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楚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东汉名士现象研究

何新楚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研究东汉名士现象，可以从名士的由来、东汉名士队伍的两大分野、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名士效应下的人文气象等四个方面入手。东汉名士效应与汉末“建安文学”有内质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是为其文化背景，浸染了独特的时代色彩；二是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定下了全新的审美格调；三是激活了一代作家放眼天下、关注民生、感悟人生的赤子情怀。

关键词：东汉；名士；人文气象

在中国文化史上，名士之谓，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有影响的文化人。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寄身豪门贵族，人品、文品均名不副实，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失为士子阶层的先进分子。在形成名士队伍之后，其个体的有限影响，经由特定社会矛盾的刺激，构成某种非严密的组织性整合，进而会形成对现实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产生较大影响的正能量。而东汉末年的名士队伍，其影响力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质变来看，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直接提升了汉末以来文学创作的第一生产力要素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汉名士现象直接作用了作家的审美创造能力，构成了“建安文学”得以产生的最重要渊薮。

一、名士的由来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士子阶层以其勃勃生机，活跃在社会舞台上，中华民族共同语中，遂有了“名士”一词，即指士子中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声誉度的知名之士。大约在战国末期，“名士”就已经出现在学者们的书面语言中了。《吕氏春秋·劝学》曰：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1]

这段文字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或出身微贱，或品行不端，在乡里颇受轻视、贬斥、痛恨乃至应该受到极刑惩罚者，经过圣贤们的教育培养，不但获取了大学问，而且改邪归正，成为了扬名天下的杰出人士，平安地活到寿终天年。一时间，在人们的意识里，名士不是出自儒学孔门，就是成就于墨家学派。其实，在思想相对解放的汉代，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承传者，凭其专深造诣，都有可能成为名士。

大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整体上的真正繁荣发展期。士子阶层在汉朝立国之初，已成为一统社会结构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知识分子成为了推动国家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诸如陆贾、贾谊、晁错等，他们都被称为“名士”，其才情与作为，得到了历史的认可。南朝刘宋之初的社会话语，把“名士”的才情、风度、行为，概述为“名士风流”。事实上，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中晚期，“名士风流”已成为社会文明走廊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笔者姑且称之为“名士效应”。这种“名士效应”中的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及名士个体的学术、人格魅力，有效地转化成时代的人文气象，滋育了新的文学思潮，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萌芽后的人文生态环境 。

东汉时期，士子阶层在谶纬之学和宦官政治、外戚政治的多重挤压下，涌现了一支以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唾弃礼法、任性而行、品评人物、纵论时政、好为人师等为基本特征的名士队伍。著名历史学家范晔，对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名士现象颇为关注。他在《后汉书·方术传序》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趋)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籙，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夫物之所偏，不能无蔽。虽云大道，其硋(碍)或同，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术数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今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2]792

在《后汉书·樊英传》论中，他进一步作了结论性表述：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脩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2]799

范晔认为，汉代名士队伍的生成，有其客观机遇，东汉名士队伍，更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与生态状况。在汉初，“名士”一般是指士子中擅长医、卜、星、相等学问与技能的知名之士。由于帝王所好，所以士子们趋之若鹜，其中许多人颇有方术造诣。他们先天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名士在成为中央或地方执政者的座上宾之后，不自觉地影响着当时的执政。后来，由于儒家经学中的谶纬之学兴起，方术中渗透了图谶之说，“名士”的行为，更多了些对自然灾异、社会变局的穿凿附会。士子中的“通儒硕生”，奋然成为这类名士的反对派，形成了另类名士队伍：他们以广博而细密的经学研究为基础，义无反顾地干预现实政治，以致在人生道路上备受打压，却无怨无悔。

范晔还认为，事物的发展，总会出现偏颇，不能没有缺陷与短板。在推动人间大道运行的过程中，各种学说不免存有些许相同的障碍。有如研究《诗》，会出现愚昧之见；研究《书》，会出现骗人的假话；研究术数，必然也会出现肆无忌惮的诡诈。现实社会中，那些把握了《诗》“温柔敦厚”特征的学者，就不愚昧，是深究于《诗》的文学名士；那些对《书》中的义理融会贯通、明白事物发展的学者，就不会说骗人的话，是深究于《书》的经学名士；那些精通术数，知晓灾异变化与应对的学者，不会随意诡诈世人，是深究于术数的方术名士。

