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英,　李发根

(安徽大学 历史系，合肥　230039)



行政权支配与市场化浪潮
——近代大通亚市场圈勃兴之原因探析

徐玉英,李发根

(安徽大学 历史系，合肥230039)

摘要：在“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前近代中国，区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偏向。咸同之际，随着官方在大通和悦洲设置厘卡、盐务招商局等重要机构，作为皖省边缘小镇的大通迅速发展成为皖江“巨镇”，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得以初步形成。1876年芜湖开埠。安庆、大通被辟寄航港，皖江地区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受市场化浪潮影响，大通航运加速近代化、商业精英主导的自为式发展的加速推进以及区域商贸互动的不断加深，推动了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的勃兴。

关键词：行政权力；市场化；近代；大通；和悦洲；亚市场圈

咸同以前，地处长江之滨的大通，仅为边缘小镇，其所属江心和悦洲尚为“蕞尔荒洲”。然而，得益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厘卡的设置与淮盐改革的政策偏向，其迅速发展为皖省“巨镇”。至民国初，繁荣的商贸使其与沿江的安庆、芜湖以及蚌埠并列为安徽“四大商埠”，在近代安徽发展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随之，它又在20世纪30年代急剧衰落，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与对其他三埠的研究相比，学界对大通极少关注，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仅局限于对其被辟为寄航港后商业发展的轨迹梳理，所采用的理论模式多局限于“近代化”视域，而忽视了对大通被辟为寄航港以前商贸状况的探讨。而“近代”大通的商贸与其“前近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并没有本质差异*王国斌(R.Bin Wong)指出，在解释近代中国变迁时，不应该将“近代”等同于欧洲，“传统”等同于中国。因为中国的“近代”中包含很多“传统”因素。这是一种文化基因，不可能被随便割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同时，有关大通在区域市场中整体功能的历史考察也基本上被学界所忽视。通过对以其为中心的近代皖江亚市场圈萌发与勃兴历程的梳理，笔者认为，在“行政权支配社会”[1]的前近代*关于近代安徽的区域研究通常以1876年芜湖通商口岸的开辟为近代化的起点，因此笔者此处“近代”与“前近代”主要以1876为分界限。，大通亚市场圈的萌发主要得益于传统行政权力的调配,在其被辟为寄航港后，亚市场圈的进一步推进主要受经济规律支配下的市场化浪潮的影响。

一、行政权支配与前近代亚市场圈的萌发路径

19世纪60年代以前，大通虽已设镇，然其主要功能仅限于江防，经济功能的开发极为有限。特别是后来成为大通经济核心区域的和悦洲，仅是“涨沙荒地”[2]，“所居洲户初不过土著寥寥数家”[3]3。而大通本镇于咸丰三年(1853)受战火影响而“悉遭摧毁”[3]3。时值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之际，清廷为解军费不足于和悦洲设厘卡征收厘金。后来两江总督兼盐政大臣曾国藩改革淮盐，在大通设盐务招商局分销皖南十余县盐务，同时设楚西掣检局，对运销两湖淮盐过秤抽厘。一系列重要机构的设立使得大通被辟为寄航港前已由沿江小镇发展成为铜陵、池州地区甚至是整个皖南重要的区域商贸集散地。

1.厘卡与商贸

大通厘卡之雏形可追溯至咸丰八、九年(1858、1859)，总兵李德麟“在和悦洲自行设卡抽收货厘、盐厘以济军需”[4]300。初创之际，受战争影响，厘金局随营设卡，类似于一个流动型的税务征收机构，用以对过往商民征收货税以充军饷。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率兵东下，“安省恢复，道员刘履祥奉檄到洲(和悦洲——引者注)办水厘局”[4]300。同治四年(1965)，太平军基本被镇压，清廷恢复了对安徽的有效统治，自此大通厘金局才正式履行它的功能。当时整个安徽省有厘卡143处，后经裁并，皖江一带仅保留4大正卡，大通即是其一[5]卷十五(厘金)2。大通厘卡的重要性，从其年征厘金数额即可管窥一二。光绪年间，其年收厘金1亿文左右，在当时的皖省仅次于盐河[5] 卷十五(厘金)4。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1919年，大通厘局每年仅杂货类所收厘金即达164 949.55元之多*见安徽省经济调查分会编《安徽省六十县产业调查繁表》，出版地、刊印年月不详(安徽省图书馆藏)。。因此，当时有“皖省精华向以大通盐厘为进款大宗”[7]一说可谓颇有道理。

