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珍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柏拉图灵感论的论证方式

李珍珍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用一系列极具诱导性的问题，将伊安绕进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从而得出诵诗不是凭借技艺知识而是凭借灵感的结论。拟从《伊安篇》入手，简要分析柏拉图灵感论的论证逻辑和论证角度，并对柏拉图灵感论的论证方式进行探讨。

《伊安篇》；论证逻辑；论证角度

作为古希腊灵感论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在《伊安篇》中非常清晰地表达出诗人的创作并非凭借娴熟的技艺而是依赖神灵附体使其陷入某种迷狂状态，从而激发诗人创作的灵感。简言之，柏拉图的灵感论即“诗灵神授”①。柏拉图认为灵感主要来源于神的赋予，诗人或者诵诗人只有通过神直接赋予灵感才能进入迷狂状态从而创造出伟大作品。

诗人的灵感来源于神灵的凭附，“诗灵神授”的表现状态在《伊安篇》中体现为迷狂。迷狂是诗人与神灵沟通的必要条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因为诗神的降临被带入了超理性和超意识的境地，灵感如泉涌般向诗人袭来，从而激发了诗人的诗兴，在神力的驱遣下陷入一种非清醒的迷狂状态。也就是说，灵感到来时，诗人会失去平常的理智，他的思维就不再是正常状态下的思维，诗人已经完全沉浸于艺术的世界里，其所思所想完全遵循艺术直觉，诗人时而热泪盈眶，时而嚎啕大哭，时而仰天长啸，时而欣喜若狂，这些举动在正常状态下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然而对于灵感来临时的诗人们，迷狂的表现状态恰恰非常符合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状态。

柏拉图如何建立他的灵感迷狂说，与他的论证逻辑、论证角度有密切的关系。

1 先入为主的逻辑

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即“诗灵神授”。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采用证伪法，证明神之外无灵感源泉。此处，他采用了一种类似诡辩的语言逻辑模式，通过论证诵诗人没有资格自诩拥有某项技艺，从反面说明任何技艺(包括语言技艺)都必须指向实在，从而得出诗歌的本质是来自于神力启发下的灵感这一结论。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与伊安的对话来阐发自己的灵感论。伊安在听到苏格拉底对于自己行业的羡慕之词后，承认诵诗这门技艺确实需要花费大量的心力，并且夸耀自己解说荷马的诗歌无人能及。

但他接下来的陈述，招来了苏格拉底的反驳。他一方面说自己只能诵读荷马的诗歌，而无法诵读赫西俄德等其他人的诗歌，另一方面又说在题材相同的情况下，荷马的方式比其他诗人要好得多。对前者，苏格拉底从两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如果在相同题材下，其他诗人与荷马的言辞一致，那么伊安对于他们就都能解说的好。其二，如果在相同的题材(如占卜)下，其他诗人与荷马的言辞不一致，那么占卜师比伊安能更好地诠释诗人的诗意。对后者，苏格拉底指出，要鉴别诗人表达方式的优劣好坏，就应该先明确什么是好的方式和坏的方式，既然伊安能够指出荷马的方式比其他诗人的好得多，那么他一定知晓其他诗人坏的方式。既然存在好坏优劣的比较，那么伊安就不可能只有判别荷马的能力，他应该还具有判别所有其他不如荷马的诗人们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应该精于诵诗这门技艺下的所有诗人。这就和伊安说的第一个方面相矛盾了。

但是，第一个方面的陈述对于伊安来说是确实存在的事实，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伊安已经被带入到了苏格拉底式的逻辑圈内，大惑不解。从这里开始，伊安基本上成为了被苏格拉底牵着鼻子走的被动思考者了。从关于第二个方面的对话中不难发现，伊安与苏格拉底在陈述和反驳中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心理认知前提：诵诗人的工作是掌握一门技艺。如果诵诗真是一门技艺的话，这种技艺不可能只能诵读荷马的诗歌，这就意味着伊安所说的第一个方面不成立；反之，如果第一个方面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心理认知则不可能成立，换句话说，诵诗人伊安的工作不是一门技艺。这样一来，伊安所说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存在，伊安慢慢陷入了苏格拉底早已设好的圈套之中。