在这里，范晔十分客观地论述了各类名士的积极与消极效应，及其之所以成为名士的原因，似乎不经意地将东汉名士，从整体上归属为文学、经学、方术三种类型。他冷静地指出，西汉以来的名士，并不都“能通物方、弘时务”，即许多人在晓谕事物规律、治国救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时至今日，这仍是我们认识汉代名士应取的求实态度。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东汉名士现象的分析很有见地。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说：

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3]

他的这种分类研究，立足于名士与上流社会的关系及其社会表现，认为东汉的名士现象，是宦官政治的产物，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处，对我们认识当时的名士现象不无帮助。事实上，东汉名士队伍的生成，与当时的文化建设背景，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二、东汉名士队伍的两大分野

检索范晔《后汉书·列传》对东汉各类名士生平行事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他尤为关注名士的人际遭遇与行为效应。他笔下的东汉名士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汉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衍化而来的士林两大分野。

1.谶纬之学应用派。东汉名士队伍的谶纬之学应用派，是社会盛行图谶之风的产物。以王梁、孙咸、郑兴、贾逵、任文公、郭宪、樊英等为代表。他们经学涵养深厚，明晓谶纬之学，擅长星象、术数，故范晔大多列之于《方术传》。其中尤为知名者，则专门立传，如《郑兴传》《贾逵传》等。在最高统治者由崇尚方术演变为迷信谶纬之学的背景下，这类名士的政治环境是相对优越的。尽管他们不刻意修饰仪表，言语出奇立异，但是，凭借其所专攻的“道艺”，或青云直上，位居三公；或幕僚州郡，备受礼遇；即或淡泊官场，云游四方，也是扬名朝野，身边总有成群的粉丝。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者，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征辟、笼络他们，遇事求教他们，以至于屈尊师事他们。因此，许多人显赫一时，极尽声名尊贵。然而，更有些人不热心于官宦，与上流社会不即不离，甚而恃才傲物，对皇帝也敢调侃揶揄一番。据《后汉书·樊英传》载：

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也。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2]798

樊英与顺帝的这段对话，充满机趣，铿锵生动，既表现了樊英超越寿、禄、富、贵，傲视权威的人格个性，又展示了这类名士的精神风貌。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一部分，他们具有多方面的学问修养，综合素质较高。他们或因家学熏染，承继祖业，或师承大儒硕学，兼通五经，学有专攻。他们在成为名士之前，首先是个儒生。博学多识，是他们相同的人生底色，多数人经历过基层社会生活，富有人生阅历与经验。故而，他们对现实社会政治状况的解说，对灾异的预测，并非全然主观臆断、无端附会，更多地源于他们的学养与见识。他们身边聚集着众多的生徒和崇拜者，是名至实归，客观上奠定了他们作为学者与文化传播者的地位。在他们的生徒和崇拜者中，有其“道艺”的衣钵传人，也不乏文学艺术人才。

这类名士中，像贾逵这样与班固齐名的人物，既是著名经学、史学研究者，又是知名文学家。贾逵所撰的《左氏解诂》《国语解诂》，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且开启了学术研究上汇释集成之风。据《后汉书·贾逵传》载：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2]368

不难想象，作为贾谊九世孙的贾逵，已然是当时学界大师，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当不亚于班固。

据《后汉书·唐檀传》载：

(唐檀)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言之，以问檀，檀对曰：“方今外戚豪盛，阳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生四子，祗复问檀变异之应。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其祸发于萧墙，至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闫显等，立济阴王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是时白虹贯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征，书奏弃官去。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2]800

唐檀生逢东汉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其思想行事很有代表性。他的知名，不只在于运用方术，预知了时局之变，更在于他凭着睿智，弃官隐居，全身远祸，执著于文化传播，在著书立说、教授生徒中，寄托政治理想。他昭示了这类名士，最终也归于孔子所奠定的兴教治学传统。由此可见，至迟在安帝、顺帝时期，这类名士已开启了直面现实、慷慨时政、尊重自我、期望于后学的人文风气转变，合流于桓谭、王充等所开创的“疾虚妄”“尚实真”的人文思潮之中了。他们手中的“方术”，已由声名的敲门砖，演变成干政的工具。今天的文学研究，不能简单地因方术固有的迷信色彩，而对他们视而不见。

