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们的时代依然是资本的时代，马克思通过“资本”将现代社会的本质一览无余。对于现代人而言，马克思最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他指明了资本增殖的三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和资本实现的界限。资本的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现代社会一旦超越这些边界，就必然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危机当中。如果现代社会既不想放弃“资本的增殖”这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又不想堕入到“欲望的狂欢”之中，那么，现代社会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

关键词：资本的界限;资本增殖;资本收入;资本实现;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王庆丰，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4JJD720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NCET-13-0249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027-09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喻成“魔术师”，而把“资本”比喻成“魔鬼”。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P37）马克思的这一隐喻实际上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魔术师”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个“魔术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了。

我们的时代正在上演着资本的狂欢。从形上的意义上来讲，“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P46）。这是一个“资本”作为主体的时代，而非“人”作为主体的时代。因此，人的本性降低为物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贬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狂欢展现为人性物化的狂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财富投机成为人类美德，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自然资源濒临枯竭，资本的狂欢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应当谋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彻底地消解掉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解决路径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激进政治。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瓦解资本的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就必须把“资本”连根拔掉。现代社会产生资本的根源是“私有财产”。要想彻底地瓦解资本的逻辑，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

毫无疑问，马克思这种解决方式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但是，现代人无法采用至少短时期内无法采用马克思的这种解决方式。因为采用了这种解决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放弃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这是现代社会所无法接受的。不可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资本和市场，但“有市场”的社会并不等同于“市场社会”。因此，有市场、有资本并不意味着有资本主义。“市场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因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计后资本主义时代：不必废除市场，而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限制，使之社会主义化。”[2]（P4）寻求资本的界限，实质上就是在探寻如何对资本和市场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也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

一、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这一资本增殖的逻辑用公式可以表达为：“G—W—G′”。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流通具有两种形式：其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另一种形式为“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后一种流通形式中，货币才有可能转为资本，成为资本。在“W—G—W”这一流通形式中，货币只是用来进行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货币最终花掉了。而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卖者收入货币，其目的不是为了消费商品，而是为了获得货币。但是，“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3]（P175）。马克思曾经举例子明确地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荒唐的”和“毫无内容的”了。“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3]（P175）“G′”和“G”之间虽然没有质的区别，但是却有量的区别，“G′”是“G”的增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G—W—G′”这一资本增殖的逻辑，只是基于货币或资本的简单流通模式所给出的公式。而实际上，这一公式中的“W”并非单纯地是指一种“商品”，而是指“商品的生产过程”。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4]（P31）从商品的角度来讲，“G′”之所以能够大于“G”，是因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所以，“W”指的是资本循环过程的第二阶段“W…P…W′”，即商品的生产过程。因此，资本增殖的完整公式是：“G—W…P…W′—G′”。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资本增殖的“完整公式”，强调这一“完整公式”的意义并不在于要把资本增殖的逻辑补充完整，而是要让现代人明白正是这一“完整公式”构成了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必须把资本的增殖奠基在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这样社会物质财富才会获得真实的增长。但如果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方式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就必然会导致财富增殖的幻象。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而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工业资本主义”。把早期资本主义定义为“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早期仅仅存在着工业资本。按照马克思的判断，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三类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通过工业生产过程生产出商品从而发生资本的增殖，商业资本通过购买工业生产的劳动产品并将其出售而获得利润，高利贷资本则通过把钱借贷给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息。可见，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通过生产过程才最终产生增殖的，也就是说资本产生增殖离不开“W…P…W′”。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增殖的公式“G—W…P…W′—G′”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完全可以经验直观到这一资本增殖过程。如果我们将资本增殖的逻辑“G—W…P…W′—G′”简约化为“G—W′—G′”，容易给人造成资本的增殖发生在流通领域的错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强调，资本的增殖发生在生产领域，增殖的部分是工人在生产领域中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部分。

