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灿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030）

关键字：都市图景；现代文明；都市审美

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中的慨叹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但缺乏像“勃洛克”这样“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用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的“都会诗人”。[1]刘呐鸥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种都市描写的空白，他着力捕捉着这片都市土壤中不断出现的新奇事物，并从声、光、电、色各个角度展现出上海这个城市的变化，这个新时代物质文明下的新生儿，以及这些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一、作品中呈现的30年代的都市图景

对艺术家而言，“‘行走可以是确定、是怀疑、是实验、是越轨、是尊敬’，也可以是妥协、是协商、是挪用、是偷猎，或是通向意外发现和全新知识的途径。”[2]行走在上海的刘呐鸥敏锐地捕捉到了身边的变化，并采用了这种流动的笔触来描写这些变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就有典型的描写：“玻璃窗外，一片受着反照的光亮的白云，挂在对面建筑物的钟楼头。从邻近栉比的高楼的隙缝伸进来的一道斜直的阳光的触手，正抚摸着堆积在书架上的法律书类。客人走后的办事室里是寂静支配着的。暖气管虽早就关了，但室里的温度仍是要蒸杀人一般地温暖。就是那从街上遥遥地传上来的轨道的响声，也好像催促着人们的睡气一般地无力气。是的，春了，启明一瞬间好像理解了今天一天从早晨就胡乱地跳动着的神经的理由，同时觉得一阵粘液质的忧郁从身体的下腰部一直伸将上来。不好，又是春的 Melancholia在作祟哩！阳气的闷恼，欲望在皮肤的层下爬行了。”[3]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由于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在各个方面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哥特式、罗马式的高楼大厦；夜总会、歌舞厅、跑马场、酒吧之类娱乐场所；咖啡、牛排、意面等西餐。但出现在这一段落中的白云、高楼、阳光、电车响声、人的神经反应等等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作者自己主观选择的结果。他将这些场景、物件铺排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黄昏时节倦怠和激情的画面，在这片复杂的画面中，暗含着的是作者对于目前都市生活无奈和迷茫。

刘呐鸥在描写都市里这些变化时采用了拟人夸张的手法，同时还营造出荒诞滑稽的画面。如《游戏》中，都市就变身成一个吞噬生命的“饿鬼”；又如《都市风景线》中描写的夜总会：“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那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3]26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也常常被作为一种物品来描写。如《都市风景线》中，他将女性比喻成“近代都市的产物”，一个“中西合璧”的性感“尤物”；《方程式》中主人公“密斯托 Y”的生活、工作、爱情，都是以方程式的方式相匹配的；《流》中作者对电影院的一段描写表现了因主观的情绪的变动而导致了事物原本的状态发生了变形。“忽一会，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桃色的光线把场内的景色浮照出来了。左边的几个丽服的妇人急忙扭起有花纹的薄肩巾角来遮住了脸。人们好像走进了新婚的帐围里似的，桃色的感情一层层律动的起来。这样过了片刻，机械的声音一响，场内变成黑暗，对面的白幕上就有了银光的闪动。尖锐的视线一齐射上去。”[3]48这类忽明忽暗的场面描写、事物变形的感觉，全来自于他个人对都会中人欲横流的体会。此外，他还借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和时空切割交织意识来建构小说。一方面，这种表现手法符合纷繁错杂、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生活；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现代艺术开始有真实的表象转向心理时空、感觉体验的深度掘进。

二、作品展现的30年代的现代文明

刘呐鸥主要是从现代都市的断裂层作为表现都市文明的切入口。由于自己作为上海中产阶级的一员，使得他借助都市里的各种场所来表现不脱离物质文明的大都会中的各种不合理和不健全的空间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现代文明临终前的苦闷。他最初的作品《游戏》就表现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一切原本令人肃然起敬的或者流连忘返的，全都是逢场作戏，都是暂时的，将男女之间的情爱高度物质化、概念化、符号化。

张英进写道：“通过漫步街头而了解城市。他从容漫步，似乎不受尘世纷扰，这样他才能为自己的审美欣赏选择系列能够产生感受现代都市的新方式的人物和意象：由底视角仰视到的摩天大楼，偷窥到的女性身体，已经经过想象力重创的城市景物。”[4]街头漫步将漫步者和都市建筑融为一体，暗示漫步者也是都市图景的一部分，也代表着都市文明的一部分。