2.谶纬之学反对派。这类名士政治倾向鲜明，是与宦官集团、外戚集团相抗争的坚强斗士。反对谶纬之学，是他们的学术思想旗帜，也是他们与前述名士分野的标志。大致表现为五种形态：

一是于东汉前期，以桓谭、尹敏、王充等为代表，尚实崇真，首倡从理论上清算谶纬之学。二是于中期，以马融、李固、张衡、王符、王逸等为代表，经世致用。他们是东汉中兴时期思想文化的代表。三是于后期，以李膺、陈蕃为领袖的清流派，他们是党锢之祸的直接受害者。四是以梁鸿为代表的隐者，他们生存在宦官、外戚政治的夹缝里，是洁身自好而非忘情“时务”的高士。五是汉末党锢解禁后，以桥玄、蔡邕、郑玄等为代表的复兴汉室派，他们有扶大厦将倾之志，而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孜孜于后学培养，是汉王朝悲壮的殉葬者，却在建安文学的背景台上，留下了不灭的辉光。

考察这类名士的现实作为与历史影响，桓谭是个开风气的人物，可谓雄视东汉文坛近两百年。据《后汉书·桓谭传》载：“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2]288可见，他既是西汉学术传统的继承人，也是东汉务实致用学术思想的奠基者。“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这种坚守节操、不苟流俗的人格精神，是他坚决反对谶纬之学的力量源泉。针对光武帝迷信图谶之弊，他多次冒死直谏：

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者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2]289-290

桓谭认为自己为朝廷献策谋划，是以符合民心、遵循事物规律为取向的。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喜欢听奇谈异说，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观览先王留下的文献，莫不以仁义正道为根本，没有奇异怪诞虚妄之事。至于上天的运行、人的寿命的长短，这是圣人都难以说清的，自孔门贤者子贡之后，再没有谁谈论这些事，况且后世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他们能通晓这些吗？他把谶纬之学应用派，斥之为“巧慧小才伎数之人”，这些人肆意扩展图谶、纬书，假称是《谶记》，以欺骗迷惑贪婪邪僻之人，误导皇上治国理政，怎能不受到抑制疏远呢？

桓谭似这样猛烈抨击现实政治中倒行逆施的文章，有二十九篇，号曰《新论》，颇有汉初陆贾风度。同是名士的文学批评家王充，对桓谭的为人及其《新论》，评价很高。他在《论衡·佚文篇》中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4]200意谓桓谭的学问和学术著作，比春秋时鲁国富豪猗顿还富有。他在《超奇篇》中又说：

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赞龟者，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

在王充看来，桓谭的务实论理，比司马迁、扬雄之类大家还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桓谭是谶纬之学反对派名士人文精神的杰出代表，也是两汉学术思潮的分水岭，深深地影响着后来名士队伍的形象塑造。

三、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

如前所述，东汉名士的两支队伍，在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就外在表现而言，这种影响力，一是来自他们所建树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二是来自他们博闻强记，学有专攻；但从内质上看，则源于名士形象的品格魅力。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治学以勤，满腹经纶，卓然独立。在东汉名士中，对当时及至后世思想文化、文学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王充(27-约97)。在桓谭务本斥谶思想的影响下，王充建立了以“疾虚妄”“尚实真”“贵效验”为核心的学说，哲理上同桓谭一脉相承。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他实现了由颂扬帝国向批判现实转变；其审美取向，则弃“弘丽”而取“真美”，有力地作用于时代的审美文化建设及文学创作对格调的追求。据《后汉书·王充传》载：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 师受学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数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弔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薦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5]186

范晔的叙述虽然简洁，却关注了几个很重要的细节：

其一，王充“一见辄能诵忆”，禀赋极好，有超强记忆力；其二，他“少孤”，“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即很小死父，是谓“细族孤门”，后天成长环境极差，他以勤克贫，游学洛阳，遍读书市所卖之书；其三，他在“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之后，又“受学太学”，师事著名学者班彪，遂成满腹经纶；其四，一生不以官场得失、升降为意，钟情于对社会形态作审美观察，自觉地诉诸著书立说。

