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枝新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脚注类析

张枝新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晚清翻译家辜鸿铭在其《论语》英译本添加了大量脚注，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1）援引欧洲名家名言；（2）类比中西专有名词；（3）贯串经义前后内容；（4）考证原文存疑之处；（5）吸收他人译文；（6）交代译法根据；（7）介绍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知识；（8）修正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9）凸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价值。这些注解是认识辜氏译本特色及其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辜鸿铭；《论语》；脚注；分类

一、引言

我国晚清学者辜鸿铭是独自翻译《论语》的第一个中国人，打破了此前由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所垄断的“中学西传”局面，［1］（P42）其独特创新的译文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尊敬和认同，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特殊贡献。翻译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2］（P27）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辜鸿铭英译《论语》也抱有明确的翻译目的，对此，他在《论语》译序中作了十分清晰的表述：“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3］（P346）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辜氏所译的《论语》匠心独运、新颖独特，从脚注便可窥见其译本的重要特征。辜译脚注共有86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二、援引欧洲名家名言，印证中西文化的共通性

为了印证中西文化的共通性，辜鸿铭在《论语》译本中大量征引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言论。辜氏译本的副标题就声明他的翻译是 “A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究其目的，乃是为了让英语读者能够顺利理解和接受儒家思想学说，所以才会借助于“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3］（P346）撇开间接转述不论，辜氏在《论语》译文注释中直接援引《圣经》1次，歌德 6次，华兹华斯3次，伏尔泰、丁尼生、贺拉斯、托马斯·莫尔、卡莱尔、夸美纽斯、席勒、奥维德、罗伯特·彭斯、爱默生、斯威夫特各1次。［4］如在翻译“以约失之者鲜矣”一句时，辜鸿铭就引用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中一段话作注。［5］（P27）歌德声名显赫，在西方社会深具影响力。故此，有歌德的话作为注解，自然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接受孔子的思想学说。辜氏援引欧洲名家名言的做法，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容易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共鸣，无形中也能消除因不熟悉中国文化而带来的理解障碍，进而顺利领悟儒家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三、类比中西专有名词，方便读者理解与接受

在《论语》翻译的脚注中，辜鸿铭常常通过与西方相类比的方式，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如辜鸿铭称周武王是 “the Moses or Solon of Chinese history”，［5］（P49）摩西和梭伦都是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摩西是基督教《圣经·旧约》中所记载的犹太人民族领袖，他在公元前13世纪时率领犹太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梭伦则生于古雅典，据传是古希腊七贤之一。通过这两个人物的类比，西方读者对于周武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此外，在向西方读者介绍夏朝和商朝时，辜鸿铭在脚注中解释道，夏朝对于孔子时期的人们来说，如同现代欧洲人眼中的古希腊（the period of the Greek history），［5］（P13）而商朝则类同于现代欧洲人眼中的古罗马（the period of the Roman history）。［5］（P13）辜鸿铭这种中西类比的注解方式，目的在于让西方读者在他们熟悉的文化知识背景之中，轻松理解中国特有文化负载词的寓意和内涵。这样的比附译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够准确，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西方读者因文化差异而对中国文化产生种种误解，从而保证比较理想的理解与沟通效果。

四、贯串经义前后内容，突出孔子学说的有机统一性

在“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注下，辜鸿铭提醒英语读者：“See Chapter III，Section 25”，［5］（P51）即联系“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一节去理解，从而方便英语读者对孔子学说系统性的把握。又如在翻译“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时，辜氏又注解道：“repetition of Chapter I，Section 8.”。［5］（P73）辜氏的这一指点，无疑可以深化西方读者关于儒家道德学说核心内容的理解，加深他们对于孔子学说有机统一性的认识。

五、考证原文存疑之处，抒一己之见解

《论语》成书时间距今遥远，其中某些观点因时代不同而理解有异，经文自身也有令人费解之处。遇到这种情况，辜鸿铭就会抱着谨慎负责的态度，付出查证与考证之劳，通过注释，对原文存疑之处，抒一己之见解。在“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注下，辜鸿铭经过一番考据之后，对其中“小人怀土”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历代注疏家未曾注意到此处的明显错误：“a palpable misprint here in the text of土，‘earth’，for‘position’位”，［5］（P25）即原文的“土”本应该是“位”，缘于这两个字的篆书一样，造成印刷错误，导致了以“土”讹“位”的结果。辜氏的这一观点，虽未有十足证据证明其可靠性，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结合上下文的意思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此处“位”确实比“土”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读起来也更为琅琅上口，符合古汉语讲究音律的特征。

六、吸收他人译文，供译语读者参考

在《论语》译序中，辜鸿铭特意提到了英国人阿查立爵士（Sir Chaloner Alabaster）。阿查立出生于英国伯恩茅斯，1855年作为使馆翻译学生前往中国，曾先后任英国驻上海的副领事和驻汉口、武汉、广州等地的总领事，于1892年退休，并获骑士爵位。1898年，时值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出版之际，阿查立去世。阿查立曾劝告鼓励辜鸿铭从事中国经书的翻译事业，他本人也从事过《论语》部分内容的翻译。辜鸿铭对阿查立翻译的《论语》表示赞许，认为其译文老练，并在自己的译本中直接借鉴了一部分，如他引用阿查立的译文“The gentleman regards what is right；the cad regards what will pay.”［5］（P26）来注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引用阿查立的“Extravagance leads to sin；thrift makes men mean:but it is better to be mean than to sin.”［5］（P58）来解释“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辜鸿铭利用注释征引阿查立的译文，一方面是供译语读者参考，帮助读者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原文含义，另一方面也是借机表达对故友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七、交代译法根据，确切传达孔子学说思想