由于伊安所陈述的两个方面相互矛盾，苏格拉底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伊安解说荷马并非凭借技艺知识。因为，如果诗歌或者诵诗是一门技术的话，那么就应该像其他技艺一样，是需要分门别类进行思考的专业学问。如果诗歌或者诵诗作为一门讨论所有诗歌的整体学问，也就是比较“好诗”与“普通诗”的学问，能够帮助我们区别诗作的真诚、伪善和品质高低，［1］那么拥有了这项技艺之后，伊安就可以对这门学问里的任何一个方面做出专业的判断，而不是仅仅精通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对于其余的一无所知。伊安在苏格拉底地诱导下不得不在事实和心理认知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放弃他只精通于荷马诗歌这一事实，要么承认诵诗人的工作根本不是一门技艺。但是，伊安只精于荷马诗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伊安就必须承认自己解读荷马的能力并非来自技艺而是来自神力的结果。

由此可见，柏拉图关于技艺有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每一行业都有一门特殊技艺，都有共通的专业标准和行内的原则，都有适用于这个行业内的所有情形的整体知识。假如诵诗是一门技艺，那么除了诵诗人谁也没有资格担任诗歌评论者，但是伊安却无法判别，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才得以引出诵诗不是技艺，而是来自灵感。

柏拉图的逻辑看似严谨，可仔细一琢磨，如果诵诗的能力真的来自于神灵的赋予，那么这就与伊安所说的在诵诗技艺上花费很多心力相互矛盾了。柏拉图探讨诗歌艺术，关注伊安作为一个诵诗人的工作。然而，诗人或者诵诗人的技艺不仅仅是有关语言技艺知识的灵活运用，更是运用语言技艺知识对于某一主题的阐释。这意味着诗人或者诵诗人的技艺不同于一般的行业技艺。

如果说雕塑家的技艺直接作用于雕塑上，那么诗人或者诵诗人的技艺则只能间接作用于语言上，然后再通过语言来阐释某一主题。因此，如果我们把雕塑家的技艺称为直接技艺的话，那么诗人或者诵诗人的技艺就是间接技艺。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前者的主题没有关乎任何其他主题，而后者都关乎到其他主题。所以，“雕塑家”与“雕刻”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诗人”或者“诵诗人”与言说对象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目的地隐藏了诗歌技艺与其他技艺之间的本质差异。

柏拉图用算学与医术作为论据，认为只要拥有了算学或者医术这门技艺，就可以判别对错好坏，无需借助其他的力量，而诗人或者诵诗人却必须借助自身以外的神力。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只有算学或者医术这样的技艺才是真正的技艺，而诵诗却不是一门真正的技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技艺者必须有能力解释整个领域的主题事物，必须有关于整个领域主题事物的知识。这似乎就意味着任何诸如诗歌或者诵诗这样的语言艺术本身其实都不可能是一门技艺，所谓的言语技艺是不存在的。比如，在诵读诗歌的时候，出现了关于医术这一主题，那么诗人或者是诵诗人就必须拥有有关医术的知识，要能解说医术的相关问题。如果你作为一个技艺者，并不具有你言说主题事物的知识，那么你就不具有实践这一主题的能力，你所言说的就会是不成立的废话。照此逻辑，诵诗人需要具备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才有资格言说诗歌，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诵诗人穷尽心力也无法做到的。

回到伊安，无论是关于某一主题的完整知识还是关于好与坏的知识都是他所不具备的，不过他还是希望搞清楚自己的工作究竟算什么，所以他心甘情愿被苏格拉底式的逻辑领着走，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磁石说：诗神赐予灵感就像磁石吸引铁环一样，先将灵感赋予诗人，然后通过诗人传递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一个链条。诗人被赐予灵感陷入一种神智出窍的迷狂状态从而创作出美妙的诗歌。

磁石说有几方面值得注意：(1)柏拉图认为诗人或诵诗人的活动来自神力而非任何人的活动，说出这些好东西的是神，是神借诗人发话的，换言之，诗人只起到了中介的作用。(2)“诗灵神授”下所感受到的迷狂的程度是有所差别的，即迷狂存在虚实之差、深浅之别以及神力的强弱。神力是以链条的环环相扣贯穿于诗歌全程：诗神—诗人—诵诗人—观众。［2］荷马是神旨的传达者，伊安是传达者的传达者，拥有真正技艺的不是诗人，更不是伊安这样的诵诗人。(3)因为诗是神赐予的，就无法像其他技艺一样有完整的结构性，只能零散地存在着。不同的诗人受到不同的神力启发又由不同的诵诗人所传达，其间没有多少内在联系。所以，某个诗人只能做出特定的诗，某一诵诗人只能理解其中某个诗人。这似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安只能诵读荷马的诗歌而对其他诗人的诗歌诵读不好。因为，诗歌是受神灵启发，神灵授予的，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没有本行业普遍的原则，是没有系统的零散的存在着。［3］