为学以勤，著述以勤,至老不懈，“勤”是王充人生有成的唯一路径。王充卓然独立的形象品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凡拔俗的人格魅力，二是敢为人先的学术魅力。据其自述，他的著作，除《论衡》《养性书》之外，还有《讥俗节义》十二篇、《政务》《实论》等。他生前的声名影响，有积极与消极两端。其积极方面，是他成名之后，既有刺史董勤相聘，又有当朝名士谢夷吾向皇帝上书举荐，且有超过孟轲、荀况、司马迁、刘向、扬雄的高度评价。《后汉书》李贤《注》曰：“ 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5]186王充晚年还受到“肃宗(汉章帝)特诏公车征”的礼遇。其消极影响，最真实的景况见诸他自己的叙说。他在《自纪篇》叙述了《论衡》面世之后的种种非议乃至人身攻击：

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秉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君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而多贤？”[4]287

诋毁者认为，王充既无祖宗的美德做根基，又没有先人诗文篇什、学术著述遗产作继承，即使他所撰论文，博大华美，因无学术渊源，最终也是成就不高。尽管论事说理，出类拔萃，标新立异，但是，有如自然界的灾变、异类、妖魔、怪物。王充祖先是谁？为何史书不载？况且他的学问，既非来自墨家的路径，又不是出于儒学之门，所发议论几十万言，都是妖言乱语，怎能受到珍视和赞美？从桓谭及其《新论》受到俗儒“排抵”的境遇看，王充及其《论衡》，备受攻击打压的事实是存在的。这些恰从反面印证了王充的人格魅力与《论衡》在当时的影响。

据李贤《注》引东晋著名学者袁崧著《后汉书》的资料，可见证王充的《论衡》，长期在“中土未有传者”，只是他的故乡偶有发现[5]186，至汉末，王充终究被人们视为“异人”，而《论衡》则被看作“异书”。王朗因从《论衡》中受益匪浅，才学、能力大有长进。避难中的蔡邕，慧眼识珠，视《论衡》为宝典而密藏，招致好学者入室搜寻。显然，王充形象及其《论衡》，在汉末已成为士子们为人行事、学以致用的精神食粮。

而在王充本人看来，其才情说“奇”也不“奇”，是自幼养成的勤奋好学品质使然；其论文说“异”也不“异”，是他为学博览多识，为文慎独潜思的必然结晶。他的《论衡·自纪》篇有如自传，一个生性聪颖好学、沉静多思、志存高远、见识卓越的大学者形象，跃然纸上。不难想象，汉末士子经由蔡邕、王朗等人的现身说法，读《论衡》至此，当是感悟多多，感奋切切。王充出身寒门，可谓庶族士子的代言人。他的成功及其所释放的品格魅力，正是当时名士队伍特有的强劲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作用于文学发展，定然具有划时代意义。

2.关心政治，富于理想，经世致用。一般说来，东汉名士都受过良好的正统经学教育，儒家的天下为公、仁政爱民思想，深深地扎根于脑海。随着汉皇室日渐式微，天下愈益动荡，尤其是在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更相擅权的时期，名士的主流思想是忧国忧民，敢当天下之大任。因此，关心政治，富于理想，积极用世，遂成名士队伍整体形象的基本特征。王符(约85-162)是此中颇为典型的人物。

《后汉书·王符传》述其生平很简短，却以很大的篇幅录载其代表作，旨在以文见人。这些代表作也确实展现了王符的胸襟怀抱与才情：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 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乡人所贱。 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讁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2]479

范晔认为，《潜夫论》有五篇代表作：《贵忠篇》《浮侈篇》《实贡篇》《爱日篇》《述赦篇》，集中诠释了王符终生的“志意蕴愤”。笔者理解，其“愤”有三：一愤仅因其母是孤女，自己就为“乡人所贱”——民俗粗鄙低劣，故而自贵自重，不齿于流俗。二愤当道权贵、名门望族相相荐引，阻塞寒门士子进取之途——庶族读书人陷于辛酸难堪的“游宦”之中，他因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屑于苟且权门。三愤“衰世之务”：执政者本末倒置，名实相违；豪族权贵，朋党为奸；朝廷歌舞升平，为虚造假，欺世盗名——政治黑暗，国将不国，故而发愤援笔，激扬文字，纵论国是。

