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君

（广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洪秀全演义》创作意旨阐析

纪德君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洪秀全演义》是黄世仲为了配合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种族革命斗争而创作的。为此，作者颇为自觉地将反清种族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蕴含于笔端，糅合于其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之中，从而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对种族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洪秀全演义》；创作意旨；种族革命；历史演义

《洪秀全演义》是晚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扛鼎之作。该小说是清末著名小说家、广州番禺人黄世仲为了配合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种族革命斗争而创作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就指出，黄世仲的著作“颇富于革命思想，《洪秀全演义》尤为特出之作”。［1］1943年，冯自由首次披露了黄世仲的革命者身份与经历，并指出其“倾心民族主义”［2］。随着黄世仲生平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他鼓吹种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创作意旨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61年，宋平首次将《洪秀全演义》定性为“革命历史小说”，指出它不仅有历史演义小说的特征，更有鼓吹和宣传资产阶级种族革命的自觉追求。［3］自此，革命历史小说便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类别。而《洪秀全演义》实为此类小说的一个艺术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不过，学界虽然对黄世仲借《洪秀全演义》鼓吹种族革命的创作意旨有所申述，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论证而失之于肤浅。笔者认为，要想较准确、深入地把握黄世仲的创作意旨，至少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为什么黄世仲会有这样的创作意旨；第二，此种创作意旨在小说的情节内容上有何体现；第三，此种创作意旨实现的效果如何。

一、《洪秀全演义》的创作意旨探因

显然，了解《洪秀全演义》创作前后的时局背景以及在此时局背景下作者的思想状态与主要社会活动，对于探明该小说的创作意旨是很有必要的。

黄世仲生于1872年，其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刚过去不到十年，其对广东地区震动的余波尚未消失。而黄世仲恰好出生在番禺，与洪秀全的家乡花县毗邻。其父祖辈对洪秀全的事迹与传闻，自然耳熟能详，黄世仲即自谓“童时与高曾祖、父老谭论洪朝”，且“每有所闻，辄笔记之”［4］。这或有夸张、不实之处，然其少年时因反复耳闻太平军之事，以至于对太平天国将领心向往之，并潜生为其作文立传的欲望，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对他后来创作《洪秀全演义》无疑起到了情绪酝酿和心理准备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广州作为中国沿海的极重要门户，首当其冲；同时，广东又历来是清王朝横征暴敛的重要地区，每次战败赔款，都以广东摊派最多。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双重压迫下，广东民众生活之艰苦较其他省份更为剧烈，从而对清廷之失望较之中国其他地区也更严重。与此相应，广东地区汉民族民气也在积弱中崛起，成为反帝、反清的前沿阵地。如三元里人民抗英运动、洪秀全起义、陈开起义，特别是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或抗侮图存，或反满自立，一时主导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潮流。与这种历史潮流桴鼓相应，洪秀全在广东民间的形象，绝非恣行邪教的“发逆”或“乱匪”，而是伸张种族大义的汉民族英雄。无疑，这种对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民族英雄式认同，是黄世仲以太平天国革命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重要动因之一。

然而大体上说，广东汉民族民气的激荡，还只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黄世仲的成长。至于黄世仲种族革命思想的逐渐成形与发抒，则并非在广州，而是在南洋和香港。

1893年，21岁的黄世仲，因家境窘困，与兄长黄伯耀同往南洋谋生。他“初至吉隆坡，充某赌馆书记”，靠笔耕为生，并开始与各工界团体往来，“华侨各工界团体以其能文，多礼重之”［2］41，如此者数年。吉隆坡为清廷势力所不及，西人及华人学生较多，言论与思想上较自由，因而对开阔黄世仲之眼界、开明其思想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字锻炼，及其与工界团体的接触，对黄世仲以后的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等，无疑都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此时的新加坡，正是中国国内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海外支持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与黄世仲思想的转变与成熟有着重大关系。

1896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在美洲、南洋等地致力于“勤王保皇”宣传与筹备活动，得到海外许多爱国商人的支持，时居新加坡的侨商邱菽园便是其中之一。1898年，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以之为舆论利器，声援康派保皇思想；同时在新加坡成立保皇会，自任会长，捐款资助康氏的“勤王保皇”活动。《天南新报》创办前一年，黄世仲便已从吉隆坡前来新加坡谋生，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他对《天南新报》及保皇党的活动，自然有所接触。但黄世仲内心对保皇实无好感，故而对此报纸及保皇派的活动，并未给予多少关注。

