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怀亮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2)

试述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杜怀亮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12)

[摘要]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宗教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不同时期，佛教、道教以其特有的属性，与儒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相互影响、吸收、交融，最终汇聚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以儒佛道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封建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仍有深远的影响力。

[关键词]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佛儒道；相互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主导作用，到今天仍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最有资格。因为从春秋战国开始，儒家学说的传播从未中断，孔孟倡导的“忠孝”、“仁爱”、“诚信”等概念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据此说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也未免偏颇。就算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也没有“一统天下”，只不过是把其他学派归拢到它的旗下而已。而且两汉以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还呈现出相互影响、竞争、兼容的趋势，交替推动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与此同时，本土道教受儒、佛影响逐渐成熟，外来佛教也走向中国化。这种对不同文化形态兼容并包、相互补充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直至今天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一、早期中华文化中的宗教因素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西周王朝建立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中华早期文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限制，一方面，人们渴望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束缚中得到解脱，但又无能为力，便产生并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从而引申出对世间万物和祖先灵魂的敬畏和崇拜。另一方面，在连年与洪涝灾害做斗争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对本部落治水英雄的依赖和崇拜。这些自发宗教信仰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后，通过不断的祭祀活动固化，演化为“敬天”、“法祖”的早期社会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后来传统文化的走向。

(一)夏商周三代的鬼神崇拜和天命神学。

大约在4000年前，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盛行的选贤择能的部落首领“禅让制”，被大禹的儿子启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世袭的君主制。在长达千年的夏商周时代，中华民族先祖萌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统治者利用和强化下，趋于宗教化和制度化。

《尚书·尧典》记载，虞舜“禋于六宗”。东汉贾逵注：“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表明古人已从自然神中细分出天象、气象诸天神，与地上的四方神、地祗、动植物神相对应。随着王权的建立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一个超越原有诸神的“上帝”出现，标志着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过渡。《尚书·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时，上帝不是一般的天神，而是自然、社会诸神的综合和抽象，作为管理下国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上帝”成为王朝的保护神，其作用遍及整个国家。为了神化王权统治和愚昧被统治者，三代祭祀鬼神的活动频繁，举凡遇到生产、收成、战争及王之活动，都要先占卜、祭祀后才能行动。“儒”一词的出现就与祭祀有关，《诗经》说儒就是从事祭祀的人员。

这种无休止的祭祀自然神坻、祖先神灵的行为，一方面，反映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对大自然的依赖和对血缘关系的重视，在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畏惧的同时，强化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宗法关系。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浓郁的鬼神崇拜的氛围中，天命神学观念产生，成为夏后、商王自命“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从国家出现那天起，宗教就逐渐演变成政治的附庸，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周公制礼确立传统文化的伦理化倾向。

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联合周边诸部落讨伐殷商，经牧野之战建立西周王朝后，其称谓较夏后、商王又上一层，成为“天子”。但是，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仅靠“天命”还不足以号令天下，需要建构人间的新秩序。为此，在进一步完备夏商实行的宗法制基础上实行封建制，按血缘亲疏分配国家权力，册封姬姓子弟、功臣和殷商后人为诸侯，建列国以拱卫王室。其弟周公旦执政时候又根据上述制度，把天命神学体系人伦化，制定出一套祭祀天地祖先的礼仪程序，并在实践中演化为传统宗法性宗教。这一宗教是政权与神权结合的产物，它从宗法伦理的角度，确立了周天子在“敬天”、“法祖”上的至尊地位。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和宗族的大宗，享有祭祀天地、支配诸侯、统率百官和统治百姓之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不得僭越。

周公制礼确立的等级尊卑礼仪秩序，开中华传统文化之滥觞。从这个时候起，社会意识形态中伦理道德观念取代了殷商时期的鬼神观念，成为传统文化的主轴，周礼也被后世奉为圭臬。正是以这种心理因素为基础演化出来的儒家思想，成为几千年来维护“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770年，申侯引犬戎攻占镐京，西周灭亡。其后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达500余年的时间里，周室虽在，但权威已无。连绵不断的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导致王纲堕落、“礼崩乐坏”。加上小农经济的成型，军功授爵的推广，打破了世袭贵族对政治和文化的垄断，以井田制、宗法制为基础的周初“理想”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在这社会急剧变革之际，对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具有开拓意义的“百家争鸣”应运而生。