王符以《潜夫论》名书，亮明自己卑微的地位和身份，公然挑战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凝聚着大义凛然的真男儿气概，也着力彰显了一代名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迈胸襟。《潜夫论》除《叙录》之外的三十五篇，多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也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叙录》所述，是这三十五篇作品的写作动机与意旨，也是阅读理解《潜夫论》的指要。布衣王符，向往明君尊贤任能、信忠纳谏，贤才勤政为国的太平盛世。因此，他的《潜夫论》对当时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他历数了现实中经济、政治、边防、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黑暗情形，尖锐地指出祸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昏暗不明，“当途之人，咸欲专君，壅蔽贤士，以擅主权”(《潜夫论·叙录》)。这就充分体现了庶族名士的政治敏锐性及其积极进取的情怀。《后汉书·王符传》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屐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2]484

皇甫规出身将门，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武兼备的名士，多有战功与政绩，还有“赋、铭、碑、赞、祷文弔章、表、教、令、书、檄、牋记，凡二十七篇”文学作品。他蔑视讥讽买官者，而礼遇一介布衣的儒者王符，不只是说明二人志趣相投，互为敬重，更在于这件事，透露了王符及其《潜夫论》所展示的“道义”，在当时得到了名士和普通百姓珍视的信息。这也是当时学界泰斗级人物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与他相友善的根本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符代表了寒门士子的政治理想，彰显着真名士超然拔俗的品格魅力，其人文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

毫无疑问，王符、皇甫规本属于两种不同出身、不同身份的名士，他们的为人行事，具有相同的人文价值诉求，这对桓帝、灵帝、献帝时期的士子来说，是一种崇高的榜样作用，必然内化为建安作家文学创作中特有的精气神。

3.名士效应下的人文气象。仔细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总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汉代尤其是东汉的广大名士，构成了社会精英群体。他们的成名之路，演绎着各自人生中为学、为文、为人、为政、为事、为业的清晰足迹。这些足迹，诉诸他们生前的社会存在及其影响形态，是行为的、具象的、物质的；诉诸他们身后的社会存在及其影响形态，或传说故事，或书面著作，是一种形诸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社会精神文化。这两种存在与影响相互映照，经过历史检验与筛选，凝练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化要素，我们姑且称之为名士效应下的人文气象，换言之，就是名士队伍所彰显的放眼未来，锐意经籍，提携后进的风尚。

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实行推举与考试并重的选人用人制度以后，国家在大力兴办以经学教育为主体的官学，奠定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的同时，允许各种形式形制的私学畅行，教育成为“文治”中的重头戏。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推动思想文化领域避免了专制，形成了开放创新、诸家文化并存的良好生态。为教育服务的典籍整理，成为朝廷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经汉武帝大力提倡，淮南士子群体等初步努力，刘歆、刘向父子集大成，到东汉班固、贾逵、许慎、马融等再为简古钩沉，遂为士子的立言、为政构建了博大的思想宝库，又为他们治学著述拓展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受益于其中的东汉名士，则积极奉献于其中。因而，放眼未来，锐意经籍，奖掖后进，是他们在乱世保持乐观进取本色不变的重要行为方式。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所录刘昆等43个儒林名士，他们在做学问的同时，莫不以培养后进为己任。顺帝时的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2]761。即便是建安时期大乱中的谢该，也是“门徒数百千人”[2]760。

在大名士李固、李膺背后的荀淑，是众多被忽视的隐性名士中，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据《后汉书·荀淑传》载：

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倖，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2]595