然而在1901年后，《天南新报》的保皇色彩开始淡化。原因是邱菽园与康有为因起义策略、经费使用等意见相左而渐生嫌隙，加上清政府又以逮捕邱氏家乡族人相要挟，邱氏遂于1901年10月22日在《天南新报》上发表《论康有为》一文，公开与康有为绝交，一个月以后，更辞去报社总理一职。［5］自此，《天南新报》逐渐走出康氏保皇派的拘囿，黄世仲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留心《天南新报》，并在报上投稿的。

1902年7月18日，黄世仲在《天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政论《作气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政论与时评。其政论所展现的酣畅笔风和淋漓才气，立即引起该报的注意。7月29日，在发表初篇政论短短十日后，黄世仲即正式进入《天南新报》社，担任该报主笔。而其时正是康有为保皇派和孙中山革命派，为争夺海外华人势力支持而展开激烈论争的时期，黄世仲革命思想的确立，正是在两派论战交锋的过程中完成的。

黄世仲在新加坡与革命派的接触，当在入主《天南新报》之前几个月。约在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间，孙中山密友、革命派的重要领袖尤列，在新加坡等地创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并添设各种革命书报，以“开通民智”，向农工人士“发挥反清复明之宗旨”［6］56。其中，兴中会于1900年在香港创办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亦在发行之列。黄世仲当即在此时接触到中和堂与《中国日报》。未几即与尤列结识，开始“倾心民族主义，尤喜读香港《中国日报》，恒不去手”［2］243-250，并“益好读欧美新思想论著、稗史小说、《中国日报》，关注中山先生言论、革命运动取向……促使其视野为之一变，笔锋脱颖而出，政论旨趣渐弃维新，而与中山思想若诸音符之协耳”［7］。如黄世仲发表于《天南新报》的一些政论即表现出明显的种族革命思想。如他于1902年9月23、26日，在《天南新报》接连发表《国民说》，呼吁国民“举义旗”以“攘大敌”。1902年10月24日发表《论平满汉之难》，再次指明满汉不可能平等，汉人欲求解放，唯有推翻满清政权而取代之。

至此，黄世仲已成长为宣扬种族革命的斗士。1902年冬，经尤列推荐，黄开始出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从此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舆论制造的主力战将。他刚到香港，便与《岭南报》主笔胡衍鹗就洪全福起义（1903年1月28日）失败之事展开激烈论战。胡衍鹗对起义失败冷嘲热讽，攻击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黄世仲撰文斥之，“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8］，“于民族主义阐发，收效非鲜”［6］162。未几，黄世仲又在《中国日报》发表长篇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对康有为此前抛出的“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论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该文犀利激越，驳论有力，读者反响强烈，对宣传种族革命道理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因此《中国日报》旋即发行此文的单行本。这个单行本的出版，要早于章炳麟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此其分量和影响堪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颉颃。

黄世仲进入《中国日报》后所发起的这两场气势如虹的论战，标志其资产阶级种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如果说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激烈论战，让黄世仲产生以文字鼓吹革命之使命感的话，那么他创作《洪秀全演义》的直接机缘，则来自于刘成禺撰写的《太平天国战史》。而《太平天国战史》，又是孙中山授意刘成禺撰写的。当时，在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方面，保皇派走的是“勤王”路线，努力将拯救光绪帝的崇高使命赋予海外华人，故一时支持者甚众；孙中山反击的方式是，强调种族界限，指出保皇派所勤之王为异族之种，而非汉家正脉，故海内外华人当行之事不在勤王，而在“驱逐鞑虏”“反清复明”，恢复汉家天下。因海外华人多为汉族，故孙中山此论的提出，亦颇合海外华人的内心诉求。两派主张各有千秋，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海外华人帮会组织的政治思想倾向。

