国的战争。八年后，他回家了，得到了家人和村民的接纳。然而，在三、四年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后，他的妻子却说这个回来的丈夫是个冒名顶替者，将他送上了审判席。最后，就在那位丈夫几乎让所有人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的时候，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假马丁被处死。戴维斯“将这个故事置于16世纪法国村落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借助他们来理解这一故事的核心因素，并借助这一故事回头来评论他们……将一个传说转变成历史”②[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而完成了作者以民族志的方法写历史的思想实验。“这个传奇性的故事能长久流传，不只是因为故事表面有趣，而在于作者更多地去挖掘了当地村民的愿望、想法、情感及周围社会的变化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③王奕丹：《试论〈马丁·盖尔归来〉中的微观史学》，《韶关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74页。”“在书中，我们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间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传统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等等”④周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史林》2011年第4期，第147页。。

二、贝特朗的形象特征

1556年，阿诺以“马丁”的名义，来到阿尔蒂加，占有了马丁的身份。贝特朗从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惊讶地后退了”。⑤同②，第57页。听到他叙述他们过去的事的时候，贝特朗才认出了他。他与贝特朗共同度过了三年恩爱、平静的生活，还养育了一个女儿。然而在三年的生活中，她可以体会出这个人并不是八年前遗弃她的马丁，但是她没有揭穿他，因为他们相爱了。假马丁成了一个理家能手，井井有条地经营着自家的农场，还开始出售祖产，甚至向叔叔索要账本，这让皮埃尔恼怒。这时候，关于马丁的不利传言增多，一个路过阿尔蒂加的的士兵说，马丁曾在两年前的一次战争中丢了一条腿，真正的马丁有条木腿。皮埃尔栽赃陷害假马丁是纵火案的凶手，甚至雇凶手想杀掉他。皮埃尔甚至假冒贝特朗的代理人的名义，将向里厄法庭起诉。

贝特朗能为了社会名誉和经济利益而接受假马丁，这场“私定的婚姻”也给她的名誉感带来了焦虑。贝特朗深陷苦恼之中：“她想让她的儿子继承家业。上帝会因撒谎也惩罚他们吗，假如他们的婚姻仅仅出于私定，在她的母亲和其他村妇眼中，她是不是一个令人羞耻的通奸犯呢？她的女儿贝尔纳会被玷污吗？因为据说通奸怀上的孩子，是刻着父母罪过的标记的。她爱新马丁，但他已骗了她一次；他是否最终还会骗她一次呢？假如另一个马丁·盖尔回来了，那该如何是好？”⑥同②，第72-73页。另一方面，他的母亲和继父威胁她，“要是她没有正式许可皮埃尔的行动，他们要将她逐出家门。”①[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贝特朗盘算着下一步计划，既要赞成继父对马丁的控告，又希望输掉这场官司。一方面她按照和新马丁谋划好的台词，侥幸地通过了法官的质问，希望法官能宣告新马丁是她的丈夫；另一方面，她也做着打赢官司的准备。“作为一个有过短暂婚姻生活的年轻漂亮的女性，内特朗内心的欲望和现实的需求促使她不断重塑身份以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②张强：《性别表演视域下历史的重构——〈马丁·盖尔归来〉中女性身份的重塑》，《扬州大学学报》2015第1期，第92页。

在审判中，贝特朗小心甚微，她只能提到被告在过去了解的马丁，这样一来，他才不会在回答时卡壳，而她也不至于受到通奸的指控。“她不得不使用女子容易受骗上当的形象——这是不论什么时候，大凡对己方有利时，妇女在执法官面前常常都会施展的技巧。”③同①，第81页。在假马丁的身份遭到皮埃尔质疑，以及后来在两所法院接受法官百般盘查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她有意维护，假马丁再机巧的谎言恐怕也要穿帮。“在与犯人当面对质之前，贝特朗都在完美无缺地扮演着她双重的角色。”④同②。假马丁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她的的证词提出反驳，并声称：“皮埃尔·盖尔逼迫贝特朗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提起上诉……”⑤同①，第79页。对法官声称，“要是她愿意发誓他不是她的丈夫马丁·盖尔，他甘受法庭选择的任何一种死刑，贝特朗沉默了。”⑥同①，第82页。里厄法院最后判决：被告犯下了冒用马丁的名字和人格、侮辱贝特朗的罪行。之后，冒充者不服，上诉至图卢兹高等法院。