荀淑是战国后期儒学大师荀况的后裔，可谓家传儒学称名于世。他因坚持儒学正统，不作穿凿附会，而被“俗儒所非”。因在对策中，他讥刺了以梁冀为代表的外戚及内宠，遭到贬谪，是个政治上备受打压而又无怨无悔的悲情名士。他为官地方，尽显才干，理政断案，如有神助；他弃官归隐，表面看，是不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奉行儒家乱则隐、治则见的处世理念，而内在目的，则是“养志”，亦即积极准备将来有更大的作为。“养志”的重点，不只是增加自己的德行涵养，更在于着意奖掖培养后进之士，此中包括家族子侄。同时，他着力兴办产业，以救助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弱势友人，这并非普惠性的慈善事业，而是注入了特定人文价值的以物质为手段的“济世”行为。他的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并为名士，“时人谓八龙”。其中尤以“慈明(即荀爽)无双”。他的两个侄子荀昱、荀昙，“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官”。大名士李固、李膺等，均出自其门，无怪乎他们后来成为反对外戚政治、宦官政治的领袖了。

建安时期的荀氏家族，仍是名士辈出。荀淑的孙子荀悦、荀彧，凭着渊博的学问，做了汉献帝的老师。荀彧在政治上更有作为，又为曹操所害，其悲剧人生在后世有很高的关注度。其实，荀悦在当时乃至历史上的影响，并不亚于荀彧。他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在先天禀赋、家境贫穷、沉静好学、勤于著述等方面，与王充惊人地相似。尽管曾跻身上流社会，然而终究“谋无所用”，十分无奈地把满腹经纶诉诸学术著作中，他影响于当时和后世的形式与效果，也与王充一样。由此可见，荀淑及其子孙，属于名士中的“奉官守儒”群体，出仕即坚守政治节操，颇显为政才干，且素以识贤、礼贤、举贤而闻名；归隐则以培养后来人为己任。他们出仕与不仕，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如既往，不懈地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弘扬老祖宗的作风与气派。应该说，这是汉代经学教育成效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东汉末年名士中，真正以文学研究、文学育人终其一生的是郑玄(127-200)。他的生平行事与业绩，证明他是“放眼未来，锐意经籍，提携后进”这一人文精神最真诚的实践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

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2]358

青年的郑玄，不屑于父亲对他为官作吏的安排，立下研习经学的志向。他冲破重重阻碍，游学名师大儒，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对此，他在病中写给儿子郑益恩的信里坦言：自己游学关中十多年，师事名师，终于学有所成，目的不是为了封官授爵，光宗耀祖，而是志在“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2]359。他在成名之后，有多次进入官场的机会，一是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而召用，不就；二是得势时的袁绍待为上宾，举为茂才，表为左中郎将，也不就；三是汉朝廷公车征为大司农，又托病还家。而最让他醉心的是经学研究，著书立说，培养复兴国家的后来人。

郑玄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笺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书，并撰写《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专论。其中《毛诗谱》是汉代诗学的著名代表作之一。郑玄素有“纯儒”之称，是誉满齐鲁大地的一代宗师。据《后汉书·郑玄传》所载，他的知名门生，先后成为汉朝廷和魏国的重量级人才。郑玄生前对自己的事业颇感欣慰：“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2]359这个意味深长的自鸣，为淡泊名利、执著学问、乐于育人的人生，画了一个看似并不流光溢彩的句号，却是赠给儿子及建安士子们的弥为珍贵的人生箴言。

汉末大学者、大名士蔡邕(132-192)，是个最切近影响建安士子成长的“通才”型艺术大师。他少博学，好辞章，精通音律，善篆、隶二体书法，又创造了颇有影响的“飞白”之书。广泛的爱好，成就他在经学、文学、音乐、书法等领域，均达到了很高的造诣。灵帝时，召拜郎中，不久升迁议郎，因上书直谏朝政得失，弹劾宦官，被流放朔方；遇赦后，畏宦官陷害，遂举家“亡命江海，远迹吴会”达十二年之久。据陈寿《三国志·王粲传》载：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6]445

又据《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6]592蔡邕基本上兑现了诺言。阮瑀与蔡邕是同乡，也曾师事蔡邕。蔡邕始出仕，是灵帝建宁三年(171)“召辟桥玄府”，已是年过四十了，足见布衣的蔡邕，也是以治学授徒为事。他晚年得意时，门前造访者络绎不绝，堂上宾客满座，当不只是仕途求进者，更多的应是经学、文学求教者。他礼遇少年王粲，其言行举止是那样真诚感人。一方面，他宣示了自己对前辈大名士“王公”(王畅)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委婉地告诉在场宾客：“竖子可教”，视王粲为自己的学业传人，袒露了一代大师识才、爱才、育才的拳拳之心。