海外华人帮会组织，最初源自清初反清复明的各种帮会组织，如三点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彼此间难以细分，而皆以“反清复明”、恢复“洪武”朱氏汉室为宗旨，故一般统称“洪门”会党组织。后因清政府严酷镇压，在国内无生存、发展的空间，遂有一部分洪门人士流亡海外，吸纳侨众，从而在海外得以发展壮大。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太平军将士逃往海外，并加入此组织，致使洪门会党进一步壮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达到鼎盛。单就北美洲而言，洪门会党组织便有几十个山堂，美洲“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之八九”［9］，会众20余万。

正因为北美洲洪门会党组织的规模与势力庞大，保皇派、革命派都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借重此种力量，足以决定两派的前途。事实上保皇派已先行一步，在洪门领袖中培植了部分亲保皇派分子。迫于情势，孙中山于1903年10月亲赴檀香山，竭力与洪门各山堂领袖接触沟通，以扭转劣势。1903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洪门山堂“致公堂”领袖钟水养的帮助和主持下，孙中山正式加入洪门，并得以镇封为“洪棍”之职（洪门职位在海外分为三级：元帅称“洪棍”，军师称“白纸扇”，将官称“草鞋”）。［10］保皇派闻讯大惊，急忙作祟刁难，但最终无济于事。自此孙中山开始一步步改造洪门的组织与章程，吸纳革命党人入会，使之逐渐褪去保皇的成色而向种族革命靠拢，保皇派则自此江河日下。

孙中山授意刘成禺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便在孙中山加入洪门的前一年，其时孙中山急于接近洪门，于是便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即由革命党人来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一改清廷为洪秀全等太平军将士所定的“发逆”“乱匪”之罪名，而赋以英雄之光华，以期赢得洪门会党中太平天国遗裔及其他会众的好感与支持。

刘成禺于1903年写成《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指出此书“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11］。可见《太平天国战史》作为宣传种族革命的史书，具有为洪门修史的性质，在洪门会党中有笼络人心的重大作用。

了解了海外洪门会党的支持对于孙中山革命派的重要性以及《太平天国战史》对于鼓动和改造洪门会众的意义后，再来看《洪秀全演义》的创作意旨，便有了更准确、清晰的视角。我们完全可以推想，黄世仲于1905年开始创作《洪秀全演义》，其意也在于对洪门弟子乃至海内外汉人进行种族革命理念的宣传，甚或其创作还得到了孙中山的授意。即便未曾得到授意，黄世仲出于对满清政治的失望、种族革命的向往，也势必将种族革命的理念融于其创作中。因此，《洪秀全演义》的发表和出版，不仅相当程度上取材于《太平天国战史》，而且在宣传效果上，与后者异曲同工或更甚之。正如章炳麟在《洪秀全演义》序言中所指出的，《太平天国战史》虽“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12］，而《洪秀全演义》则有文辞“适俗”的好处。言下之意，《洪秀全演义》于宣传种族革命，在效果上较《太平天国战史》更具有平民的普及性，从而影响更广更深。

饶有意味的是，1905年6月4日起，黄世仲在《有所谓报》上连载《洪秀全演义》后不久，即于是年10月中旬，经孙中山批准，加入了刚成立的同盟会香港分会，不久又当选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之交际员，进入革命派领导层。

《洪秀全演义》的连载发表，适逢其时地契合了孙中山种族革命的主张及其以各种形式宣讲种族革命的迫切需要。1907年香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发行了《洪秀全演义》的单行本后，该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2］46。革命党元老冯秋雪说：“在我个人回忆中，《洪秀全演义》一书发表之后，省港澳门风行一时，几于家喻户晓，在鼓吹民族革命作用上，可与甲辰年间东京出版之《太平天国战史》，后先辉映。”［13］这都说明《洪秀全演义》及时顺应了种族革命的时代潮流，对种族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种族革命创作意旨在小说中的体现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肯定黄世仲在创作《洪秀全演义》时，会颇为自觉地将反清种族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蕴含于笔端，糅合于其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之中。而这种创作意旨，在作品中也确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须对种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个概念做必要的界定。本文所指的种族革命，即汉民族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民主革命，是指为平民求得自由、平等权利的革命。因中国的平民以汉族为绝大多数，因此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宗旨的种族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民主革命，故本文以种族革命一以概之，并不将二者截然分开。

