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彬 郭 彬 秦燕勤 陈玉龙



石膏性寒辨析
——与王琳、李成文等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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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针对《新中医》所载《石膏性大寒商榷》一文中所持石膏性微寒的观点，与王琳、李成文等同志进行商榷。方法 文献整理、逻辑分析、推理论证。结果 认为王文之论述不甚严谨，所列之论据不足以否定石膏性大寒之说，亦不足支撑其石膏性微寒的观点。结论 结合文献资料和临床实践学习，笔者认为《伤寒论》所载石膏性寒之说更为准确，而对大寒、微寒之论存疑。

石膏；性寒；性大寒；性微寒

笔者有幸拜读了王琳与李成文撰写的《石膏性大寒商榷》[1](以下称王文)一文，获益良多。王文用文献整理的方法，通过对数十种中医典籍关于石膏的记述进行分类描述，归纳出石膏药性的五种说法，并进一步对这五观点进行分析，结合其文中所录后世医家对石膏的应用经验，对新世纪教材《中药学》、全国精编教材《中药学》所持的石膏性大寒说提出了大胆质疑和否定，得出石膏性微寒的结论。然笔者认为其论据不足以支撑其观点，大有想当然之嫌，具体分析如下。

王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石膏药性进行论述，从而否定石膏大寒说，并得出石膏微寒的结论。

王文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同为一人所撰，却对同一药物——石膏的药性记载有大寒和微寒、大寒并列之别，笔者认为此据不足以否定大寒说。

首先，人对事物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有变化的，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现象有着一般规律——时间越靠后越接近于真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前者成书晚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否定其后来的认识是经过实践得来的，也即是不能否定《名医别录》的记载石膏性大寒的说法，其论据反而为石膏性大寒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其次，从王文中涉及的诸著作成书年代来看，持石膏性微寒说的诸书，除《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神农本草经》两书外，其余均成书于明清时期；持石膏性寒说的诸书，除《医学启源》和《伤寒论》外，亦都成书于明清时期；持石膏性大寒说除《名医别录》《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外，亦均成书于明清时期；相比较而言，持微寒、大寒并列说的文献则成书更早些，况且其中《新修本草》为唐代的官修本草，其权威性可想而知。自金元以后，诸医家各抒己见，人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各异。然而这些结论都是从实践得来，都具有真理性，我们应辨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厚此薄彼，恐非正言。故从文献研究上来看，其论据不足以否定大寒说，亦不足以单纯支持其微寒说。

由临床各著作和涉及石膏的常用方剂的石膏用量都很大，推论出石膏性微寒的结论，从而否定性大寒说。笔者认为此种推理过程不甚严密，此种推论亦不足为据。

首先，药物使用量的大小的确定，要有一个确切的比较对象，没有比较便无所谓大小。如：《伤寒论》大青龙汤中麻黄用6两，折算为93.75 g，生石膏用鸡子大，折算为56 g，麻黄用量远大于石膏；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中麻黄用4两，生石膏则用8两，石膏用量是麻黄的两倍，根本无法比较；若与自身相比，在仲景配有石膏的方剂中，其石膏的用量有用两分的、有用一斤的，以多少为标准？没有比较的标准，其量大之说便无从谈起。石膏药性大小的判定，亦是如此，在没有一个标准物作参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判定其药性的大小微甚。

其次，物虽毫厘亦能彰显其性，但药物的性质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由其量决定的，药物作用人体的效果虽会随剂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然剂量终是不能决定其性的。如：附子在新世纪《中药学》教材中剂量为3～15 g；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用量有一枚、两枚、三枚(约20～60 g)；在《吴佩衡医案》中用至200 g以上者亦不鲜见；李可在其破格救心汤中附子一昼夜用到600 g，若可以剂量评药性，岂不是可以说附子性微热乎？

另外，就其反证论据，若其性大寒，大剂量使用则伤胃气，而临床关于石膏大剂量使用所致不良反映的报道较少，亦不足说明任何问题。药物在煎煮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溶解度的问题，石膏是矿石类药物，难溶于水，饱和之后再加大剂量，其溶液中所含石膏的量便不再变化。有实验表明，石膏在每剂量在10～20 g的时候即达到最大浓度(每剂煎成药量为500ml计算)，大量剩余的药物喝不到胃里，又何谈伤胃气之说。

药物的作用效果是通过作用于人体而彰显出来的，影响药物作用效果的因素不仅与剂量有关，还与医生辨证、组方、用药的技术、药物的炮制、疾病的变化和病人对药物的耐受等诸多因素有关。如：我们要确定一把剑的杀伤力大小，要考虑到使用剑的人以及其刺杀技术和刺杀的目标等等，剑扎到心脏上与扎到腿上其作用的结果差距甚远，假若连目标都接近不了，其杀伤力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看到的药效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得出的结果，不能单从药物剂量大就否定石膏性大寒的说法。

正确的看待先贤医家石膏用量大的问题：石膏的煎出受其与溶液的接触面积影响，其煎出量在一定程度随石膏的粉碎度增大而会有所提高。过粗的粉末不利于煎出，过细的粉末加工炮制和入汤剂均有困难。古方虽在用法上注明“碎”，但其粉碎程度毕竟有限，故大剂量使用保证其煎出量，以成其效，亦不失为权益之举。另外，《旧唐书·许胤宗传》说：“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古之医者用石膏为取其性寒沉降之性，故意重取之，亦未可知。

综上论述，我们并不能否定石膏性大寒的可能性，亦不能说性微寒就不正确，然究其是大寒还是微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诸文献资料并结合临床学习，笔者认为《伤寒论》所持之石膏性寒说更为确切，而对大寒、微寒之说存疑。

[1] 王琳,李成文,鲁兆麟.石膏性大寒商榷[J].新中医,2012，44(1)：3-5.

[2] 朱继东,符国君.浅谈石膏的煎煮方法[J].黑河科技,2001(3):56-57.

[3] 张宝伟.麻黄石膏用量比与其作用关系探讨[J].河南中医,2003，23(1)：7-8.

[4] 李可.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7.

[5] 吴佩衡.吴佩衡医案[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30-50.

[6] 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41.

[7] 张仲景.金匮要略[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14-31.

1.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硕士研究生2014级(郑州 450046)；2.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硕士研究生2013级(郑州 450046)；3.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学科(郑州 450046)

△通讯作者

10.3969/j.issn.1003-8914.2016.06.070

1003-8914(2016)-06-0889-02

�玉龙

2015-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