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认知与传播<br/>——以史景迁为中心的考察

西方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认知与传播
——以史景迁为中心的考察

2016-03-14谭旭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30

湖北社会科学 2016年4期

谭旭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西方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认知与传播
——以史景迁为中心的考察

谭旭虎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摘要：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是具代表性的西方知识界当代中国认知，既能体现出西方学界数十年来对当代中国的认知趋势变化，又具备其突出的自身特点。史景迁的当代中国认知背后呈现出鲜明的“识古鉴今”逻辑线索，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其认知亦表现出从警觉担忧到审慎乐观的动态发展趋势。同时，史景迁还通过其特有的大众影响力对西方公众不断传播当代中国形象，展望中国未来。通过考察史景迁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传播，我们能够获得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契机，同时对于当下历史语境中我们如何更好地阐述自身也具备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史景迁；汉学；当代中国；认知；传播

当代中国数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及所取得的成就令西方社会广为关注，同时也吸引着西方学界的目光，其中汉学家更充任着西方的中国解说员角色。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几十年来持续对中国进行认知与建构，其研究领域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调，横跨明清至现当代，但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其明清及现代中国研究部分，对其当代中国研究则有所忽略。事实上，史景迁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是其整体中国研究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该研究内容多通过时政评论形式得以呈现，因此更为动态、丰富。同时，史景迁的当代中国认知还隶属西方当代中国整体构建的一部分，因此，在梳理史景迁当代中国研究同时，其背后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整体趋势走向、媒体舆论背景、大众心理、文化机制等内容也将获得考察的契机。

一、识古鉴今的逻辑线索

从总体看来，史景迁的当代中国认知是尝试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相联结，通过考察中国的过去来理解当下，乃至预测未来，背后呈现出一条鲜明的“识古鉴今”逻辑线索。史景迁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当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有着密切逻辑关联：“尽管中国发生了极为迅猛的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仍不断地带有过去的回响”，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寻找这种关联，并将之描述清楚，以更好地构建出能够为西方世界所理解的当代中国。史景迁不断追问：“中国的过去对它的未来究竟能带来何种启示呢？”尽管“中国极为漫长的历史使得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拉上直接联系有一定难度，对不同话题的视点可能会随着不同的历史进入时刻而发生变化”，但史景迁依然认为这一切都值得尝试。［1］（p44）

由于当代中国数十年来发生的变革既迅疾又复杂，令许多西方观察者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疑虑困惑，史景迁也不例外，正如他在评论《纽约时报》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文》（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时所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动中的国家。”［2］而史景迁用以透视当代中国复杂情势，预测中国前景的则正是不断将历史与现状相联系的实践方式，从他所使用的评论标题——“中国的未来，中国的过去”、“曾经与未来的中国”“、想象中国的未来”——我们就能直观感受到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肇始发端就受到西方世界大量关注，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是否真的准备放弃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前景与未来？史景迁藉由对法国年鉴史学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的评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景迁提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观察，并发现其与当时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极不相同的特点，如货物有针对不同消费者制定的不同价格等。［3］尽管史景迁在此讨论“过去”，其用意却在当代，他试图用利玛窦的观察来表达他对于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并不十分乐观的预期。

在评论奥森伯格（Lieberthal Oksenberg）所著《预测中国未来》（Forecasting China’s Future）一书时，史景迁认为，如果按照奥森伯格所总结出的当代中国改革特点——对外开放，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农业组织的变化，政府组织的改革等——人们可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三个非常类似的时期：19世纪末，民国初，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上三个时期中国都致力于通过广泛的经济及政府形态改革来克服国家的弱点，外国投资与外国顾问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都比预期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史景迁进一步指出，假如人们将中国当代改革的可能前景与上面提到的三个时期进行类比的话，人们会再次发现这些历史时期对反思当前改革的命运极具参考价值。［4］（p102）

史景迁这种将历史经验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做法，在20世纪末显得尤为突出，仅1999年，他就相继在《财富》、《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许多西方重要主流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国在新世纪中的角色与可能前景的评论。当时有关21世纪将会是“中国世纪”的说法在西方非常流行，在史景迁看来“，中国的过去已经同未来混杂在了一起”。上一次的“中国世纪”史景迁认为是公元11世纪的宋朝，当时中国的至尊地位体现在“科技的革新、工业的发展、良好的农业、发达的教育、行政体系改革的实验以及宗教与哲学的宽容”等诸多方面。而史景迁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世纪”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是：“假如今日中国能够有效地保护其边境领土，对外国力量积极的一面加以利用，同时限制其毁坏性的一面，并且重新建立起宋代时的那些国内优势特点，那么，很有可能下一个世纪将再度被赋予中国的名字。”［5］（p41）

