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娣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试析石评梅小说中男性的悲剧性

赵娣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石评梅的小说充溢着悲感气息，她把自身也投于悲剧而体验人生。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男性悲剧形象，借以表达无处安放的哀婉和凄伤。小说中男性在爱情上的脆弱，在革命中的无力，使得他们褪去了英武和豪迈，演绎出一种苍凉的悲剧感。在石评梅笔下，这些男性的悲剧触击着读者内心的坚强和柔弱，挥洒着石评梅自身爱情和革命悲剧的无悔和无奈。

关键词：石评梅；小说；男性；悲剧

石评梅是“民国四大才女”和“五四”女作家群体之一，她身上具有古典与现代集一身的女性气质。石评梅的创作生涯仅仅六年，但“五四”时期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等，评论界比较关注她的诗歌和散文，殊不知，其小说抒写着她一生的悲剧，她曾说过：“就是投自己于悲剧中而体验人生的。”［1］她和革命家高君宇的爱情是悲剧的谱写，她的英年早逝是悲剧的终结，小说中处处可见为己伤、为女性悲哀的情怀。

石评梅以女性的生命体验和视角，书写着一篇篇女性挽歌。但小说中却有众多悲剧男性形象，无论是壮志未酬的英雄、英勇而死的革命者、抑或是爱情无果的知识分子，都充溢着悲剧气息。总结起来，石评梅在她的十六篇小说中有十篇都含有男性悲剧，一种是爱情悲剧，一种是革命悲剧，这些众多悲剧男性在她笔下挥洒着恋爱和革命的心酸与痛苦，经历着人世的炼狱与折磨，让人体会到一种悲慨的氛围。

一

（一）爱情悲剧

对于爱情悲剧的书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绕不开的结局总是相爱的男女双方殉情而死，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当属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则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为代表。而到了中国现代，鲁迅《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不再以男女双方的死而终结，但小说中明显以男性的口吻和男性视角——涓生的手记而展开叙述，涓生叙事的背后，引起读者对他的同情，似乎爱情悲剧的生成是子君的过错，子君成为一个被剥夺了言说能力的客体，一个在场的沉默者，或者说在场的不在场者，这其实是男性对书写权力的掌握。［2］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科学和民主的观念给“五四”女作家注入了新鲜血液，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书写权力的掌握使得女作家们对爱情悲剧的书写异于男性作家。石评梅就是其中的代表，她以女性的视角展现了男性在爱情悲剧中的形象。

石评梅的小说写爱情悲剧的有《只有梅花知此恨》、《弃妇》、《祷告——婉婉的日记》、《被践踏的嫩芽》、《白云庵》、《流浪的歌者》、《林楠的日记》七篇，每篇中悲剧男性分别为潜虬、徽之、杨怀琛、林翰生、刘伯伯、流浪者、琳。其中《弃妇》、《林楠的日记》两篇除了写弃妇的闺怨外，还叙述了男性弃妇的原因和苦衷。《弃妇》中徽之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解放被囚禁在封建枷锁下的妻子而离家出走，最后导致妻子服毒自杀。《林楠的日记》中让人恨之切切的是丈夫琳的移情别恋，但文中琳说的一句话“我自然对不起你，不过父母也对不起我”，里面包含有琳的痛苦，他也是封建势力的牺牲品。无论是徽之还是琳我们都可以看到男性在追求属于自己爱情道路上的艰难性和悲剧性，两位男性的苦苦挣扎和悲剧就在于，寻求爱情自由的同时也想挽救被困在封建婚姻牢笼里不幸的妻子，可结局是男性自身的无望和痛苦，包办妻子们的自杀或困苦。《只有梅花只此恨》中潜虬为了成全恋人对母亲的孝顺，甘愿放弃她；《祷告——婉婉的日记》中杨怀琛为情而死，快死时还“寄语方君，善视妹”；《被践踏的嫩芽》中学生林翰生爱情的萌芽被不懂人事的郑海妮无情践踏；《白云庵》中年轻时的刘伯伯与梅林的爱情止步于封建家长势力的压迫；《流浪者》中流浪者和画家碧箫朦胧、凄婉的爱情悲剧，最后由于流浪者自身性格的原因导致其投海死亡。