1560年5月初，图卢兹高等法院开始听审贝朗特和皮埃尔，他们各自与被告对质。与假马丁对质时，贝特朗又流露出了不确定而紧张的神色。直到装着木腿的真马丁出现在图卢兹法庭。皮埃尔和马丁的妹妹们经过仔细辨认，都确定这个新来的人才是真正的马丁·盖尔。而贝特朗“面对她的处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结果，铁下了心肠，当她来到刑事法庭时，能出色地演好她的角色。”⑦同①，第99页。她看了一眼新来者之后，开始颤抖和哭泣，并跑过去拥抱他，请他原谅自己。她声称自己是无力抗拒阿诺·迪蒂尔的诡计和诱惑，说是因为妹妹们和叔父太快就接受了他，自己是急切地盼望丈夫归来，以致相信了他。而面对贝特朗的眼泪，马丁·盖尔没有留露出一丝的哀伤，甚至说：“比起父亲、母亲、叔父、姐妹和兄弟对他们儿子、侄子或兄弟的了解，妻子理应更为了解自己的丈夫。对降临到我们家的灾难来说，唯有你应该受到责怪。”⑧同①，第100页。图卢兹高等法院最后判决，阿诺·迪蒂尔，犯了“冒名顶替和欺骗性地冒充他人姓名和身份及通奸”⑨同①。的罪行。法庭对阿诺判处绞刑，并焚尸。贝特朗没有因为欺骗、重婚或是通奸而被处罚。“多次讨论之后，法官们一致同意相信她的善意——女性归根结底还是脆弱的。”⑩同①，第102页。

三、贝特朗形象形成的原因

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史学强调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男女地位的差异，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社会文化造成的，与权力、资源分配和制度上的牵制信息相关。”(11)叶汉明：《主体的追寻》，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社，1999年,第19页。(11)夏小娜：《戴维斯妇女史研究的社会性别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144页。的确如此，16世纪法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在这一故事中有所反映。

16世纪是法国社会的转型期，政府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和宗教危机，法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性别关系等方面都面临一种重构。受中世纪法律和宗教法规的影响，妇女在法律地位上低于男性，不能为自己的所有行为负法律责任。“她们在法律上长期处于家庭男性成员的监护之下。按照罗马法，成年男子不需要监护，而女子则不然。”作者推测贝特朗至少是与一位兄弟生活在一起的。假马丁在临死前确立了他的兄弟对自己女儿贝尔纳的监护权。正如书中所言，贝特朗敏锐地感受到女性在婚姻和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周围世界的组织结构和公众认同与男性密不可分，家庭财产的继承人总是男性。这一时期仍盛行着长子继承制，即便马丁一直流浪在外，但是老桑克西仍把马丁定为家族财产的继承人。这些家产不仅包括马丁父子在本地的大部家产，还有马丁作为“长门长孙”留在老家的祖产。贝特朗出嫁时则仅得到一些为数不多的嫁妆：“一笔50至150里赫的现金与莱兹河西岸一块叫德尔布拉的葡萄园。除此之外，还有这一地区每个新娘随身带走的家庭物件与衣着……”①[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页。她不仅在娘家受到继承财产的限制，在丈夫家同样不具备对丈夫财产的使用权。在婚姻生活中，16世纪的法国妇女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基督教会规定，“女孩子一般12岁就可以结婚，嫁给谁并不能由自己做主。”②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2页。大多数时候，妇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或兄长做主，以家庭利益为目的。根据罗尔斯—盖尔的婚书，娜塔莉推测当时马丁只有十四岁，贝特朗只有十二岁。马丁出走时，贝特朗也还不到二十二岁。“罗尔斯与盖尔两家都非常希望联姻……传宗接代的希望，不仅存在于国王心中，也存在于乡下人的心中，他们都留心在幼小的年纪就让他们成家。”“除了未来的后代之外，货物和劳务的交换肯定也在考虑之中。盖尔的砖厂可能对罗尔斯很重要，而贝特朗的兄弟对盖尔家的女儿们也很重要。”③同①。可见，婚姻不仅与财富和社会地位相联系，更与传宗接代密切相关。马丁与贝朗特结婚八年之后，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意味着贝特朗进入成年的真正的第一步。生育保证了她在丈夫家庭以及心中的地位。然而，当马丁出走后，马丁的叔父皮埃尔暂时代管着盖尔家的财产，还娶了贝特朗守寡的母亲为妻，这让贝特朗的处境更加尴尬，“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重新与她母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她不得不在磨坊、井边、砖厂和收割时面对其他村妇。”④同①，第46页。传统法律甚至规定：不论丈夫离开多少年，除非她握有丈夫死亡的某些证据，否则她没有再婚的自由。所以，在马丁出走的八年时间内，贝特朗并没有离婚的自由。