史景迁这种将中国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识古鉴今”做法实际上与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整体倾向与趋势变化密不可分。与之前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一分为二断裂开来看待的做法不同，“西方学术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现在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调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学者们在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一个共识是将历史引入解释当代中国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必须从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发生的事情的根源，立论才有深度。”如英国学者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就认为中国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文明，现在的中国与传统的儒教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杰克斯还强调许多已经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事物都将以新的形式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来，而且这种回归是理所当然的。［6］（p167）

在不割裂看待中国，重视历史联系这一点上，“识古鉴今”的做法显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有时史景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烛照现状的做法有意无意间将中国的现在禁锢在了历史之中，甚至呈现出重复性节奏，这是我们要加以甄别的地方。

二、从疑虑担忧到审慎乐观

史景迁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建构呈现出一个从疑虑担忧到审慎乐观的明显变化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景迁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国内不断变换的政治局势。由于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状态，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往往依靠“替代性的、不完整的材料来源去研究中国社会”［7］（p47）。史景迁对当时极少数西方人在中国的实地观察记录也并不认同：“我读的中国访问录越多，我就越不满意。”［8］但无奈的现实是“西方学者在没有掌握足够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研究，他们依据不可靠的资料、官方（和准官方）的观点，甚至是一些凭直觉得到的推测，使许多人相信某些‘事实’根本是不值得讨论的。但这些‘事实’往往被扭曲，在一个学者使用后还会被另外一个人引用。”［9］（p74）太过局限、片面的信息量自然带来从学界到公众日益累积的困惑与疑虑。同时，史景迁在这一时期还表达出对美国对华乃至整个亚洲政策走向的担忧与不认同。［10］

80年代面对改革和中国国门的重新开放，史景迁对此感到极受鼓舞，但同时也看到了与巨大发展机遇并存的矛盾冲突：“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逐步对西方文化与贸易部分重新开放，但这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11］（p116）90年代初，中国在美国刚开始好转的形象又遭巨变，连续几年时间内美国主流舆论对中国都持有明显敌意和负面言论，民意测验显示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下降，学界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大谈“文明冲突论”，认为中国是美国全球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12］（p10）史景迁这段时间内对当代中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上。例如对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他认为中国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将长期处于能源短缺状态，而资源的短缺又将导致中国的对外探索，这种全球性的扩张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则有可能构成不安全因素。［13］（p15-16）

应当说，史景迁对崛起中国的怀疑与担忧受到了90年代初期开始弥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影响。由于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话语权的渴求，西方政府及知识界乃至民众都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产生了担忧甚至敌意，中国被视作潜在的敌人与对手，而且被认为政治上存在难以预测的不稳定因素，很可能对亚洲秩序和世界安全构成威胁。正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所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确使美国人猜测中国将会在20年到30年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变成一个保护世界和平的国家，还是变成一个侵略其他国家的国家？”［14］（p119）史景迁在这一时期也明显表现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感。

但事实是，在西方世界的敌意和警惕关注下，中国政权交接平稳，经济迅猛发展，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西方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在后“冷战”世界格局中，中国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一时期占据主导的将中国视作亚洲安全威胁乃至美国潜在敌手的观点依然存在，但同时亦有相当多的看法认为不能简单把中国划入或敌或友的阵营，而是应该更多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中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国内困难和国际环境，理解中国的现实需求。［12］（p11）西方世界渴望知道他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而史景迁的当代中国认知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逐步发生了转变。