柏拉图提出“诗灵神授”，并将诗歌与其他技艺进行比较，为诗歌这一行业给出了似乎可以说得通的解释。不过，如果诗歌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真的是神创造的，诗人仅仅是执笔者，那么诗人的活动本身就无关乎是非、善恶、美丑。因为神让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诵诗人也就无需判别其他诗作的优劣好坏。［4］如果磁石说是成立的，那么上文所说的柏拉图通过技艺原则的认知来判定诗歌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伊安与苏格拉底对话快结束时，苏格拉底继续追问伊安，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否定诵诗是一门技艺。他的论证如下：首先，当诗歌涉及具体的主题时，比如涉及到赛马，那么赛马手(非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技艺者)是判断诗歌优劣的最好的评判者；其次，任何一门技艺都无法被另一门技艺所感知，比如医术所包含的知识不可能从航海术里学到。技艺之间不可僭越，因此拥有这门技艺的人最有资格评判有关这门技艺的工作和言说的优劣。在这里，柏拉图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技艺的独立性原则。也正因为此，伊安不得不承认对于荷马史诗中有关技艺的各种主题——渔术、医术、占卜术等，都不如相关行业的技艺者评判得好。伊安作为一个诵诗人不具备从事所有技艺的直接本领，那么他就根本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擅长解说荷马史诗中的任何事情了，甚至对于荷马史诗没有发言权。按照这个逻辑，诗人与诵诗人也基本上是同一处境了。［1］

但是，这样的逻辑推断规避了一个问题：诗人或者诵诗人所拥有的技艺是关于语言本身的技艺。［3］无论是医术还是渔术，都只是将语言表述作为解释该技艺不可避免的一个方式，有关某项直接技艺的言说，最后必将指向该技艺的功能、特性等实在性的活动。作为间接技艺的诗歌本质上是从语言出发最终回归到语言本身的技艺。而柏拉图批判诗歌不是一门技艺的标准是依据直接技艺为范式而确立的，在他心中，唯有真正的指向实在的技艺才最有现实的影响力，真正的技艺应该指向实在，一种“语言”性的技艺是无法企及的，甚至不算是技艺。

在这样的逻辑圈内看待诵诗人伊安，他不仅不能自诩有技艺，而且是百无一用。苏格拉底在接下来的辩论里重复了前面的依据(技艺的独立性原则)，不依不饶地对诗歌是一门技艺展开进一步驳斥。至此，伊安已经完全糊涂了，完全同意了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自己是凭借灵感而非技艺，彻底掉入了苏格拉底式的诡辩逻辑圈。

2 诗人—作者的角度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古希腊的诗歌主要有两个意涵：其一，诗(poiesis)即技艺。与算学、医术并无差异，也与各种猎手、工匠、渔夫一样有赖于某种特殊的技能，属于特定的技艺活动、制作活动。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这一意涵进行了阐述，形成了“床喻说”，将诗人塑造成为诗歌的技艺者。诗歌作为一门技艺的本质在于通过语言对周遭事物进行准确细腻的摹仿。与此相应，诗人在这一意涵下的活动就被“构建”为一个自身“内在”拥有这种技能的诗歌技艺者。其二，诗即缪斯(mousike)。缪斯作为文艺女神，将其灵感赐予诗人，使诗人在作诗时往往呈现出一种迷狂的状态。与“床喻说”相对，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提出了“磁石说”。柏拉图的“磁石说”将诗人塑造成神旨的传达者，而不再是“床喻说”所塑造的诗歌的技艺者。创作诗歌也不再是一门技艺活动，而被视为神旨的传达活动。与此相应，诗人就被“构建”为一个自身被某种“外在”神力所支配的传达者。灵感与技艺在这里被柏拉图人为地割裂开来，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作诗方式和作诗旨意。具体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诗人形象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体现为以伊安为代表的诗人即诗歌技艺者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诗人是“诗灵神授”的承担者。