蔡邕平生勤于写作，著有诗、赋、碑、誄、铭、赞等一百零四篇。其中《述行赋》，不仅开东汉小赋纪行题材的先例，且体现了十足的现实批判精神。赋中直叙了他从陈留往洛阳途中的闻见，联想古人行事，讽喻当朝时政，揭露统治者荒奢淫逸，倾诉百姓贫困疾苦，写下了辞情沉痛的名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这篇纪行小赋，对建安作家来说，堪为艺术创新的标本。在一次臣僚们偶然谈及董卓被诛之事时，蔡邕不自觉地发了一声叹息，被司徒王允以“怀卓”之罪下狱。大难临头，他关注的不是身家安危，而是“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他希望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完成史著。“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同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这是说情施救之言，更是知人论世之语。不难想见，蔡邕死后产生巨大反响的情景：“缙绅诸儒莫不流涕。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2]581蔡邕未写就的《汉史》文稿，在李傕、郭汜之乱中消失殆尽，但是，他的风范，当永远留在“建安文学”中了。

总之，名士效应下的人文气象的形成，既功在当时，又利在后代，因为它为结束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尤其是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培养了至为重要的文化与人才资源。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朝廷在政治上倒行逆施，造成权奸当道，吏治黑暗。乱世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当时的名士队伍。善良的百姓希望教育事业能培养出更多的真名士，以替换奸臣酷吏，更希望名士队伍中，产生力挽狂澜的治世能人。在名士队伍内部，随着批判谶纬之学的日益深入，谶纬之学应用派名士，鉴于残酷的社会现实，自觉与不自觉地转变了风气，有意与无意地向谶纬之学反对派靠拢，促使名士中更多的人忧国忧民，企望自己对济世安邦有所贡献，也希望自己所处的群体，有人脱颖而出，成为治国安民的英雄。因此，锐意经籍、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访贤、知贤、爱贤、论贤、品贤、举贤、育贤，成为名士队伍基本的人文风尚。势位低微的名士曹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人们关注的，如李膺的儿子李瓒临终时，嘱咐其子李宣等人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2]642桥玄也曾对曹操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2]502许劭则说曹操：“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2]653各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一方面欢迎有更多的名士投入自己的阵营，另一方面，希望名士队伍孵化出更多的人才来为我所用。这样，“人才”遂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百姓寄安民兴邦的希望于人才；士子刻意砥砺成才；名士出仕尽显才干，隐逸则倾心育才；觊觎大汉江山的势力集团，则把招纳、笼络、争夺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谋略。

然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先天生成的劣根性，决定了当时各势力集团的人才战略，脱不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惟我性桎梏，即如曹操所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6]4当时的名士一旦坐上他们的战车，为其所用顺心，则是香饽饽；稍有差池，轻则贬谪驱逐，重则格杀勿论。这就奏响了汉末名士队伍的命运交响曲：志存高远、锐意进取，又苦闷彷徨、愁肠郁结；既慷慨豪壮，又凄怆悲凉。这种命运交响曲所揭示的人文特质，直接作用于“建安文学”，一是为其文化背景，浸染了独特的时代色彩；二是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定下了全新的审美格调；三是激活了一代作家放眼天下、关注民生、感悟人生的赤子情怀。这就构建了东汉名士效应与“建安文学”的内质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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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寿.三国志[M]//简体字本前四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李天喜)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何新楚(1949-)，男，湖北安陆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4-0042-09

On the Phenomeno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He Xinchu

(SchoolofArtsandMedia,HubeiPolytechnicInstitute,Xiaogan,HubeiProvince, 432000,China)

Abstract：When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Han Dynasty, we have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arried out preliminary study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humanistic atmosphere, which is the origi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wo divisions of celebrity group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characters of celebrities’ images and the humanistic atmosphere due to the effect of celebrities.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background for “Jian’ an Literature”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a new horizon was opened. In fact, the glorious and resplendent “Jian’ an Literature” is inseparably linked to the phenomenon of celebritie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Eastern Han Dynasty； celebrities； humanistic atmo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