正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基于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判断，从而也就招致了诸多质疑。现代思想家们怀疑这一逻辑对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否依然有效。“《资本论》所提供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工具，是从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观察出发而设计的，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模式。它几乎不能适用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形式——商业资本主义、银行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认识，它也越来越不适于评价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5]（P144）不可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立足于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但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和发展逻辑。因此，马克思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6]（序言，P4）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它不仅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都是普遍有效的，并且在我们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7]（P1）从资本的形式去研究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根据希法亭的说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采取的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高度认可了希法亭的这一观点。他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8]（P135）列宁的说法很明确，20世纪产生的“新资本主义”就是金融资本统治。马克思所处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也存在着金融资本（高利贷资本），列宁和希法亭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更是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两个时期都不能称为“金融资本主义”，而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才逐渐能够被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前两个时期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工业资本主义”式的，而我们当今社会的资本增殖模式却是“金融资本主义”式的。何谓“金融资本主义”式的？金融资本如果想获得增殖，不单单可以通过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实现，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实现增殖。金融资本不通过实体经济，自身发生增殖，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诞生。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依赖关系：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必须依赖于金融资本才能扩大规模，而金融资本无须依赖前者即可发生自身的增殖。简而言之，“金融资本主义”式的资本增殖模式是：“G—G′”。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资产证券化”浪潮，使资本主义开始真正地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金融资本主义。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G—W…P…W′—G′”逐步被简化成“G—W—G′”，并且其中的“W”逐渐被虚拟化，直到直接出现“G—G′”的资本增殖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着重分析过“国债”和“股票”两种虚拟资本或虚拟产品的形式。在这些传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又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如期权、期货合约等，以及进一步衍生出的指数期权、指数期货合约等更加虚幻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W”在我们时代被逐步虚拟化的明证。人们可以通过投资炒作这些金融衍生品一夜暴富，而不用付出任何诚实的劳动，创造任何现实的物质财富。正如塔布所说：“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再次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9]我们时代的金融资本，对进行实体经济的投资获得收益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金融衍生品的炒作。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模式把“生产过程”彻底地抛弃了。

资本增殖的方式从“G—W…P…W′—G′”转变为“G—G′”，标志着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超越了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在这种虚拟的‘新经济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荣。”[10]（P161）这种自我繁荣只能是财富增殖的幻象，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伦理道德后果。舍弃了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舍弃了劳动。人们不再把辛勤劳动当作美德，而是把资本的投机当作能力的展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8]（P117）

二、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

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话，那么资本的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获得收益的主要有三种方式：资本、土地和劳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指出：“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11]（P92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需要我们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中去寻找。但是，如果我们想发现生产领域的秘密的话，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结果及其分配方式出发去分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总括性论述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的倒数第三段。“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1]（P940）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得非常明确，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样的分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这种收入方式使得“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成为可能，并且演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11]（P940-941）生产当事人尤其是工人，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处在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因此，“这个公式（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11]（P941）。关于获取利润、利息和租金的方式是正义的。这种信念，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要求的资本主义正义概念的一个部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的重要特征，并且被工人和资本家所共同持有，而这种信念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望破除的幻象。

马克思曾经指出，三位一体公式呈现出了“一种既整齐对称又不一致的特征”。所谓“整齐对称”是指：三位一体公式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呈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平等的参与者，并且，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各自都应该根据其贡献而对社会总产品分享相应的份额。三位一体公式把生产的三个要素平等化了，它以统一而对称的方式来呈现它们。而三位一体公式之所以是内在“不一致”的，乃是由于，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被看作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要素。从社会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的总产出应归功于过往的和当前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掩盖了剩余劳动转换为利润、利息和租金的过程。

在当代社会中，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依然是三种财富的获得方式。其实，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可以归结为一类收入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土地—地租亦可归入到资本—利润中去。这是因为，如果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的合法性源泉，那么，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对别人劳动的剥削，都属于剩余价值，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就可以简化为两种：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人的合法性收入只能通过劳动获得，如果依靠资本的增殖获得了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就是对别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是非正义的。