在古希腊时期，诵诗人并非仅仅是诗歌的吟唱者、表演者，他们还是诗歌的制作者和加工改造者。“当荷马史诗尚未形成整体，而仍处于分散、不定而且分为各个部分的时候，史诗吟诵者们做着相当于‘连结’和‘补缀’的工作，把它构成为一个统一体。”［5］这种基于“连结”、“补缀”的诗歌制作本身，使得口头史诗得以形成。诵诗人“在口头史诗中……作品在口头现场创编中完成，并通过口头——听觉管道实时完成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歌手同时是表演者、创作者和诗人，是一身而兼数职的。”［6］因此，当诵诗人伊安根据已经掌握的某种固定程式或者诗歌写作技巧对零散不定的荷马史诗进行“连结”、“补缀”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制作诗歌的诗人。可以说，对诗歌进行“连结”、“补缀”的诗歌制作技艺的掌握，正是诵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关键条件。一个优秀的诵诗人不仅需要完善特定语境中史诗人物的语言表达，而且还要根据表演的现实情境，对史诗中不同的人物动作和行为进行舞蹈式的编排，甚至还要在舞台表演的某些关键之处添加一些史诗中未曾出现的言辞或者补缀，使史诗的行文和表演更加紧凑严密。诵诗人通过培养舞台表演经验、学习诗歌制作技艺，使得诗歌技巧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作为一个职业诵诗人，伊安在解说荷马史诗时具有相当职业化的表演［7］：当伊安“对着两万多待他友好的听众”［8］时，他“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动”［8］，这些丰富的情感变化与其看成是迷狂的推动，不如看成是诗歌技艺的惯性。作为高超的诵诗人，伊安在台上的啼笑怒骂更多的是一种诗歌制作技艺的娴熟运用。

而对于倡导“诗灵神授”的苏格拉底来说，诗则脱离了技艺的束缚，与诗神、迷狂相对应，与灵感相契合。“作诗”也不再是技艺的反复研习而是灵魂出窍的“入神”活动，不再是自觉的、理性的“预期目标”的实现而是非自觉的、非理性的“惊异结果”的发生。［9］

柏拉图认为只有神灵附体，诗人才能作诗或发预言。神依附在诗人身上，剥夺了诗人的理智，使其陷入迷狂，从而借诗人之口说出神想要说的话。因此，那些美好的诗歌不是诗人写的，而是神写的，是神的作品。柏拉图将诗人看作是神的代言人，诗人不再是凭借技艺创作，而是借神赋灵感创作，否则就只能作出没有美感的摹仿作品。他认为只有获得神赋予的灵感才可能达到高层次的理式世界②，才可能摆脱低级的摹仿，才会感受到美并产生不凡的作品。以诗的名义论说迷狂，用灵感对诵诗技艺进行反驳，柏拉图借助“磁石说”，为诗歌的来源问题做出了重要的注脚，也为苏格拉底的辩论赢得了胜利。

从诗人—作者的角度来看，柏拉图笔下的伊安与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两类诗人指向了两类不同的诗歌作者。一类诗歌作者是如伊安的诗歌制作者。他们就像手工艺人一样，通过学习某种固定的程式或者技能，从而写出符合某种特定需求的诗歌，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对诗歌进行适当地改造或加工。另一类诗歌作者是如苏格拉底的诗歌创作者。他们不需要掌握任何诗歌写作技术，作诗完全凭借“诗灵神授”，即柏拉图所说的灵感。他们是神旨的传达者，所作诗歌皆为天意。这两类诗歌作者之间是有异同之处的。二者的相异之处有二：首先，以伊安所代表的诗人即诗歌制作者，突出的是在诗歌制作中有关技艺、理性、意识等方面的问题，以苏格拉底所代表的诗人即诗歌创作者，则突出的是在诗歌创作中有关灵感、非理性、无意识等内容；其次，伊安所代表的诗人是作为诗歌制作者，即表象的摹仿者，而苏格拉底所代表的诗人是作为神旨的传达者，即真理的传播者。但是，这两种不同的诗人—作者形象所拥有的都还只是现实的表象，而非高层次的理式世界，即两者都属于“现象”而非“本质”，都还不是真理的“生产者”，这又是二者相同之处。总的来说，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塑造的两种不同的诗人—作者形象恰恰表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表明他已洞察到了这两种形象不是一个单纯性的而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它揭示出作者问题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之间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伊安与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两种诗人—作者类型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是一个毫无关联彼此对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悖论性的存在，关于诗人的诗歌创作究竟是来源于内在经验技艺的积累还是外在神力的依附，或是内外兼有的结果(如果内外兼有，又带来内外的比重究竟孰重孰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揭示了诗人—作者的创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存在。［9］