种族革命的创作意旨，在《洪秀全演义》中表现为明暗两方面：明的一面，即作者在小说中，或以叙事人口吻，或借书中人物的口吻，直接阐明其种族革命的主张和道理；暗的一面，则表现在战役选择、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的褒贬、详略诸方面。

关于《洪秀全演义》的创作意旨，黄世仲在自序及正文中，有多处阐发。如他在《洪秀全演义》自序中就力批成王败寇之说，为洪秀全正名：

昔贬洪王曰“匪”曰“逆”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

他指出《洪秀全演义》的创作，“全从种族着想”，旨在“传汉族之光荣”。书中第一回，他有意借冯云山之口声称：“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在叙事过程中，他还经常以檄文的形式揭批清政府对汉人的杀戮、牢笼与迫害，如第十四回石达开的讨清檄文：

自昔皇汉不幸，胡虏纷张……既窃帝号以自娱；种族相仇，复杀民生以示武：扬州十日，飞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匝腥风于遍地。两王入粤，三将封藩，屠万姓于沟壑之中，屈贰臣于宫阙之下……呜呼！明祚从此亡矣！国民宁不哀乎？逮其守成之世，筹永保之方，牢笼汉人，荣以官爵，伈伣之辈，雍、乾以还，入仕途而锐气消，颂恩泽而仇心泯。罹于万劫，经又百年。然试问张广泗何以见诛？柴大纪何以被杀？非我族类，视为仇雠；稍开嫌隙之端，即召死亡之祸。若夫狱兴文字，以严刑惨杀儒林；法重捐抽，藉虚衔网罗商贾。关税营私以奉上，漕粮变本以欺民。斯为甚矣，尚忍言哉！

在第二十回中，他还通过钱江的《兴王策》，进一步声讨清朝倒行逆施，尽毁汉族典制，以致礼崩乐坏：

自汉迄明，天下之变故多矣！分合代兴，原无定局。晋乱于胡，宋亡于元，类皆恃彼强横，赚盟中夏；然种类虽异，好恶相同，亦不数十年，奔还旧部，从未有毁灭礼义之冠裳，削弃父母之毛血。仪制甚匪，官人类畜，中土何辜，久遭涂辱，至如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谁属？大任奋兴，能不勖诸！……方今天下以利为治，上下交征，风俗之坏，斯已极矣；亡国为奴，惨受桎梏，人心之愤，亦已久矣；纳贿损民，靦然民上，缙绅之途，亦已污矣。磅礴郁积之气，久而必伸。

其余涉及种族之痛的文字，或多或少，在小说中尚有十数处。于是在种族创痛的反复阐说中，反清之理不言自明。然黄世仲深知，批判满清的同时，还得证明太平天国革命本身的正义性，所以在小说中，他又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发。

首先，他在小说中竭力将太平军描绘成仁义之师。洪秀全等因“睹狼枭之满地，作牛马于他人”，“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第九回），方才祭起义旗，兴义师，以救民于水火。兴师之际则先发檄文以告四方，以安民心：

凡我百姓兄弟，不必惊惶，商贾农工，各安生业。富贵助粮备饷，多寡数目，亲自报明，给回债券，以凭日后清偿。如有勇力智谋，自宜协力同心，共襄义举，俟太平之日，各予荣封。现在各府、州、县官员，顺吾者生，逆吾者死；其余虎狼差役，概行剿灭，以快人心。恐有流贼土匪，借端滋事，准尔等指名投禀，俾加惩治。倘有愚民助桀为虐，及破坏教堂，滋扰商务，天兵所到，必予诛夷！（第九回）

其军队纪律，则“号令严明，赏罚不苟，若或扰乱商场，破坏法纪，轻置鞭笞之典，重贻斧钺之诛”（第十四回），故“所过秋毫无犯。乡民纷纷助饷，从军声势愈大”（第九回）。太平军攻破城池后，必“安置难民”“发帑赈济”，帮助百姓重建家园。总之，黄世仲在小说中，将太平军塑造成了当之无愧的仁义之师。

其次，黄世仲在小说中，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热情的褒赞和美化，将太平天国政权描绘成一个颇具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开明政权。他在该书《例言》中即说：

是书有数大段足见洪朝人物之真为豪杰者：君臣以兄弟相称，则举国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奉教传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开录女科，有男女平权之体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行政必行会议，有立宪议院之体裁。此等眼光，固非清国诸臣所及，亦不在欧美诸政治家及外交家之下。

