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浪博士生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现代传媒、日常生活与现代性呈现①
——评孙秋云等著《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

周浪博士生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科技改变生活。日益普及的电视无声无息地对人们生活带来深刻影响，推动着乡村村民的现代化进程。电视传播的影响有哪些？影响的机理是什么？它的未来走向如何？2014年孙秋云教授等著《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以下简称《电视与日常》)即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作者基于近十年来对地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湖北、贵州、湖南、河南等省的30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对乡村青少年、青壮年男性、妇女、老年人等不同群体在接触电视传播之后所引起的日常生活方式变革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阐述了电视传播与社会化、休闲生活、家庭生活观念、乡村政治传播、村庄治理关系的机理，是国内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电视传播的尝试。本文拟从该书的学术定位、主要研究内容、对后续研究的启示三个方面来理解和评价。

一、 《电视与日常》的学术定位

当今时代是高科技产品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日益普及化、大众化的时代。作为现代传媒的一种，电视因其特有的技术特征，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介而成为乡村村民日常生活中最受欢迎媒体中的翘楚。对于相对封闭、传统文化保留较多的村落而言，电视本身及其所传播的内容、形式，往往代表着一种外来的、先进的都市文化，是“现代性文化”“新生活”的样板。同样，其他现代传媒如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互联网也日益进入乡村，村落不再成为信息的孤岛，而被囊括进现代生活的网络之中。现代传媒俨然成为传统村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基于上述背景下，《电视与日常》锚定了“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这一主题。此前，国内传播学界对此论题已有一定的关注，围绕乡村社会中电视传播的现状与问题、电视传播与农民观念的现代化、电视传播与农村基层政治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传播学的研究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解读时，由于学科的限制，也存在不少局限。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多集中在政策层面的探讨，或者用设计好的量化指标来解释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缺乏更深入地探讨由于电视媒介的引入而对乡村文化、乡村社会深层次方面影响的研究”[1]27。换言之，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和逻辑是什么？传播学的研究并不能给予有效的回答。

一般而言，传播学研究对象是“传播过程”[2]182，即其聚焦于“传播”本身，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重点关注传播符号、传播代码、传播媒介、传播控制等。和社会学相比，传播学研究具有一种“平面化”取向。在研究内容上，传播过程所基于的是以“传播”为核心的传播链条以及由传播链条构成的“传播面”。当然，传播学也关注“传播过程”以外的东西，如传播活动得以进行的社会环境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3]7，但其本质上也是为理解基于传播平面的“传播过程”所服务的。在研究策略上，将研究解释聚焦于“传播”本身，而对传播有影响的结构性因素只视为一种“背景”存在，结构本身并不是焦点和终极关怀。换言之，即使是关注传播以外和社会学有交叠的内容(如结构性因素)，也是以“传播”为原点向外做平面辐射状地展开。回到“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这一经验主题上，传播学的“平面化”特征显然是难以有效解释其间的中层机制和逻辑的。原因有二：其一，就电视传播来看，如传播的内容、形式、效果等只有放置于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传统—现代”谱系、“本土—外来”交织的“立体式”场景中才能有效地解读；其二，就乡村社会变迁来看，这种变迁是结构、观念和行动的全方位变迁，探究电视传播与乡村社会传播的关联机制，必须要超越“传播平面”，对电视贯穿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机理作延展性探讨，最终才能联通由微观媒介到宏观变迁之间的逻辑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视角的意义便得以凸显，用作者曾经的观点来说，就是“详析电视文化与其他相关联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二元或多元关系，从微观上升到中观以及宏观理论层面”[4]，这也是社会学研究现代传媒的独特性所在。

然而，就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来看，我们发现现代传媒(电视传播、手机传播等)研究明显地处于边缘位置，作者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我国社会学界目前对此关注还远远不够”[1]1。那么，又是何种原因导致社会学对现代传媒关注不足呢？作者并没有就此做进一步的说明，而这恰恰是理解本书学术定位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一方面，社会学并不否认“科技改变生活”这一事实判断，而是采取了简单化、模糊化的方式粗糙地处理了二者的关联，如在常见的学术表达中，“随着科技的发展，A(某研究对象，如人际沟通方式、社会化方式)发生了变化”，至于科技如何导致A产生了变化，A的哪些变化与科技有关，都不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在社会学看来，科技，如现代传媒，只是现代化的产物，其虽然能对A产生影响，但在影响A的诸要素中并不占据核心位置，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社会、文化等“硬性变量”，科技本身只是现代化的产物，重要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除了上述的模糊化处理策略导致内在关联和机制不明外，社会学者一般都持有某种不言自明的预设，即现代传媒的影响是自然的，就如空气、水一样，因而并无单独进行研究的必要。同时，它的影响又是润物细无声，甚至显得琐碎，不能引起人们的自觉关注，因而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倘若我们反过来问，如果不存在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那么乡村社会的图景还会有今天这样深刻的变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此，社会学或许应吸取常人方法学，积极关注“日常的(everyday-life)、毋庸置疑和理所当然的(unquestioned and take for granted)社会实在”[5]297的态度，对嵌入日常生活的“电视”予以关注。应当说，《电视与日常》恰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由此，我们就可以对《电视与日常》进行一个学术定位。在经验层面，它是对“科技改变生活”这一显著事实进行社会学“立体化”式的考察和回应；在学理层面，是对以往社会学轻技术传统的“矫正”，同时也是对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补充。