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如果我们放弃资本收入的话，也就等于放弃了资本本身。如果说整个社会是按劳分配的话，虽然也会产生收入差距，但是不致于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收入是加大现代社会两极分化速度和比例的根本性原因，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而劳动收入虽然可以造成财富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所谓勤劳致富的观念就是若想创造更多收益，必须勤劳工作，这一观点不断渗透在广大劳动者的价值体系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表现为教育水平与社会需求相一致。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各类新兴职业，要求专业技术型人才。在稀缺人才岗位中，社会的高需求赋予工人更高的薪资，这样稀缺人才与普通工人之间就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劳动收入只是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原因，或者说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如果继续追问工资分配状况（劳动收入的制定标准）就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今工资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工资分配由谁来规定？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考察了前10%人群的工资，发现这一类人群大部分是在某岗位中的高级管理者，并且工资的标准是由这些高级管理者来制定。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并非完全按贡献的大小而制定，而是这些高级管理者为自己制定收入标准。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出现不仅会引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且会愈加严重。这就不同于以往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穷人与较富人群之间的差距，而贫富差距真正的动因仅仅在于那前10%的富人。前10%的富人不仅在劳动收入分配中占据优势，而且在资本收入中与其他人拉开了更大的差距。他们将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次分配，投入到房地产、股票、证券等项目中，其回报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不断循环，他们可以在社会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若长期发展下去，我们很有可能回到19世纪的“美好时代”。因为这一部分人在他们去世后会把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女，即便需要缴纳遗产税，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后代继续占据前10%的位置。他们无须勤劳致富，而是通过继承的财富继续在市场中投入，以获取更高的利润。19世纪的小说所描绘的社会与当今社会现状极为相似。19世纪的社会是由金钱所笼罩的社会，资本财富高度集中。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哪怕从事最高收入的职业也无法跻身于前10%的行列。唯一的方法就是继承财富。通过继承财富，虽然能够跻身于10%的富人阶层，但却有可能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创造性。正是这种“超级世袭社会”的存在，两极分化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皮凯蒂看来，21世纪的不平等问题与19世纪的极端分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十分相似。虽然当今财富的集中度并没有像19世纪那么高，但是21世纪不平等的问题却更加根深蒂固。皮凯蒂不无担忧地指出：“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12]（P430）

皮凯蒂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中分别找出“超级经理人”和“超级世袭社会”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来看，无论是“超级经理人”，还是“超级世袭社会”，这两者都意味着获得资本收入是财富高度集中的主要途径，从而也就是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现代社会应当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也就等于把现代社会的不平等限定在合理性的界限内。但是，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中，我们无法界定资本收入的界限。资本收入是应当高于劳动收入呢，还是应当低于或等于劳动收入呢？我们无法判定哪种情况更加有利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一方面不至于使社会的经济发展丧失活力，另一方面也会让社会的不平等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边界被皮凯蒂揭示了出来，他不去寻求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把这一问题转化为资本收益率（资本收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皮凯蒂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1

无论是收入平等还是财富平等，都是指相对平等，而非平均主义。因此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也是要将r与g缩小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按照常规的逻辑规律来看，如果g变小，那么r也会随之变小。但我们不能忽略二者之间变化的速度。在当今社会化的进程中，g变小的速度远远小于r变小的速度。换句话说，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分配的增长速度要大于收入分配的增长速度。财产继承者将一部分资金进行投资或在市场流通，所收益的资金要远远比那些通过劳动积攒下来的财富要多很多。社会的财富集中到这一部分人手中后，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行业垄断，而且极易在政治上形成寡头社会。只要r>g，社会的不平等就会大大加剧，并且有形成寡头社会的风险。r>g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的原因。一旦r>g的话，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到不平等的加剧状态。因此，资本收入的边界应该是r<g。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由于r的存在，我们不会丧失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g是大于r的，所以整个社会的财富不仅处于财富增长的状态，而且能够惠及劳动收入。

三、第三个界限：资本实现的界限

资本的增殖虽然发生在生产领域，但是其实现却发生在流通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一方面，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角度看，“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3]（P193）;另一方面，从货币占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角度看，“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3]（P193-194）。资本的实现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只有在被卖出去之后，被消费之后，资本的增殖才能真正实现，货币才能最终转化为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没有消费，也就没有资本增殖的实现。因此，当我们的社会被鲍德里亚称为“消费社会”时，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资本疯狂增殖的时代。

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消费对象来讲，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从消费主体来讲，消费的“个性化”，使个人患上了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这使得现代“个性”与消费具有同构性特征，可以说，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鲍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正受“物体系”的控制。实际上，“物体系”只不过是“抽象成为统治”的现时代表达而已。