在小说第二十一回中，钱江向洪秀全所上的《兴王策》更全面地从政治、经济、外交、人权、取仕等方面，勾勒出太平天国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式的治国蓝图。小说第二十五回，还对南京太平天国政权进行了多方面的描绘。如在男女平权方面，“遂设立女官，以洪宣娇、萧三娘皆为指挥使，更立制度”；在民生方面，考虑“江南连年苦于兵役”，而“传旨发帑，赈济人民，并减免两年粮税”，同时“禁绝人民吸食鸦片，订立市政制度……愿者从军，不愿者营业；男女街行，各有一路，不得混杂；百工商贾，凡累重货物，准用车运，不得肩挑背负，以省人力；官兵不得私入民居，违者立斩；工商士庶七日一休息，凡无业游民，俱罚令挑筑营垒；夜行不能过三鼓，惟街上有巡更者，身悬小灯，手执小旗；有事夜出者，须巡更人保其行往”；在议政方面，凡“议事时，诸臣皆有坐位，扫去一人独尊的习气。其有请见论事者，一体官民，皆免拜跪”；在外交方面，则遣使美国，共通和好，如此等等。

再次，黄世仲还写了民众及西人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态度和反应，以反观太平天国政权的民主与进步。如第三十二回写胡林翼收复武昌城后，“那些居民多年沐洪氏和平政体，一旦又遭如此专制，自多怨言。竟有些人民思念洪家的，相聚数百人，在东门外放起火来，欲乘火往武昌请谭绍洸为外应”。而第二十五回则写洪军于金陵定鼎后改订制度，焕然一新，以至于连美国也深感太平天国政权“深合文明政体”，而“不胜惊异”了。显然，设置这种“反馈”式的情节，可使读者对太平天国政治文明，有更多的认同。

综观黄世仲在小说中所描绘的太平天国治国方略，其大部分出于他本人理想化的政治设计，具有明显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并非太平天国军队及政体的真实反映。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屡有论析，此不赘述。需要明了的是，这种带理想色彩的美化，反映了20世纪的头几年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种族革命诉求。小说创作的意旨，不在于还原历史，也不单在于文学，而更在于宣传种族革命，统一党众（尤其是洪门会众）之思想。因此《洪秀全演义》不仅仅是小说，更是革命宣传的一部分，即欲借小说来化育人心，使民众的心灵滋生反清排满的革命信念。

除此之外，种族革命的创作意旨在小说中还有间接的、隐含的体现，主要包括战役选择、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等方面的褒贬和详略不同的描写。概言之，黄世仲创作时，始终抱有“传汉族之光荣”的信念，从而在行文中浸透着褒“洪”贬“清”的爱憎之情，并在战役整体态势与进程得到基本反映的情况下，尽量选取和设置那些壮洪方士气而堕清方军威，显洪方英明仁义而现清方昏怯残暴的战役及情节。如此一来，势必使小说带有很强的倾向性，甚至于脱离史实，作纯臆想的虚构，这种虚构在小说中极为多见。

三、宣传种族革命的实际效果评价

准确地说，这种效果包括两方面：其一，该创作意旨在受众中是否获得了作者所期待的效应。由《洪秀全演义》在海内外风行的状况，可见它已获得预期效果（前文已述）。其二，指创作意旨植入作品，是否成功地与作品情节内容融合在一起，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就小说所写的实际情况来看，黄世仲以充沛的才情，将创作意旨完美地融在了作品情节、结构与人物塑造之中，从而使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正因为作者将种族革命的信念植入太平军军将领的形象之中，从而使其将领脱离了原有的小农狭隘主义倾向，而获得了种族革命志士的崇高感；摆脱了事实上较浓的宗教崇拜的盲动，而闪耀出纯粹的救国救民信仰的光辉，尤其太平军将领在个人生死关头，更显示出这种因崇高信仰而滋生的直面死亡的英雄本色。如第十二回写冯云山重伤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种族革命大业：

大丈夫提三尺剑，凭三寸舌，纵横天下，事之成败，不必计也！某本欲与诸君共饮胡虏之血，以复国安民。今所志未遂，已是如此，亦复何说。今天幸有了时机，望此后诸君努力前途，共成大事，某死亦瞑目矣……所志未逮，能不痛哉！但吾死后，切勿举哀，恐向荣以我三军慌乱，乘机图我也！