刘呐鸥笔下的都市男女的爱情就是在追逐一系列的城市标志物中进行的：从赛马场到吃茶店，从吃茶店到热闹的马路上，从马路上到喧闹的歌舞厅。《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那位 sportive的近代女性，在赛马场上扭动着她奢华的身子，像猎手一样寻找目标，碰到H男。谁能料到H男是一个将女人当做手杖的人，崇尚男女交往“暂时与方便”的原则，于是他反成了猎手。在随后的这场爱情狩猎中，他俩由赛马场到吃茶店，在由吃茶店到舞厅。不料，进入舞厅后，这个女子却与另一位预约的 T翩翩起舞。舞罢，又匆匆更衣急着去应付另一位也是约好的男子的饭局，于是把T、H两个男人丢在舞厅里，临走前还扔了一句话：“你们都在这儿玩玩吧，那面几个女人都是很可爱的。”这个爱情始于街头终于舞厅，再见面时已是陌生人，从这位赶场子的都会女人身上，我们能够读到的都是利害关系，非道德的浊流销蚀人们的尊严，同时我们从H 或者T身上感受到，都市男子在面对都市文明时的无奈。

刘呐鸥在作品中突出都市文明的这种病态并予以批判。在情欲熏炙之下，人们普遍失去自我，使得《残留》中的那个新寡妇霞玲在料理完丧事的当天晚上就欲火中烧，在遭到外国游鬼强行非礼后，竟然感叹：“天天床头发现一个新丈夫，多有趣！”。《热情之骨》中主人公在情欲得以发泄后，心灵越发觉得荒芜、痛苦、烦恼，逼着你无法辨识自己，无法确证自己。在《杀人未遂》中作者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讲解着属于罗君的一场“白日之梦”和一次“杀人未遂”，从那位穿着橙黄衣衫的 “没有温的血、没有神经中枢、没有触角，只有机械般无情热躯壳”的女子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寒意。从妻子对他日复一日的粗暴冷酷中，不难读出更多来自生活的恐怖。都市的高楼林立，都市的车水马龙，都市的声嚣尘土，都市遍布的诱惑，都市疯狂的厮杀，作者是用尽心力在涂抹着，然而还是无法抹去都市人灵魂深处的惶恐，无法消释充斥于都市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当作者的笔触广泛接近都市众生相的全部滑稽和猥琐时，某种程度的沉醉和晕眩也出奇地为他所拥有，它们不时会透出纸面，或潜流于字里行间，从而有意无意地消解他的讽刺和暴露的冲动。

《风景》中女主人公，只有“那男孩式的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裾衣衫”，能证明她来自都市并且还留着都市的痕迹，“她那个理性的直线的鼻子和那对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倒是都会里不易找到的。她的搭上早车，为的是“学着野蛮人赤裸裸地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面对懦弱、卑怯的男同伴燃青，她将她的大胆和自由，“像是把几世纪来被压迫在男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积愤装在她的口里和动作上”。这位来自都市的少妇诅咒着“一切都会的东西是不健全的”。对于纠缠于公务的丈夫就地“找个可爱的女人”共度周末，也表示着宽容的同情。在小镇旅馆里，她忽然抱着燃青，在他唇上留下野蛮的吻；退去高跟鞋让“高价的丝袜”踏着草地爬土丘；讨厌“机械般”的衣服，而“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只留这一件极薄的纱内衣”；还有“她的眼里点起火来，软绵绵的手臂早已缠上颈部去”。她表现出为了摆脱厌倦和烦乱而逃出都市，却是一种有限制的脱离，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注视这些景象时的无奈和哀伤，犹如最后的女主人公还是要重新回到都市。在这场自然和都市的较量中，都市将永远是赢家，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办法抵御来自都市的压迫，这里的无奈和哀伤带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读者还有一丝宿命的色彩。

