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中国现代文坛一直流传着一个“座次榜”：鲁郭茅巴老曹。6位作家中，鲁迅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毛泽东都曾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逝世后，柳亚子写过一句诗：迅翁逝后屹双峰，这双峰就是郭沫若和茅盾。他们之后，巴金、老舍、曹禺，或以小说，或以戏剧，确立了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程光炜在北欧

“其实这几位经典作家，历史早有定评，倒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把他们塑造成主要作家的。但为什么最后会形成这样一个谱系，为什么是这6位，肯定也和之后的调整有关。”北京一家咖啡馆里，从事了多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程光炜与《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谈，首先从这个学术问题展开。

“学术”正是印刻在程光炜身上的符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曾说：“在当代文学史研究脉络上，程光炜教授可谓是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之后，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文学史家。”就在记者采访程光炜前的一个月，他的著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刚刚修订再版。一个庞大又复杂的问题，却从小小的时间节点和不经意的细节切入，避开了学术论文的严正刻板，如同历史与当下的喁喁私语。

同情取代了批评

程光炜的研究，善于把文学“历史化”，在故纸堆中细细描摹每一位文学家所经历的波涛巨浪、心境曲折。

他写过陈独秀的晚年：“他与潘兰珍所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景观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