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艳艳 毕朝文

(1.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2.本溪市社会主义学院，辽宁 本溪 11700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

仇艳艳1毕朝文2

(1.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2.本溪市社会主义学院，辽宁 本溪 11700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建立的过程和条件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其亦有重大贡献。中国政党制度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其主要架构和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而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理念的萌芽、作为中国政党制度雏形的“三三制”实践，都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中国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是对政党制度类型较为简洁和主流的划分方式，然而中国政党制度比较特别，既不是一党制，也不属于多党制，其精髓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允许多党参政，各政党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样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中国政党制度中多党合作理念的萌芽

多个政党在政权层面的合作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一因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萌发并被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未来政党制度的特征固定下来，成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标签。

中国1905年产生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所采取的政党制度先是象征性的多党制，之后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与政权，表面上存在两党合作，本质上国民党还是一党专政的思维，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从理论上提炼并肯定多党、合作的制度要领。可见，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还都没有将二者的合作上升到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层面。此后依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国共两党的敌对关系，中国共产党没提出过参与国民党政权的要求，同时，在自己建立的政权中也没有其他党派的参与，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依然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追求，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提上日程。

华北事变，日本侵华形势日益严峻，团结全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日益突出，而当时国共两党的敌对关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最大障碍。中间党派率先发出倡议，希望国共两党各自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其中包含了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国防政府等。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族利益要求，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主动提出以自己的若干让步为代价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同时将中间党派提出的国防政府概念进一步具体化，要求国民党成立国防政府并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1]。《八一宣言》虽然还没有明确涉及政党制度，但显然这个国防政府下不是只有国民党一个合法政党，而是有多党参与，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强调并论及这一问题。

1937年5月，要求国民党“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2]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明确任务与目标，并初步设计了这种民主政体实现的具体途径。周恩来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指出：国民大会的代表“不仅应有区域选举的代表，且更重要的还应有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直接选出的代表。”[3]同时对国民大会的具体任务和职责进行了阐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4]这些阐述和要求表明，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而产生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理念已经具体化到制度实现层面。

对于多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38年7月5日代表被选为参政员的七个中国共产党员发表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在国民参政会的议场中，将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一样，所有的参政员绝不会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歧，绝不会有党派门户之偏见争执，相反地，将会不分党派，不分地区，泯除一切隔阂，而共同一致地将自己的努力用以帮助抗战最后胜利的争取。”[5]即明确了多党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政权体系中多党参与并合作理念的形成，标志着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理念的萌芽，其过程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迫切需要，就不会有对国民党政权民主化的要求，也不会考虑各政党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也就不会有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理念的萌芽。具体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建立和发挥作用以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民主化为条件，如毛泽东所言：“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6]而实现民主最现实、最真实的途径就是多党参与政权，同时必须将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合作关系，因为在亡种亡国的危机面前国内一切阶级和政党只有保持最大程度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如此在实际上只能建构起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因此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理念萌芽的必要条件。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化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由

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给了历史和人民选择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充分理由。毛泽东曾总结：“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7]这其中包含了被领导者选择谁作为自己领导的理由：一是领导者的理论和实践要符合人民利益要求，具体到战争中就是要“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在生产、生活中就是要“对被领导者都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二是领导者必须有尽量强大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实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在生产生活中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要求，也才能用实践和有效的文化工作“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使其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拥护、支持自己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在上述两个条件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为其后来成为中国没有争议的唯一领导者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实践与中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赢得更多的拥护与支持。当时，打赢日本侵华战争，度过民族危机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先进的中国人一致认可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途径。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积极奔走，不计两党多年恩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政权和军队等方面作出很大的让步，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立场；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以极其克制的态度处理国民党制造的摩擦，包括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挑衅。在自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各种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政策，如“三三制”、减租减息等。积极抗战，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武器装备很差的情况下主动吸引敌人的进攻。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消除国民党的猜忌与怀疑，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8]如此种种，不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服务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也给广大人民群以有力的教育，赢得了更多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加了小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情。