厘卡的设置，人为地使区域内“由内河出进货物均由该局抽厘”*同上。，行销两湖以及江西的淮盐皆需在和悦洲“查货完厘后再行过江”[4]584。加之此处距上游之安庆、下游之芜湖尚有100多里的里程，商民“经过，必泊夹江以内”[4]213，从而为大通商贸以及区域内商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

2.淮盐改革与区域市场雏形

近代以降，清廷外债高筑，关税作为外债的一部分逐渐为外人掌控。因此，作为传统中央政府严控的盐税即成为维系其命脉之关键，这其中尤以淮盐为重。据载，当时淮盐岁销1 692 492万斤，占全国总销量近1/4；每年盐税607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收入1/13左右[7]26。然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江西、安徽等“盐课甲于天下”[7]30的淮盐主销省份先后被占，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不言而喻。据左宗棠奏，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国家两淮盐课正杂各款，每岁共银六百余万两，为经入一大宗。三载以来，兵饷增数千万之出，盐课失二千万之入。兵事方殷，饷源早涸”[8]。因此，从赋税、军饷考虑，淮盐改革迫在眉睫。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对淮盐进行重要改革，规定淮南盐务以安徽为中路，“专发护照，每照一张，运盐一百二十引，每引正盐六百斤，外加卤耗六十斤”，并规定：“中路售盐向以大通为总汇，……设招商局，专司中路招商、验照，抽秤、收厘各事务。”同时，自下游南京大胜关至大通的沿途关卡禁收途径厘金，“全行缓纳，验照放行，俟盐到大通，每引总完下四卡厘金钱六千文”，仅盐厘一项就达白银20万两左右。另规定中路淮盐护照，“每年额定六百张”，总计售盐47 520 000斤[9]。相关业务皆由大通招商局行办。质言之，大通是淮盐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受益者。

盐岸的设立，使皖南铜陵、贵池、青阳、宿松、太湖等11县所需之盐均需前往大通购买。在盐务之外，赴大通购盐商民看到了额外商机，“纷载土产互市”，使大通一跃成为“皖南重要商埠，几与省芜(湖)相颉颃。”[10]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以大通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雏形的形成。但应当指出的是，“安庆距大通一百八十里，上游之潜山、东流、太湖、望江、至德、宿松六县则距通更远，……格于功令，安庆不准开岸售盐，该各县不得不远赴数百里之外购办食盐”[11]。可见，大通盐岸之于上游地区极为不便，各县远赴大通购盐，额外产生之费用势必会由商民自身承担，进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大通盐市与亚市场圈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是牺牲区域内商民利益的结果，这种牺牲在本质上是行政权调配的结果。厘卡、盐务招商局等机构设立后，大通“市声浩浩，十里不绝，成巨镇矣”[12]。光绪二年(1876)大通被辟为寄航港前夕，按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及安徽巡抚裕禄上奏清廷的奏疏所言，此处已是“人烟稠密，瓦屋如鳞，已成皖境江面第一繁盛市镇”[3]3。

概言之，前近代大通亚市场圈雏形的形成绝非单纯的经济现象，更多地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若以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分析，就地理因素而言，同为一个区域系统，大通经济资源条件并不比沿江其他地区优越，若论内部腹地的广度与深度则其与安庆、芜湖等处更无可比性；同时，与沿江安庆、芜湖、贵池这些传统的府县治地相比，大通是一个“开放性”的地理系统，没有府城，安全系数较低。可以说，淮盐督销总局、厘金局等一系列经济机构设立以前，就广义的地理条件而言，在皖江地区，大通并无多大优势。另一方面，就交通因素而言。除了同处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系统外，地处皖南多山地的自然条件使其交通因素不比其他地区优越。因此，就“区域系统”两大要素而言，与沿江的芜湖、安庆相比较，大通颇为逊色*关于“区域系统”在大通亚市场圈形成过程中解释的乏力与偏向，参见李发根《小区域研究对大历史的推动：大通与皖江近代史研究——兼谈“中国中心观”“区域系统”在史学研究中的偏向》，《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5年第3期。。因此我们认为，前近代大通为中心的皖江亚市场圈的勃兴主要得益于行政权的支配，属于一种超经济现象。