广告在消费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消费者单纯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自己理想实现、获得他者认同、满足亲情关怀需求的过程。首先，广告为消费者创造了一种“主体”的想象。通过广告，物体成为人们想象的对象，消费的过程变成了这一想象的确证过程，而不仅仅是原初意义上的需要的满足。广告让消费者感到只有消费了广告所提供的产品，才是一个真正的有“个性”的人，是一个自己理想实现的过程。其次，广告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的途径。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他者认同是靠消费来完成的。广告会让人们的消费行为感到是获得了一种荣耀、尊严和身份。最后，广告体现了一种母性的关怀。广告将消费品描绘为不仅考虑到消费者所需要的一切功能，并且还能提供消费没有想到的但又潜在需要的功能。广告的这一特征堪比母亲的呵护。正是在广告的巨大威力下，消费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消费，现代人好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性需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工业文明，即便我们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后工业社会”，这种“后工业社会”也依然处在工业文明的延长线上。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的文明形式。现代文明就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是工业生产，其技术基础是“大机器”。正是由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生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快速的增长。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的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的支点。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地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逻辑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的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的活动。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消费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种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不能做到“节约”的。因此，资本的逻辑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就成了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

以消费为导向的资本增殖的实现方式，最终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人类只要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并且这种掠夺和消耗是无止境的。恩格斯警告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次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3]（P519）全球变暖、自然灾害频发、土地沙化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究其根源就在于人类社会这种无节制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消费欲望却是无止境的。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必须限制现代人的“消费”。因此，合理性的消费构成了“资本实现”的界限。

那么如何来界定合理消费呢？何种意义上的消费是合理的呢？马克思在《大纲》中区分了“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欲望的产生和“历史形成的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14]（P286）“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是两种具有本质性差异的需要形式。何谓“自然的需要”？“自然的需要”就是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本能层次的需要，它是维持人的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需要就是必需的。这一点在动物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动物身上的需要只能是自然的需要，动物终其一生都在为这种需要而努力。如果说“自然的需要”是维持人类本身再生产的必要的需求，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超越本能需要的欲望。“自然的需要”的放大，我们可以称之为“贪欲”，但它并不是对“自然的需要”的超越，依旧是自然的产物，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对“自然的需要”的超越，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形成的需要”对人来说不是必需的。消费是对需要的满足，满足“自然的需要”是合理性的消费，满足“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消费相对来说则是必须进行限制的。我们常说的符号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就是典型的满足“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消费，这种消费是人类一种无止境的欲望的展现。

当我们把现代社会定义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时候，意味着整个现代社会都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从资本增殖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不仅有“G—W…P…W′—G′”的传统增殖方式，“G—G′”更是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资本增殖方式。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津津乐道于各种各样的股票、理财和证券，他们不再将其视为一种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而认为这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投资方式。从资本收入的视角来看，现代人所获得的资本收入绝大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获得的，而不是投资于实业，这种获得收益的方式回报高、见效快，甚至有很多现代人几乎放弃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渠道，专事通过资本本身获得收入。从资本实现的角度来看，消费之所以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状态，金融资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分期付款、信用贷款、按揭贷款等一些金融政策，让你去消费本来消费不起的商品。现代社会的症结在于金融资本，21世纪的资本论就是金融资本论。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整个现代社会的全部问题都聚焦在“资本”上了。所谓的中国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面对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共有的时代性问题。澄清和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性问题，是我们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提。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驯服”或“驾驭”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虽然马克思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马克思最为重大的当代意义就在于他指明了资本的三个合理性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和资本实现的界限。资本的这三个合理性界限，为我们驯服资本、规避现代社会的风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如果现代社会既不想放弃“资本的增殖”这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又不想堕入到“欲望的狂欢”之中，那么，现代社会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对于第一个界限，国家需要对金融资本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里，并不是要限制和取消金融资本的发展，而只是想规范金融资本的发展。对于第二个界限，皮凯蒂提出的解决方法还是具有可行性的，通过征收累进资本税，从而达到限制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对于第三个界限，政府是无法进行调控的，因为我们不能通过公共权力去限制人们的奢侈性消费，只能依赖于个人境界的提高，去控制自己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资本的这三个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表面上看来，这是现代社会的权宜之计，但是在这种看似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中，我们也许能够开创一种真正的未来。毫无疑问，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必然是一种超越“资本文明”的未来。既然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资本”和“市场”，那么后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就不可以存在着“资本”和“市场”。因此，超越“资本的文明”并不一定就是要从根本上摧毁资本和市场。通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不一定非要“瓦解资本的逻辑”，也许通过“驯服资本的逻辑”更具有可行性。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到2010年》，郑方磊、任佚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6]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7] 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塔布：《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四大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10] 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李纬文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