16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这给妇女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她们在固守家庭劳动的同时，也不得不进入到雇佣劳动领域。她们必须学会一些劳动技能，还要和男人们打交道，并能做简单的计算。未出嫁时的贝特朗，不离母亲左右，学习织布和其他的女红。不仅贝特朗如此，阿尔蒂加和附近村子的女孩子都是如此，她们常常被送去服侍其他人家。贝特朗的母亲、巴斯克婆婆，还有她的教母更如此，她们从事着繁忙的田间和家务劳动，锄地、修剪葡萄树、收割葡萄、纺织、做面包、修剪羊毛、照顾牲畜、承租土地、贩卖米酒，甚至做接生婆……她们适应着这一制度，寻求着自身的行事方式，并将其传承下去。同时，世界范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和宗教改革人士对歧视女性的传统性别观提出了批评。这给贝特朗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希望，她等待着“一位即将归来的，却又截然不同的丈夫与爱人。”⑤同①，第47页。在接受假马丁之后，面对这场婚姻给自己带来的道德困境，新教教义给她带来了希望，“他们可以仅仅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上帝，而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那就是，他们自愿打造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天意的一部分”。⑥同①，第62页。同时，1545年日内瓦新婚姻法规定：被丈夫遗弃的妻子，“假如妻子并没有给他任何遗弃的理由，或是做过任何错事，那么，在一年的审查之后，便可从宗教法院得到离婚的许可，并允许再婚。”⑦同①，第63页。这些新教义、新法规，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她的焦虑。

“戴维斯通过搜集大量婚约、遗嘱、土地、契约、教堂与法庭记录，赋予了贝特朗在这个案件中以一种关键性的和主动的角色，”⑧同①，第139页。贝特朗不再以传统村妇的柔弱形象出现，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女性。马丁出走的八年里，贝特朗一方面固守着作为一个女人的好名声，“她固执的独立，对任何加诸在女性身上的限制，她都抱着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⑨同①，第42页另一方面，“她讲究实际的打算，让她跟儿子亲近，让她寄希望于某天他能继承那些东西。”⑩同①，第46页“正是这些特质令她能很好地处理她与真实丈夫——马丁、冒名丈夫——阿诺以及马丁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且，在审判中她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微妙关系的解释以及随着案情发展所做证词的调整都足以显示这位妇女的独立性与自主性。”①夏小娜：《普通妇女——戴维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对象》，《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8页。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初期，无论从法律制度上，还是在资源分配上，男女地位都是不平等的。法国的财产继承仍然围绕男性继承人展开的状况和对女性继承的限制表现了法律对父系亲属关系的偏袒，反映了当时父权制社会的实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国社会，无论是普通大众，或者受到人文主义影响的社会精英，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仍存在矛盾性。这一时期强调女性贞洁、缄默、温顺的中世纪传统女性观得以强化，年长妇女们的恪守妇道的行事规范，法学家们贬低、轻视女性的态度，马丁·盖尔归来后对妻子的求全责备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等领域日趋重要的作用，使得她们在不断地调适自身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贝特朗的双重身份的矛盾和自身角色的不断调适，无一不是出于社会底层的妇女面对不平等的文化习俗的压制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但是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和完全自主的社会条件还不具备，她们最终还是要受男权社会的压制。女性要真正实现自我独立，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认同，还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

Interpretation of feminism in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LI Xingxing，LI Yanrong

Natalie Davies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both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an d women's history. In her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she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life world of Gail Martin by taking a cas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rural France Languedoc impostor as the starting point.The description of Bertran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whole book.Through the inner world of the heroine Bertrand and her constant reshaping of self identity,the author shows us the picture of the rural life in Franc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femininity;feminism;feminine identity;identity reshuffling.

I106.4

A

1009-9530（2016）06-0088-05

2016-01-23

李星星（1990-），女，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李琰容（1989-），女，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