二、市场化浪潮与亚市场圈的推进

光绪二年(1876)，《烟台条约》开芜湖为商埠，同时辟安庆、大通为寄航港，进而加强了安徽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使皖省开始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在近代中央权力式微以及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13]的影响下，皖江地区经济联系得以加强，形成了以芜湖为中心的皖江市场圈并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市场接轨。随着航运业的近代化变迁、商贸互动的扩大以及商民自为活动的主导，以大通为中心的皖江亚市场圈得以推进，作为亚市场圈中心的大通与当时的芜湖、安庆、蚌埠并称安徽四大商埠。

1.航运的近代化变迁

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决定了大通水运为主的对外交通方式。被辟为寄航港前，大通水运主要依托木舟。此外，“不准洋商私自起货下船”[14]的规定也限制了大通传统航运的转型以及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客观上阻碍了区域商贸的发展。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后，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及市场，作为皖南门户的沿江港口自然为他们所垂涎。被辟为寄航港后，外国“轮船准暂停泊”[14]216大通。列强遂于大通设立货栈码头，所经营的轮船吨位均在2 000-3 000吨，主营客运和货运，航行于上海、汉口之间[14]216,营运范围上可达四川、两湖，下可达苏杭之地。在利润刺激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下，本土轮运业也悄然兴起，主要有：大通招商趸船、商办功德趸船等。此外，也有泰昌、源丰等实力相对较小的轮船公司，航行营运范围主要限于安庆、芜湖之间，以大通为停泊港[15]。大通航运业的发展在20世纪初达到极盛，当时每月出入其港口的帆船达2 000多艘*见安徽省经济调查分会编《安徽省六十县产业调查繁表》第1167页。该书出版信息不详(安徽省图书馆藏)。。

近代航运业在大通的兴起与发展直接反映其在皖江乃至整个长江商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途径大通之轮船以客运、货运为主，上达两湖，下通江浙，从而将大通亚市场圈与沿江商贸区域紧密连接，促进了沿江商贸带的形成，同时也使得大通亚市场圈卷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之中。

2.商业精英主导下的自为式发展

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描述的华北地区不同，直至民初，官方势力对大通的渗透微乎其微。因而从某种角度而言也就不存在杜氏所说的政府权力延伸与基层衰败的景象[16]。自大通市镇兴起以来，各地商民纷至沓来，人口激增，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为保障商贸运行，区域性的商帮随之兴起。时大通“客民分八帮：一曰两湖，即湖南、北也；二曰金斗，即庐州也；三曰大邑，即安庆府；四曰新安，即徽州；五曰泾太；六曰旌德；七曰池阳；八即土著。”[17]28商帮于皖省之外的商贸活动主要分布于沿江之江西、两湖、江浙，遍布整个长江中下游。皖省之内北至淮河流域，南至新安江流域，东至合肥地区，西至安庆地区，几乎遍及整个安徽。此亦足见，大通在区域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区域商贸的整合功能。

随着商业发展，为了更好地维护经济利益、增强竞争力，商会、商团随之成立。“商会之设，所以振兴实业，维持公益，盖必于商务研究有素，而后能自立于商战争竞之世。”[18]846宣统二年(1910)，大通总商会成立，设常务委员4名，执监22名。作为民国安徽四大总商会之一，可见其地位之重要[19]。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大通和悦洲两岸向为内地商埠水陆交通，五方杂处”，为维护商贸安全和商民利益，宣统三年(1911)大通商民始自办商团。“团防并立保安会日则集操两次，夜则分假巡藉保商民而靖地面。所需薪粮，现由地方铺舍勉力认出筹借公款以资应用。”[20]商团人数虽不及芜湖，然亦维持在“数十人，以资保卫。”[21]商团成立后，严加管理，尤其还进行军事训练，常常进行实弹演习[2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区域商贸的有效运转。

此外，民间邮政的自为式发展亦反映了地方精英对区域商贸的调配功效。近代以降，为适应商贸发展，民间私人邮路早已存在。按官方明令，民间向来严禁私设邮路行为。但随着这一时期传统行政权力的式微以及商业发展之需，“民国以来，迭次查禁，然至今犹有存者。吾皖则又有徽州信栈，开设旅馆于省城、大通、芜湖各通商口岸，专替徽商递寄信件，输送包裹”*安徽通志馆编:《安徽通志稿》交通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版，第4536页。转引自王振忠：《徽商与清民国时期的信客与信局》，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 (2001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当时大通所存在的民信局就有8家之多，其最重要的功能即是服务于区域间的商贸。以大通和悦州与徽州地区为例，大通存在的民信局中至少有两家(协和徽州信局、日新徽州信栈)主要用于两地间的商业活动。民间邮政虽历经查禁，然在大通依然广泛存在。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地方商业精英对区域商贸发展的自主式推动。