争鸣中，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重建周公制定的社会秩序。并通过整理古籍、开办“私学”，倡导“仁爱”思想。他的学说后被子思、孟子、荀况等继承，形成儒家。而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远离喧嚣的尘世，追求清静无为的境界。韩非子等法家则主张乱世用重典，以法治国。除上述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派外，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以及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学派也提出了不同的治世主张。

从诸子百家学说中可以发现，它们比过去少了一些神学的观念，多了一些世俗的东西。比如儒家虽有一套天地生成的理论，但它更关注社会现实，更注重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传播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说明脱胎于天命神学的诸子学说，用扬弃的方式，清除了其中迷狂与非理性的成分，保留了以往思想文化成果的合理内核，使带有人文理性精神的学说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虽然三代的天命观念和宗法性影响依然在它们的学说中不时出现，但内涵和外延已不一样。

二、儒学的独尊与佛道的比附

秦汉以后，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国家官僚政治的早熟，“百家争鸣”时期的“百花齐放”被封建专制所代替。国家意识形态也由战国时期的崇法用法模式向儒法并收模式转变。东汉以后，伴随着外来佛教的进入，本土道教的兴起，制度化的宗教成为儒家竞争对手，三教之间开启了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的中华文化融合之旅。

(一)西汉初步确立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

西汉初年，出于连年征战后的百业凋零、经济萧条，文景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于前134年改弦易辙，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从官方角度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这种经董仲舒改造，被后人称为“汉学”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他采阴阳五行之说，突出“天”的作用。以“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建立了一套新的神学思想体系。认为天和人可以相互感应，“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在“三纲五常学说”中，他说“王道之纲，可求于天”，君权神授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法则。从而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但要指出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目的并不是要儒家“一统天下”，而是以儒家为主，兼收道、法、阴阳等诸子思想，建构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

(二)制度化宗教的出现和宗教对传统文化的渗透。

东汉时，佛教由西域传入*史载楚王英奉佛，表明佛教已被个别上层人士信奉，但并未在社会上流行或造成较大影响。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3页。。在长期儒学独尊的大环境下，被人视为“佛道，”即一种异域道术人外来佛教，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以一种依附性的态度，“以儒道两家的经典论述作为佛教理应在中国得到传播的佐证”*杜继文主编：《佛教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如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中，就有“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烘干，是清净无为也”等道家词语。这表明佛教以比附的方式，强调其教义与中国文化相适应，而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佛教义理，大多也是能与本土文化相融的那一部分。

与此同时，战国以来在民间流行的方术、巫术、神仙术，也与先秦道家思想相结合，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道德经》为经典，形成本土道教。张道陵的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从创建之日起，就以符录、谶纬之术和替人治病祛灾等方式聚集信众，扩大影响。

佛教、道教的异军突起，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给“汉学”予当头一棒。一方面，儒家对“五经”的研究，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官府察举取士，也只问墨义、注疏，不涉及义理。另一方面，儒家讲“礼”仅停留在回归周初之秩序上，深入不够又失之空泛，既不能解决事物的本源问题，又不能说明未来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治经之路只会越走越窄，社会影响也只能江河日下。

(三)魏晋对中国文化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从东汉末年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持续动荡的时期。此期，军阀混战与“五胡乱华”交织一起，南北分裂成为长态，王朝更迭家常便饭。面对王冠成打落地，纲常弃之敝屣的时局，儒家的纲常伦理显得苍白无力，道德说教又不能解决现实利益问题。何况儒家经典《左传》中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奉天承运”之说，不时还被人利用为改朝换代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道教的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弥补儒学不关注生老病死的缺陷，为人们在乱世中寻求解脱，提供了另外的选择机会。