再如林启荣修德爱民，精勤固守九江军事重镇，数年屡挫清军，力挽危城于既倒。清廷视九江为眼中痛疽，召集各路精兵良将，令曾国藩、胡林翼率大军围攻之，经数月而不下。在城内军士死伤惨重、粮草即将耗尽之际，曾国藩以攻城艰难，将包围撤开一面，欲诱守城将士弃城撤走。然而，林启荣深知九江对于太平军反清事业的战略重要性，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持至最后一刻，以待援军解围，终于弹尽粮绝，城破后慨然尽节。而城内军民则奋起肉搏死战，竟无一人甘愿降服，以至于清将胡林翼见此情状，“亦不禁下泪，乃谓左右曰：‘不意林先生结得人心一至如此，古所未闻也。’”

凡此种种为反清事业舍生取义的情节内容，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它所体现的太平军将士慷慨义烈的人格情操和矢志不移的反清信念，每每令人怆然动容。

其次，种族革命信念的植入，使作品在结构上获得了赖以凝聚与通贯的精神“内核”。全书的情节因这个“内核”而凝结、融会为一体，从而气脉畅通，绝无散漫之感。《洪秀全演义》既然以洪方将士作为主要反映和讴歌的对象，那么就必须赋予他们一种正义的信念。这种信念，于清方是“忠君尽节”，其于国人之心理，有数千年的积淀。那么，怎样才能为洪方将士树立起足够抗衡和压制这种“忠君尽节”思想的信念呢？在革命思潮兴起的晚清时期，种族革命是唯一可能与“忠君尽节”相抗衡的信念。这种种族革命信念正是《洪秀全演义》故事情节得以凝聚的精神内核和通贯的经脉。正是这个内核或经脉，才将小说通篇统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我们发现，起义之筹备长达八回而不显冗长，战势连绵反复至数十回而不显芜杂，它将两方拉锯式的攻守鏖战，最终归结为两种信仰的冲突，从而实现了对双方战争的重构和独特解读，为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心理认同。

最后，这种以救民众于水火、拯国家于危难的种族革命激情与信仰的植入，在作品整体上酝酿出一种庄严神圣、悲壮激越的精神氛围，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被作品浓重的、庄穆的、纯粹的种族革命氛围所笼罩，从而内心深受震撼和感染，不由自主地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深刻的同情。

综上所述，《洪秀全演义》是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特定的具鼓吹种族和民主革命意旨的作品。其先入为主的创作意旨，固然使作品与史实出现了较大的出入，然而从艺术角度来看，这种创作意旨对于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构架及整体氛围的营造，却发挥了主导性的统摄、引领作用。也就是说，这种创作意旨，有弊于史的纪实，却有助于作品艺术上的成功，故从历史小说的本体性来看，是可称许的。

［1］ 阿英.晚清小说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6.

［2］ 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M］∥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宋平.黄世仲的几种革命历史小说［N］.羊城晚报，1960-11-06.

［4］ 黄世仲.自序［M］∥洪秀全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 张克宏.黄世仲与天南新报［G］∥黄世仲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暨黄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2001：243-25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组.华侨与辛亥革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 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3.

［8］ 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M］∥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68.

［9］ 冯自由.美洲致公党与大同报［M］∥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37.

［10］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M］.沈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73.

［11］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M］∥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8-259.

［12］章炳麟.序［M］∥洪秀全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

［13］冯秋雪.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M］∥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101.

［责任编辑 尹朝晖］

Creation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Hong Xiuquan Romance

JI Dej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Humanity，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The book of Hong Xiuquan Romance was created by Huang Shizhong for the purpose of coping with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at was led by Sun Yat-sen at that time.Therefore，the author，quite consciously against the racial revolu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expressed his thought in his writings，and blended it in the plot and characters shaped，hence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in his works with a strong artistic appeal.His works have aroused great repercussion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racial revolution.

Hong Xiuquan Romance；creation intention；racial revolution；historical romance

I207.41

A

1671-394X（2016）07-0082-06

2016-05-11

纪德君，广州大学教授，博士，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