石评梅在这七篇爱情悲剧小说中对男性悲剧性的展现使读者对他们有一种同情之感，他们有的为情而死，有的为情而迷惘，有的为情而革命。在男女双方的爱情悲剧中不仅仅只有女人的不幸，还有男性的悲剧。在封建势力面前他们奋力反抗，结局却是悲壮的沉落；在所爱的女性面前他们勇敢追逐，却受到无情拒绝；在面对心爱的女人为了母亲而另嫁他人时，他（潜虬）“善良”的成全她（薏惠），独自默默承担爱情的苦痛。在石评梅的笔下这些男性在爱情悲剧面前，无咄咄逼人之势，无埋怨女性之理，相反他们真诚、善良，如流浪者、徽之，他们孤苦无依、忠于爱情，如林翰生、刘伯伯、杨怀琛。他们在爱情上努力争取，悲剧落幕。

（二）革命悲剧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在小说中很少描绘男性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活动和生存状态，因为她们与男性作家相比还是缺乏宏观的视野，女性作家更偏向于将视角集中在小儿女的天地和日常平凡琐碎的生活，所以在“五四”女作家群体中很难找到描写男性投身革命，驰骋疆场的画面，而男性作家的小说取材往往倾向于社会大事件的反映，正如有学者说：“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中，即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超越的向度始终被指派给了男人，而女人天生就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甚至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女人只关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也不乏有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女性的解放，在石评梅的笔下甚至还出现了男性在革命战争中的英勇反抗。

石评梅笔下的男性是英雄，同时也是悲剧英雄，他们的革命旗帜上似乎都带有“无望”、“辛酸”的印记。《红鬃马》中郝梦雄在二次革命中被军阀杀害，壮志未酬身先死；《归来》中革命英雄马子凌在驰骋战场十年，为死去的父亲和妻子报仇后，不求功名，只是内心的惆怅和迷茫让他不知所往；《匹马嘶风录》中革命者吴云生为了革命大局与爱人何雪樵分开，置身奔赴战场，英勇牺牲，他的死鼓舞着何雪樵匹马嘶风，继续他未完的革命。这篇小说也是石评梅和高君宇爱情革命的艺术再现，是石评梅在高君宇死后，发誓接过高君宇革命旗帜的写照；《流浪的歌者》中流浪者在革命失败后孤苦飘零，投海而死。

在石评梅的笔下这些革命英雄以牺牲或觉醒后却不知道以后的道路如何前行而陷入悲苦，正如鲁迅所言：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的，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4］在石评梅的小说世界里，几乎都在传达着她的悲凄，她的十六篇小说中最显著的当属对女性悲剧的感慨与悲叹，但仅仅以女性的不幸来表达她的内心的苦闷还不够，在其中十篇小说中都有通过男性的悲剧来诉说和派遣石评梅自身的压抑之感。

不论是男性的爱情悲剧还是革命悲剧，他们的结局在引起读者的同情之外，还感受到男性身上所表现的软弱性和无力感，那么石评梅为何要在小说中塑造众多此类男性形象？这和她的自身的悲性和女性意识有关。

二

石评梅的一生都在经历着内心悲剧的燃烧，正当二十七岁风华正茂的年龄之时，却带着疾病和满腔悔恨离开人世。在石评梅小说集上看到她戴着黑框眼镜，表情满含忧愁，上衣全黑，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清瘦和忧郁。她爱流泪，高君宇曾问过她：“你的泪什么时候才流完呢？”她无言以对。小说中也到处浸染着她的“泪水”，就是这样她还是没有表达出内心的悲伤，在她的散文和诗歌中更甚，散文《漱玉》，诗歌《痛哭英雄》中更是把泪水挥洒的畅快淋漓，她的所有作品包括给好友的信件都郁结着她痛苦悲伤的心境，写作的过程，便是她悲苦释放的过程。正是她自身独具的“莫名其妙”的泪水和悲伤使她的写作充溢悲剧的气息，先有悲剧氛围才使其更近一步创作出不同的类型的悲剧。诚然，为自己和女性悲剧的书写当属最多，这是对自身作为女人生命体验的最好诠释，女性为女性代言是“五四”女作家群体觉醒的标志之一，她们为受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压迫的悲剧女性摇旗呐喊是时代所致。但是，作为“五四”女作家之一的石评梅在为悲剧女性呐喊时，也为悲剧男性谱写了挽歌。