正因为儒家社会功能的退化，佛道两教不仅得以摆脱羁绊，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可以借机排挤对方，发展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是佛道两家关于谁先谁后的争论。佛教东来时，道教尚处在幼稚时期，需要向佛教学习戒律仪轨，佛教为获得中国人的认同，也从道教中吸收中国元素，因而两教间和平共处。随着两教的逐渐壮大，为抢夺地盘和资源，友好气氛不再，战火从此点燃。西晋中期，天师道道士王浮为扬道贬佛，依据《史记》关于老子西出函谷关不知去向的说法，杜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化胡，始有佛教。佛门子弟也以一部据说是龟兹僧人译的《灌顶经》反唇相讥，说佛祖早在老子化胡前就派遣弟子来中原，不仅老子是佛祖弟子，就连儒家也是佛教中人所创。这场争论虽然极其荒谬，但效果却出人意料。一是除世俗政权卷入进去，出现灭佛灭道的个别现象外，争论多以和平方式进行，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宗教战争。二是在义理之辩中，双方都吸收对方观点，甚至儒家思想完善自己。如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流行，就借鉴于道家、玄学的理论、语言及方法，不但内容、概念较接近，而且思维方式也有相似性。至于道教，葛洪著《抱朴子》时，也大量吸收玄学等各家观点，使道教理论开始系统化。

虽然这一时期儒家与佛道竞争处于下风，由于长期与政权结合的影响还在，经学传家的士族不仅为汉族统治者所用，而且入主中原的胡人君主也大加延揽。在此期间，王弼与“竹林七贤”还吸收道家养分，形成以老庄为骨架，以孔孟为灵魂的“玄学”， 运用的“有无”、“体用” 等概念证明纲常名教符合自然规律。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之间不断的冲突，加快了佛教本土化的进程和本土道教的宗教化步伐。与此同时，儒家士大夫也在试图适应三教相融的社会潮流。如著名的《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就是一个既尊奉儒学又推崇佛教的代表人物。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受天师道影响，父子几代人的起名就没有遵守儒家的避讳而共享一个“之”字*张景平：《你中有我水乳交融，儒家“系统”如何兼容佛道“软件”》[J].《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6期，第88页。。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让不同的思想资源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三、儒学的复兴与儒释道的深度融合

589年，隋朝灭亡南陈，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伴随着统一大帝国的重新建立，重构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提上日程。事实上，早在南北朝时期有关“中华”*“中华”一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文化概念，华与夷相区别。据说东晋权臣桓温在北伐檄文中提出“中华”概念。何在的讨论就已开始。过去这不是问题，中国自然是天下的中心。佛教传入并迅速扩大影响后，问题就出现了。佛教徒向往“西天”极乐世界，认可的中心是佛教发源地印度。而且，一些佛教中人还以“出世” 为由，宣称“沙门不敬王者”。所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的“天下”、“君父”观念相违背。加上佛教发展后，与封建国家争夺人口、田地、税赋，势必激化社会矛盾。统治者虽然可以采取强硬方式“灭佛”*“三武一宗”灭佛，指北魏太武帝于438年、北周武帝于574年、唐武宗于841年、周世宗于955年采取的灭佛行为。，但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仰问题，只要有机会，佛教就会卷土重来。因此，采取既尊崇儒学，又包容佛道的方式，理顺儒释道三教关系，成为隋唐以后封建国家和士大夫阶层的必然选择。

(一)隋唐儒释道并重，启动了三教相互交融的进程。

虽然唐朝初年，高祖李渊为抬高门第，以老子李耳后裔自居，扶持道教至国教的地位。道教也趁势将南北朝时创建的寇谦之北天师道和陆修静南天师道统一，并整合过去分散的理论，汇合成一个完整系统。武则天执政时，为实现所谓的“武周革命”，自称弥勒佛转世，推崇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虽然佛、道有上述机缘，短期内得到扶持，但总体上说，在唐代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下，官方政策仍然是儒释道三教并重。

这一时期，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本土宗派相继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与印度原始佛教相比较，汉传佛教教义上增加了忠孝方面的内容，修行方式经去繁就简，也便利易行。如南宗禅提出不立文字、不拜佛、不读经，通过禅定就可达到“修心”、“见性”、“净性自悟”、“顿悟成佛”。禅宗的出现，表明佛教已深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转型的成功，对趋于僵化、固步自封的儒学予巨大冲击。

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以韩愈、柳宗元、李翱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决心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辟佛、道，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儒学复兴运动。一方面，他们说佛、道“出世”思想严重违背纲常伦理，必须加以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援引佛、道禅理和阴阳五行以证儒理。他们推崇《大学》，倡导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和孟子一切由心而生的观点，将儒家思想由外转而向内，以四书代替五经，以义理代替训诂，最终找到了“义理”这一终极源泉*韩愈《原道》[M].“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李翱《复性书》认为人性天生为善。。而且还参照禅宗所谓从迦叶到达摩再到慧能的“西天东土三十三祖”谱系，构建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