为了准确传达出 《论语》中关键词和基本概念的深邃内涵，辜鸿铭常常借助于加注这一翻译手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一个重要概念，是我国古代社会行为规范、仪式的总称，可谓一字之下，蕴义万千，如果仅按字面直译成英文，无疑会妨碍对整个孔子学说思想及其意义的确切传达。正是深知“礼”字涵义丰富，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所以辜鸿铭在脚注中坦言，翻译“礼”绝非易事，他将之译为“art”，并且列出了“art”一词的五种意思，经过一番仔细的论析选择之后，指出此处不适合选用“art”的常规意义，而其最后一种意思“the strict principle of art”［5］（4-5）才与原文较相符合。除此之外，辜鸿铭通过脚注，对他为何一反将大量中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称删掉或简化的翻译原则，而保留颜回（Yen Hui）和仲由（Chung Yu）的名字，也作了清楚的交代。如介绍颜回时，他解释道，这是因为颜回的名字在原文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所以破例介绍其名。［5］（P9）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辜鸿铭在译文细节的处理上，译法灵活变通，不拘一格。

八、补充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保证原文信息传达的有机完整性

由于中西政治体制、历史沿革、习俗传统、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要完整准确地传达儒经义理，就需要为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考虑，对孔子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知识进行必要的介绍说明。如“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的注下，辜鸿铭对中国的古代习俗祭祀 （An ancient custom in China equivalent in meaning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e“saying grace”in Europe）［5］（P79）做了讲解，使西方读者了解到我国古代吃饭以前，常在饭菜中拣出少许，供在桌上，祭祀发明火和熟食的先人，以示饮水思源，不忘根本，从而对孔子对祭祀的认真态度有所了解，也从生活实践的角度说明了“礼”一直是孔子时刻所强调和遵循的，反映出孔子学说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另外，在“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的译文注下，辜鸿铭并未详细说明其历史背景，即春秋时代，鲁昭公违反了当时“同姓不婚”的礼法，娶了与他同姓的吴国君主的女儿，为了掩盖真相，昭公将夫人改称为 “吴孟子”，而只是对中国“同姓不婚”的礼法作了简要介绍，［5］（P56）侧重传达出原文所表达的核心意义和孔子学说的精髓。

九、修正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捍卫中国文化的光辉形象

晚清时期，为了配合西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殖民扩张，在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愚昧、落后、野蛮、守旧的帝国。辜鸿铭对此十分不满，这也是他从事儒家典籍翻译活动的根本动因。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即辜鸿铭在“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的译文注下，针对“exact”这个单词所作的一番注解。孔子原意是说君子应该言行谨慎，不可随意轻率。辜鸿铭将“exact”释为“not careless”，并进一步针对亚瑟·史密斯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中所指的中国人漠视精确 （a want of exactness），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But‘the want of exactness’in the use of words，we fancy，is not entirely confined to China now.”，［5］（P109）揭露了史密斯对中国人的认知偏见，表达了他对西方歪曲、丑化中国的强烈不满。

十、凸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价值，展现中国儒家文明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一面

辜鸿铭翻译《论语》时，充分利用注解，一方面不时论证儒学完全可与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学说接轨，另一方面不忘展示中华文明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一面。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下，辜鸿铭声明，真正的民主存在于孔子的“大畏民志”（Greatly fear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5］（P62）之中，对现代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进行了否定，暗示儒家学说才是普世真理。翻译“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时，辜鸿铭通过脚注对 “progress”发表了个人看法，直言 “mankind should ‘progress’towards being more and more human”，［5］（P174）以此为衡量标准的话，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在文明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鉴于此，中国儒家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比西方文明更为成熟完善，辜鸿铭竭力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地位的心态于此处已尽现。

十一、结语

任何语言有它本身的特殊性，也有它所承载文化内涵的特殊性，所以译者在处理两种语言形式与两种文化内在的矛盾时，经常需要借助于加注这种手段。对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脚注进行分类梳理，不仅可以展现辜鸿铭对儒家经义的解惑能力，以及竭力为西方读者顺利有效地理解和接受孔子学说扫清障碍的良苦用心，而且从中可透视辜鸿铭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立场与认识评价，从而建构辜氏身为译者的文化身份。因此，要想对辜译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脚注作为其译本特色的显著标志，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注：本文系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项目编号：TS12154；安庆师范学院硕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044-K05000000233；2015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晚清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先驱辜鸿铭”，项目编号：AQSK2015B006）

参考文献：

［1］黄兴涛.闲话辜鸿铭［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ublication，2001.

［3］辜鸿铭，英译《论语》序［A］，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4］张枝新，陈光明.传播学视角下辜鸿铭的儒家文化外宣翻译解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2）：59-61.

［5］Ku Hungming.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M］.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