3.亚市场圈内的商贸互动

大通亚市场圈勃兴的根本动力源于市场化浪潮下商贸的发展壮大，尤以进出口贸易为重，其港口货物吞吐量之多，在沿江商埠中当属佼佼者。关于大通港流通货物以1919年调查为例，见下表：

表1　1919年前后大通港口流通货物调查简表

续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经济调查分会编：《安徽省六十县产业调查繁表》第2册，出版地、刊印年份不详，第1167页(安徽省图书馆藏)。

由上表可知，民国初大通亚市场圈已与当时沿江的上海、南京、汉口等主要商贸城市联系密切。贸易商品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总额之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商品化程度。但不应忽视的是，亚市场圈外销产品还停留在初级产品阶段，进口多为工业品，客观上反映了区域内部经济结构的残缺性、滞后性，未能跟上世界工业化浪潮的步伐，这也是近代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共同症结所在。

随着商贸的发展，皖南各地区的商业联系得以大大加强。每到开春之时，近至“青阳的丝，太平的茶，都萃于此；宁歙各县之往来转运，亦多取道于此”[23]；远至“江西纸张，省芜(湖)税厘，例在(大)通起岸，运销皖南各地”[24]。大通因之“日兴月盛，遂为沿江巨镇”[25]。据大通和悦洲的一位老人回忆，民国时期和悦洲被层层商船所包围，附近之枞阳、青阳、贵池等地的粮食均运往此地销售。此外，沿江上溯至四川、两湖，甚至华南沿海的商品皆在通行销[26]。其商贸之繁盛，即便是入夜，此地亦是灯火通明[27]。总之，当时的大通“居长江之滨，内河出口之处，外通省内省外各埠，内达太(太平府)属、池(池州府)属、徽(徽州府)属各城，为洋货及皖南淮盐输入，土货(纸、丝、竹、木等)输出必经之地，皖南军事的、经济的重心。”[28]

在“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历史时期，区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方政策的支持与偏向[29]，并非经济规律影响下的纯经济现象。这样的案例在前近代中国俯拾皆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大通仅是皖江之滨的普通小镇，其日后成为商贸繁盛地的和悦洲还只是“蕞尔荒洲”，然而因为官方政策的偏向，一系列重要经济机构得以设立于此，仅仅十余年，其已是皖省“巨镇”并促成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的萌发。因此，大通亚市场圈的萌发正是“前近代”中国“行政权支配社会”下的受益者[30]。1876年《烟台条约》开芜湖为通商口岸，同时辟安庆、大通为寄航港，使整个皖江地区被纳入列强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在当时中央政治权威衰败与官方势力甚少介入的大通，受市场化浪潮的主导，区域交通实现了近代化变迁、商贸互动扩大以及商业精英主导的自为式发展，以大通为中心的区域亚市场圈得以推进。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甚少受行政权力的介入，大通亚市场圈的勃兴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世界市场化浪潮的产物，是经济规律运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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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涛涌)

Do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Marketization Tide:On Reason of the Boom of Datong Submarket Circle in Modern Times

XU Yu-ying,LI Fa-g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In the pre-modern Chinese society domina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mainly due to national policy bias. During the era of Xianfeng emperor and Tongzhi emperor,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important institutions such as Lika, Salt Merchants Bureau in Heyue delta，Datong town. The Datong town quickly became a major town in Wanjiang region and the regional market circle centered by the Datong town came into being. In 1876, Wuhu became a treaty port, and Anqing and Datong became calling ports, and the Wanjiang region was involved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system. Affected by the tide of marketization, the rapid modernization of Datong shipping,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regional trade interaction and the business elite dominated self development promoted the boom of the Datong market circle.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power; marketization; modern times; Datong; Heyue delta; submarket circle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16)01-0077-06

作者简介：徐玉英(1989-)，女，安徽铜陵人，硕士生。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yfc10078)

收稿日期：2015-06-25；修回日期：201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