史景迁的乐观转变集中体现在了名为《追寻新中国》的时政评论中（篇名与其代表著作《追寻现代中国》形成意味深长的映照）。史景迁指出，无论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怀有何种想象，都必须考虑当代中国的基本事实：巨大的人口数量、一批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技术精英、可耕种土地资源的匮乏、环境问题、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企业家、以及再次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15］（p220-221）面对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我们是应该感到害怕还是受到鼓舞呢？”与以前的谨慎担忧相比，此时史景迁站在了更为积极的方向上：“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黑暗时刻，但我依然倾向于乐观的一面。”这种乐观并非盲目热情，而是基于对于中国现实的深入考察。史景迁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发展与变化，尤其体现在经济的多样化、大多数人收入都得到切实增长，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度也在持续增加等方面。人们只需在中国呆上几天就能感受到目前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与创造力。［15］（p221-222）

史景迁不仅在总体方向上走向宽容乐观，更毫不回避地针对西方主流舆论向来偏好关注的民主、人权、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一一给出自己的分析。针对民主方面，史景迁认为人们应当看到中国切实的进步，公众已经逐渐拥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人们绝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出他们所能选择的更广泛更有影响力的民主制度”。针对西方舆论常做文章的“民族主义”问题，史景迁则认为，即使是中国敏感的民族主义也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在一种重新认知和拥抱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推动下，“很多地区的宝贵文化遗产，正在被……进行极为细致精准的修复与重建”。而这样的文化理念与行为使得“中国发展出不那么尖锐的，文化内容上更为丰富的民族主义形式”［15］（225-226）。

总之，史景迁既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困境，但同时更看到了中国的机遇与活力。这种态度史景迁一直保持至今，在不久前他接受采访时仍然强调：“我对中国的未来持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我希望中国的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16］（p9）

三、对当代中国的传播与展望

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在长期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堆积起了数量庞大的新旧信息，这些信息有时能够带来启示，但有时又相互矛盾冲突。中西巨大的文化差异本就容易造成误读与成见，而国际格局的诡谲变幻也使得中西之间的相互认知常常缺乏良好的环境，因此很容易得出带有偏误的结论。正如刘东所分析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一会儿是暴力、非理性的排外义和团，一会儿是赛珍珠小说中吃苦耐劳、温顺平和的劳动者。［17］（p121）而当代中国因为变化之迅疾、复杂更加剧了这种异质文化间相互认知的难度。连专业汉学研究者亦表现出困惑，普通民众就更是云山雾罩，著名记者法罗斯（James Fallows）曾经评论，很多没有接触过中国的西方人“容易对中国产生比较极端的认识。他们或者认为中国是绝对成功的，或者完全失败的。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和平发展的，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个威胁”［16］（p81）。而且，随着中国改革的日益深入，变化日趋多元，西方专家的当代中国认知与普通公众之间的智识差距也在日渐拉大。

而史景迁的特点与优势也正体现在专家认知与向公众普及常识间的良好平衡上。相对于西方其他中国研究学者，史景迁在一般公众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有人甚至将史景迁的公众影响力与费正清相提并论。［18］（p140）从史景迁针对当代中国时政评论的发表渠道来看，几乎都集中在《纽约时报》、《财富》、《新闻周刊》、《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极具传播影响力的主流西方媒体上，史景迁自己也坦言，他希望“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鼓励人们了解中国”。［18］（p139）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尽管西方有一批包括史景迁在内相对冷静客观的中国研究专家，对中国前景以及中西间沟通交流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对中国持有警惕乃至敌意的看法仍然是西方当代中国形象认知中无法忽略的存在。因此，史景迁不仅通过主流期刊撰文的方式对当代中国形象进行传播，同时还利用一些直接面对公众的重要场合来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一些谬识进行纠正厘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数月BBC邀请史景迁进行的“里斯讲座”。BBC主持人罗莉（Sue Lawley）的开场白即是西方以其立场和视角审视中国崛起的典型：“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来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使得这一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却使得它成了怀疑与不信任的对象。”［19］讲座过程中史景迁对听众所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的回答给予了我们再次梳理他对当代中国认知的契机。

在第二场主题为中英交往（English Lesson）的讲座中，一名中国留学生“田杜阳”（音）对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偏见提出质疑：“我认为全球中国人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西方媒体总是错误地反映中国以及它的政府，总认为中国的媒体被政府所封锁阻隔。我不知道你能否同意我的说法？”针对这样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史景迁尽管对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表示出保留，但他仍然肯定地回答：“我认为在当前的困境中，媒体对于中国政府很少表现出同情。的确在很多事情上他们都抱有偏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你是有道理的。”［19］