(二)宋代对儒学的改造及其程朱理学的兴起。

从韩愈开始，到二程、朱熹，一个笼罩在他们心中的共同感觉是“世道人心”出了问题。相对于佛道的出世情结，“世道人心”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就尤为重要。要使“世道人心”步入正道，就必须改造汉唐儒学，使之成为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儒学，以教化民心，维系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

进入宋代，这种复兴儒学的愿望更加迫切。一是由于科举制度促进了专业文官集团的形成，读书人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传播文化和发挥社会作用的主体。以往皇权与士族的矛盾被官府、地主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所取代，阶级矛盾日益激烈。二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和边疆危机交替上演，分裂局面再现，民族矛盾上升。为挽救危机，救亡图存，宋儒承接韩愈由佛及儒的思路，在进一步研究佛道思想的建构体系基础上，对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再解释，从而形成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儒学——程朱理学。

首先，针对以往儒学只讲伦理现象，不问事物本质的缺陷，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兄弟以己意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以太极、性与心、理与气为论学范畴，提出“理”是宇宙最高本体*周敦颐.《太极图说》、程颢：《二程集》.。朱熹进一步说明“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原则的同时，借鉴道家理论，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从本体论角度说明世间万物沟通，都因为蕴含同一个“理”，从而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存在及永恒不变找到了哲学依据。

其次，朱熹还把宇宙秩序与个体心灵统一起来，强调“明道”是做人的终极目的，其标准既蕴含在宇宙秩序“道”中，也包含在每个人的气质本性之中，只不过这种气质本性容易被外在的后天的东西所遮蔽，每个人都需要努力修炼， 在“格物致知”中，实现“道”的达成或者对无瑕本心的体悟，从而进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朱熹.《四书集注》、朱熹：《太极图说解》、《朱文公文集》.。

经朱熹集大成，儒学开始哲学化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宗教化。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以儒家“仁”、“孝”思想为核心，融合佛道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实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的儒学改造之目的。程朱理学也在南宋理宗时期，被钦定为继孔孟之后的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

(三)元明清时期三教融合的完成与佛道角色的重新定位。

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正统地位愈发稳固，佛、道两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也发生根本转变，它们已由儒家的竞争对手变成儒家的合作对象，这标志着以儒学为主干，佛道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框架的形成。

从传统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佛教传播高潮已过，宋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虽然元朝、清朝的蒙古族、满族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但出发点只是利用宗教笼络和羁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至于内地汉传佛教的作用顶多只能充当儒家教化百姓的帮手而已，社会影响也逐步定格在精神上替人解脱，文学艺术上表现特色个性方面了。而道教方面，虽然在宋金对峙时期出现天师道的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和王重阳创建的全真道，蒙元时期“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获得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并因此激发天师道各派合并，形成了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明代也曾出现永乐、嘉靖扶持武当派的事例，但道教发展到清代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社会功能也主要局限在养生和风水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已经完成，宗教形态只能在传统文化中充当配角，而不能独自登台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中期出现的“阳明心学”对“三教合一”起到了助推作用。王阳明集三教之长，汲取禅宗养分，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概念，继南宋陆九渊之后构建出系统的“心学”体系*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他引导人们体验人性中本来具有的恻隐之心，以及通过修行达到道德标准的自我满足感，不仅每个正常人都能感受，而且与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没有关系。根据这一思路，道德不再是枯燥的训诫，而是与每个人的心灵结合的正常反应。这种对本体论、人性论的建构追求，不仅与佛教的“众生平等”、“明心见性”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突出了人在知行合一中的主动性。

四、结论

由上可见，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形态构成的多元一体大系统。这一系统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动态互补的关系之中。作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基石，儒以济世、佛以养心、道以修身，从不同角度满足了中国人的精神需要，给人们以多种选择。时至今日，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坚持自己的信念，自强不息，兼容并包，勇于进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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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飒

Abstract：Religion is the product that human society develops to a certain historical stage.As a spe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religious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hinese tradition culture，Buddhism，Taoism and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ith Confucianism as the representative influence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eventually forming a unique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ith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 cornerstone，no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feudal society，but also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on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religious；China；tradition culture；relationship

收稿日期：2016-05-16

作者简介：杜怀亮(1958—)，男，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310(2016)02-0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