不过，在《伊安篇》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赢得了辩论的胜利，表明对于这样两种不同的诗人—作者形象，他更加认同苏格拉底所倡导的诗人—作者形象。理由如下：其一，“作者作为技艺者”的关键在于“摹仿”。技艺者使用语言、文字刻画、抒写事物的能力，通过“描摹”活动来“再现”对象世界的本领决定了作者所形成的作品的优劣。因此，无论如何描摹现实世界，终究是对于表象世界的描绘，这无法达到柏拉图心中的理式世界，因此这样的诗歌制作不尽如人意。其二，希腊社会评判一位诗人诗歌创作的核心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精准地呈现了具体可感的现实。然而，在柏拉图看来，诗为了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而不摹仿心灵世界中善的部分，所以诗只能描绘出现实世界的表象而无法像哲学一样深刻地揭示表象背后的真理，因此，只能描绘表象的诗人自然就比不上生产和掌握真理的哲人。其三，虽然任何类型的诗人所生产的诗都只是表象的描摹而非真理的生产，但是作为制作者的诗人只是诗歌的技艺者，而作为创作者的诗人却是真理的传达者，如果说制作者的诗人是对于理式摹仿的摹仿，那么创作者的诗人则是对于理式的传达。因此，作为创作者的诗人更接近理式世界。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灵感论，然而灵感论的提出却建立在难以自圆其说的论证上。从论证逻辑上来看，《伊安篇》以柏拉图的“灵感说”为论证起点，竭力掩饰和否认诗人具有专门的技艺知识，从而得出“诗灵神授”这一结论；从论证角度来说，《伊安篇》将以苏格拉底和伊安为代表的两类诗人并置，并在两类诗人的比较中，充分肯定了灵感对于诗人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伊安篇》的论证方式，重新审视灵感论提出的论证过程，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灵感说”突出的感性价值以及灵感对于诗歌创作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在《伊安篇》中，柏拉图认为诗人所创作的诗作是陷入迷狂而产生的，而这一迷狂的创作状态“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如果诗人“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因此，柏拉图得出结论“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②所谓“理式”，即idea，也可译为理念、形式等。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式”是客观存在的，是世界的本源，是真理性的存在，万事万物因其而变。现实世界的一切只不过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

［1］潘一禾.把握诗学与理解伟大——论柏拉图早期对话《伊安篇》［J］.浙江学刊，2013(5)：92-99.

［2］郑小枚.问难之属意——柏拉图《伊安篇》中的文明对峙［J］.外国美学，2012(00)：202-216.

［3］张大为.理想国的秘密——论《伊安》篇与柏拉图诗学［J］.国外文学，2008(4)：15-22.

［4］李平.“模仿”与“灵感”的指称滑移——论西方元典诗学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4)：74-81.

［5］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M］.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6.

［6］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的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

［7］孙景尧，夏洁.论伊安的口头文学表演实质和柏拉图的误断［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3)：74-79.

［8］柏拉图.伊安篇［M］//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20.

［9］张永清.历史进程中的作者——西方作者理论的四种主导范式(上)［J］.学术月刊，2015(11)：101-110.

［责任编辑：刘跃平］

On the Method of Argumentation for Plato’s Inspirationism

LI Zhen-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Anhui，China)

In the passage“Ion”，Plato tried to use a series of extremely inductive questions in the voice of Socrates to make Ion get into a dilemma where he couldn’t defend his own opinions，and then made a conclusion that people read poetry not by using skill but by using inspiration.Based on the passage，this paper is going to giv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logic and angle of argument for Plato’s inspirationism so as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argumentation of Plato’s theory.

“Ion”；logic of argument；angle of argument

H0－05

A

2096－2371(2016)05－0052－05

2016－08－03

2016－08－31

李珍珍(1992—)，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