在石评梅的生命中曾出现过两个男性，一个是北大的高材生武英夫，他在向石评梅表示爱意时已经是为人夫为人父，结果也就不了了之。另一位是早期革命家高君宇，他们在山西同乡会上相识，此后常常书信往来，渐渐二人生出爱情萌芽，但当高君宇不远万里寄给石评梅象牙戒指 （代表着爱情的信物）之时，她拒绝了高君宇的求爱。正如《被践踏的嫩芽》里林翰生的爱情萌芽被不懂人事的郑海妮无情践踏一样，本文带有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影子，石评梅在此小说中没有过多刻画郑海妮的形象，而是通过林翰生大量内心告白来展现一位爱情刚刚萌生的青年在不得爱恋对象的回应时的苦楚，这可能也是高君宇当时的心境。石评梅这样写更凸显男性在爱情中的不幸，她似乎感觉高君宇的死有她的责任，但是为什么高君宇向她表白爱意时她婉拒，却在高君宇死后又通过此文来隐含表达高君宇的不幸？对于这一点无法找到正真的答案，正如刘思谦所说：“石评梅是一种负疚心理的补偿，高君宇的死，不能否认也有得不到石评梅的爱而导致的性焦虑因素，但主要是积劳成疾，沉疴难扶。”［5］石评梅的小说中有许多男性因为爱情无果，而造成的悲剧，《被践踏的嫩芽》中林翰生因得不到恋人的爱而远走他乡，《祷告——婉婉的日记》中杨怀琛失恋病死，《白云庵》中刘伯伯因为家长的反对无法和心爱的人结合，最终离家走向革命等等，这些都能折射出高君宇对石评梅爱的追求，但因为石评梅的拒绝使他心生郁结，从这一点来看石评梅认为高君宇的死是和她有关系的，她的这些小说才倾向于写男性的爱情悲剧。

石评梅在小说中书写男性革命悲剧，也和她自身的女性意识有关。在古代，女性几乎没有话语的发言权，更谈不上在文学作品中来书写她们的“女性世界”。直到“五四”时期，女作家群体的出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她们的笔下不仅出现了符合女性审美想象的女性形象，而且也改变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期待，一改传统尺度的男性书写模式，拥有了属于并独属现代女性的男性特征与男性想象。在冰心小说世界里男性是“软”的气质，庐隐倾向于书写男性的脆弱，冯沅君笔下的男性缺乏一种独立个性，凌叔华对男性形象的书写是一种没有社会责任感、固步自封。作为“五四”女作家中的一员，石评梅有和她们共同的女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男性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而在悲剧面前显示出一种无力感，石评梅对男性形象的书写显示了她对男性话语权的反抗，建立一种女性意识形态下的男性世界。［6］她写男性英雄的悲剧则更多的从革命这一角度出发，书写男性在革命中的奋力反抗。从石评梅的传记看，她虽然沉浸在虚空的世界里，但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的是体育系，毕业后从事体育和文学教学工作，业余创作，办报刊，从事女权活动的宣传，可见她还从事过许多工作，但是她不能以女儿身从事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对于革命她心向往之却不能行之，女性终究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石评梅是想借助男性英勇的革命来浇心中之块垒。

石评梅在小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具有一种悲剧性，无论是男性的爱情悲剧还是革命悲剧，都带有其独特的女性体验和女性意识。此外，从这些男性悲剧身上看到了她对革命事业执着追求，但却因为现实的残酷和女性自身的局限而陷入悲剧。

参考文献：

［1］石评梅.石评梅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3.

［2］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125.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夜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三联书店，2006.225.

［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5.

［5］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记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83.

［6］段淑芳.论五四女作家小说中的男性书写［D］.扬州：扬州大学，20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