三、作品中展现的都市审美

“3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变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对立、互相冲突与渗透，引发与激化了知识分子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在工业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选择的矛盾与困惑，反映在文学与审美层次上，便形成了这一时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互渗。”[5]由于都市物质环境的深刻变动，刘呐鸥等人自觉地将审美眼光聚焦于都市，在都市中发现新的审美情感和审美对象，并在创作中体现出这一都市心态、都市情感和都市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市的目光和尺寸衡量对象，正是在此基础上，研究者称他们的小说具有“都市性”。[6]都市性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审美。

面对都市社会所持有的文明、进步，刘呐鸥并不排斥都市技术的现代性，恰恰相反，他首先表现出都市文明的拥抱和崇拜。如奢华的生活、跑马场的消遣、歌舞厅的娱乐等等，很显然，他很享受都市带来的快捷和便利，同时又对都市现代化的交通、生活设施、快节奏的生活感到新奇而刺激。

但随着了解的渗入，刘呐鸥发现他赖以生存的时空背景上海，是一个充斥着浓烈的物质气息的都市。在这个环境中，他深深地感受到道德的丧失和信仰的破灭。在这个高速度、快节奏的都市里，一切文明和礼仪都不存在。在《礼仪和卫生》中，都市年轻绅士和年轻太太们贪婪情欲、疯狂的追逐，便是他们尊奉的礼仪。律师姚启明下班回家，免不了还得转个圈儿去饱尝一番声色，身上带着女人的香水气味，领襟时有胭脂痕。他和可琼的婚姻是由“近似恋爱”的方式建立的，两年内夫妇俩倒已习惯了“离居两次又结合两次”。先前可琼为着音乐家恋人而学钢琴，近日却又在所谓的画家妹夫的画室里当起了模特儿。她的妹妹白然也有她的不凡的浪漫史，一度与父亲的秘书私奔，二度结交了富商的儿子，三度倒进现在的画家怀里。古董店的法国老板看上可琼，可琼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易出现了：法国人将古董店交给姚，姚允许妻供法国人享享艳福。姚启明稍稍颓然地回到家中，太太却留下了她的一纸“恳求”，早已出了家门。“恳求”的内容及其简单：“至于我不在时你的寂寞我早已料到了，这小小的事体在你当然是很容易解决的，可是当心，容易的往往是非卫生的。所以已经说好了然来陪你了。”就这样，作者告诉读者这些都市男女是如何看待和讲究卫生的。合同、契约这类商业性行为的发明并开始进入男女情感世界，消解了这一对夫妇原本可能出现的风暴，既不为曾经拥有，更不谈天长地久，一切都显得如许的轻松，互利互补。当今学者李今认为刘呐鸥把人的欲望的发生和发情期相类比。正是基于对人的生物性的尊重，姚启明的妻子才会在自己缺席期间主动让妹妹取代自己来满足丈夫的性欲。[7]这种将人还原为物的方法，是在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现代科学的影响产生的。

在这个都市叙事中，刘呐鸥在摹拟一种男性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依循一系列两性游戏而展开。其实，这里所表现的并不完全是一种情感游戏，实际上也表现了在这种特定的都市文化生活内部产生的主体的失落、自我的迷失，运用现代的艺术手法和审美方式进行深度呈现，将读者引到“存在”和“潜意识”这些传统艺术所无法涉及的探索领域。他笔下的男主人公的职业多是律师、医生，这种职业不仅有广泛的社会接触面，还具备科学实证的研究手段和逻辑严密的思维方式，能够深入到对象心理，将他们的动机、意识、潜意识分析得如同诊断书，这就是科学主义在都市叙事中隐形存在方式。瞿世英曾经指出：“科学精神对于小说至少有三种贡献：一，小说家的材料增加不少。小说家更学了一种新的方法。二，小说家因受了科学的濡浸，对于人生肯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不论是如何龌龊污秽、贪婪狡诈都赤裸裸地写出来。这真是近代小说的特别优点。三，因为科学发达，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改变了，于是小说家也不得不改其对于人生之见解，另从一方面去观察人生。于是出产的作品也因以不同。”[8]

作为都市文学作家，刘呐鸥的视野是有限的，他不乏想象力，有力的展现了自己对当时都市的真实体会和感受。但他的想象在更多的场合里表现为一种剪了翼的飞翔，从而也限制了他的飞翔高度。但他的这种受到现代派影响的叙事手法、这种敏锐度开创了新的叙述结构和审美方式，为以后的都市文化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