在第三场以中美交往为主题（American Dreams）的讲座中，针对中国的排外主义是否较之别国更为根深蒂固这一点，史景迁认为人们回顾历史的确会让人发现一些对外国人的攻击案例，但史景迁特别指出，假如人们看看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由于对其他政权或是国家的憎恨而发生的可怕冲突同样比比皆是，人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的排外情绪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强烈。针对中国是否会成为长远的潜在威胁这一问题，史景迁则认为：“当今的中国的确是以一种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全新的方式探索着这个世界……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好战的国家。”在史景迁看来，中国的确是需要西方“在许多方面去认真判断和应付的力量”，但那并不意味着要发生“力量”之间的强硬暴力碰撞。［19］

“里斯讲座”中的听众提问让我们感受到西方主流世界对中国或隐或现的敌意与戒备，事实上，直至今天，这一情况仍然存在，国际环境的友好程度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针对中国的各种负面认知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对中西之间的理解沟通带来消极影响，因为有时观念甚至比事实更为关键：“如果我们不能把观念与事实区分开，观念就能变成事实。”［20］（p47）而史景迁在讲座上对当代中国的阐释与传播，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敏锐冷静的中国研究者，怎样努力试图厘清文化认知中的偏误，又是怎样在公众情感与学术理性之间作着微妙平衡。

结论

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利益的日益全球化关联，信息社会的来临等因素，各种文化体系、文化群体之间的交互与接触较从前更加频繁，也更为深入。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认知所建构出的是彼此的跨文化形象，而在当今这样一个政治日益世俗平民化的时代，异质文化之间的交往不仅取决于双方实力，彼此的形象认知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单是实力的交往，还是形象的交往，不单是经济的交往，还是文化的交往，不单是物质性的交往，还是象征性的交往……国际上的中国形象，也就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外交基础，我们的无形资本，容不得半点任意糟蹋”［17］（p122）。

当代中国在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已经引发了西方的无数思考与辩论，他们想要解读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的长远目标怎样、走向如何，最重要的是，该如何与之相处。而在这方面，史景迁充任了西方的中国解说员，他数十年来持续在西方语境中认知、建构并传播着当代中国形象，这一工作由于他身处的西方整体文化机制与舆论背景而具备了更深广的含义。尽管在其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误读、困惑，但史景迁至少成功地引发了文化间的兴趣与注意，只有发生兴趣才具备了进一步了解的可能性，而这显然要好过全然的无知与忽略。而史景迁特有的公众影响力使得他所认知和建构的当代中国形象也具备了更深远的传播效力。

对我们自身来说，在“和平崛起”的同时，如何尽量减少跨文化认知过程中的误解，同时更好地构建积极的自身文化形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推动世界各国形成日益正面的对华认知，从而减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国际阻力。而这将会是长期而不轻松的过程，但相信正如史景迁所说：“乐观的，具有希望的场景往往是最可能发生的场景。”［15］（p228）在这一动态的演变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理性与感性并重的相互认知方式，需要在专家认知与民众常识普及间做出平衡，而史景迁已经取得的成绩显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与借鉴。假如我们自身与西方都能够出现更多如同史景迁一样“以巡索文明边界为业的人”，才更有可能引导人们摆脱文化认知的偏执与偏见，为文化间的交往沟通开启更广阔深远的未来。［17］（p113）

参考文献：

［1］Jonathan Spence．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J］．Foreign Policy，2005，（146）．

［2］Jonathan Spence．Letters from China［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 30，2006．

［3］Jonathan Spence．The Roots of Modern Capitalism［N］．New York Times，July 10，1983．

［4］Jonathan Spence．China Future，China Past［J］．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 1986．

［5］Jonathan Spence．Planet of the Yellow Emperor ［J］．Newsweek（Pacific Edition），2000，（1）．

［6］卢汉超．唱盛中国：西方学界的当代中国重估［J］．史林，2013，（3）．

［7］王景伦．美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1993，（7）．

［8］Jonathan Spence．Visitors in Peking［N］．New York Times，August 6，1967．

［9］腓特烈·泰伟斯，狄飞．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6）．

［10］Jonathan Spence．The China -watchers Tell One Another What They See and Think They See［N］．New York Times，Jan 12，1969．

［11］Jonathan Spence．The Struggles of Mao’s Grandchildren［J］．Vanity Fair，19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