其次，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复杂关系中，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实力显著增强。军事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使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没有被敌人各个击败，得以继续存在，而且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数量和战斗力都得到很大提升。从数量上看，为了克服中间势力的动摇和顽固派的反动倾向，保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效力，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使党领导的军队数量在战斗牺牲率很高的情况下不断扩大。毛泽东在1944年4月《学习和时局》中提到，1937年时党领导的军队只有4万多人[9]，而1944年达到了47万人[10]。从战斗力上看，如毛泽东所言：“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11]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了合法地位，使其在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得以喘息和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为提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2]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下，采取了多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13]，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拿工业来说，“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现在(1944年——作者注)有了一万二千人。”[14]使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政治方面，为应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为肩负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以后革命任务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从以前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得以且必须站在全国的高度观察和思考中国革命的全局性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等重大问题得到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纲领等被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种关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政治技巧日趋娴熟。这一切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更加游刃有余。文化方面，一个政党的文化实力从根本上来说体现在其理论与实践对被领导者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赢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战，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文化战线的工作，文化理论不断发展，宣传工作更加有力，使更多中国人了解和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中的表现，认识到党的理论、实践与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出色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更使中国共产党得到锻炼，各方面实力显著增强，为其得到更多的拥护与支持并最终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总结的：“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15]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催生的“三三制”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5月1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指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人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6]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并推行“三三制”的客观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在本质上要求各抗日力量必须团结合作。为此，具体到政治层面，就是要实现政治民主化，给各党各派说话的权力，决策能够体现他们的意见和利益要求。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如毛泽东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总结的：“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没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17]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一再要求国民党政权进行民主化改革，成立有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参加的民主共和国，但蒋介石只是象征性地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在实质上根本没有离开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要求国民党领导的全国政权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期望落空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最大限度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的威力，首先在自己所领导的根据地通过“三三制”真实地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

在“三三制”中，存在多党，多党之间是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并且“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18]等。从政党制度角度看，“三三制”与新中国政党制度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雏形或前身。早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就明确地表示，未来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立场和原则就是合作，他说：“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19]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依然实行“三三制”，毛泽东1947年2月1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20]与此同时，对排斥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倾向进行纠正。可见，“三三制”不但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大原则和大框架传递给新中国政党制度，而且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坚持实行“三三制”的过程中，使广大共产党员有充分的时间从实践上熟悉、从心理上接受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原则，为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顺利运行作了重要铺垫。

“三三制”在中国政党制度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不但开辟了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新模式，而且为新中国政党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一种政党制度的具体运行会涉及到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三三制”由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非常近似，因此，在实行“三三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的经验都成为建国前夕政党制度设计的重要借鉴。这些经验包括如何在多党合作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坚持党的领导权以及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权、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及与其相处的原则、合适的多党合作的形式和渠道等，这些经验有利于新中国政党制度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条件下启动并运行。

除上述三个方面，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如促进了中间党派政治地位的提升，为形成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格局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国共两党对峙的格局中，由于种种原因，国共双方都没有充分重视中间党派的力量，使其很难进入政党制度的格局中。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内在要求，使中间党派成为不可轻视的重要力量，并进入政党制度格局中。又因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表现，为其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紧密联系，新中国政党制度依然保留了这一特征，等等。

历史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建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中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当然，这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多历史意义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创造，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6-257.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6.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7.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3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7.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73.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12.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2.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4.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5.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1.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6-57.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6.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2.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1.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1.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31.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3.

责任编辑：陈小红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s the great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history and has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the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refers to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main structure and principles ar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s leading position, the budding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three thirds system”.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Chinese political party system；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ultiparty cooperation

2016-10-11

2016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专项课题：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研究；沈阳市2015年统战理论研究立项课题(课题编号：25)

1.仇艳艳(1979-)，女，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毕朝文(1979-)，男，本溪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层统战工作理论本溪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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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310(2016)04-0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