二、 在日常生活中透视电视传播与现代性

社会学研究电视传播的路径或者切入点是什么？这应当和社会学研究的目标、旨趣有关，即现代性。现代性所对应的现代化进程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落实到乡村村民这一行动主体上，则是其日常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日常生活，作为普通老百姓自发、自在的生活样式[6]268，包括消费、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政治活动、日常交往、休闲娱乐等诸多方面,其和现代化进程有密切关联。正如书中所言，“日常生活反映的是特定群体或社会中的人们所秉持的特定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它是测定一个社会发展状态和现代化进程最终走向的罗盘”[1]2，作者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重复性、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等特征下的现代性印记。

那么，电视与现代性、日常生活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现代性文化内含了物质文化、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一谱系，每一种文化类型实质上都有对应的现代性标准。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性文化的进入是不均衡的，表现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先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滞后，这一特征在作者所调查的发展较为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但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技术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割裂，相反，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层面的以电视、手机、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恰恰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得以进入乡村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方面，电视传播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本身即是现代性的表征文化；另一方面，电视传播又是现代性文化深入乡村的物质和媒介基础。电视传播中的系列行为(如节目选择、电视模仿、信息获取、生活娱乐等)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实践和展开，故而社会学研究电视传播所触发的现代化变革，日常生活便是焦点，《电视与日常》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

为此，作者将视野锚定日常生活中的“受众”群体。和传播学所预设的“传播者”本位不同，《电视与日常》关注的则是受众及其与电视媒介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建立在如霍尔所宣称的“编码—解码”机理之上，这表明互动不是单向的传播和接受关系，也是受众在与电视传播内容的互渗中基于特定语境、生活体验和个人经验所生产的意义。《电视与日常》一书围绕不同受众主体(青少年、青壮年、老人等以年龄为标准的群体划分)，在以现代性为表征的电视传播下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同时，作者审视了电视传播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在“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传统—现代”文化谱系、“本土—外来”交织影响这一“立体”结构性背景下关注受众与现代媒介的互动和其间的意义生产，并分析了内在逻辑和机理。全书包含“电视与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电视与乡村治理”两个主题，前者以“传统—现代”和“本土—外来”为分析框架，后者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

就前者而言，《电视与日常》详细呈现了电视传播对于青少年、男性青壮年、家庭妇女、老人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之所以用“传统—现代”“本土—外来”为框架展开立体式分析，是因为电视传播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实质上就是现代性对传统的冲击、外来对本土的冲击。电视节目场景化地呈现有关“现代”“外来”的种种新闻、信息和娱乐节目，但这种冲击和互动是在“受众”身上呈现，即立足于“传统”和“本土”的受众基于自身的生命历程、社会地位、群体特点来理解和想象藉由电视传播所构建的“现代”和“外来”。其表现为：(1)对青少年而言，电视中如动画片、穿越剧、武侠剧、情感剧等节目最为其所喜爱，基于此，青少年构建了想象式童话世界、江湖世界、浪漫世界等，并在其认知外部世界以及如何向外部世界展现自己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衣着、发型、言语到婚恋观、偶像崇拜，再到趣缘群体的形成、对现代生活的想象无不体现着电视对其的影响。同时，由于青少年群体缺乏辨伪能力以及节目本身的反事实性(如穿越剧、武侠剧)，因而电视对其社会化进程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2)对青壮年男女而言，值得关注的是，离婚、婚外情等传统社会中鲜有的现象也因电视传播而进入村民的视野，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甚至有所接受的话题。作者也注意到，农村青年男女对“离婚”“婚外情”等缺乏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和伦理认知，反而将之视为一种“常态化”现象，用他们所表达的典型关键词来看，“现代”“开放”“新时代”反而赋予了“离婚”“婚外情”某种不能说是褒义但至少不是贬义的评价，他们将这一观念变迁的原因归结为“电视教的”，并简单化地将“自己的(或本土的)”归结为传统落后，将“电视所宣称的”归结为现代和先进的。这表明电视传播造成了这一群体对传统和现代的误判和错位想象，认为本土的就是传统的，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外来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先进的。这意味着他们在立足乡村已有的传统和本土“地方性知识”来编织对现代、外来的想象的同时，也赋予了这种想象以道德评判。(3)对老年人而言，他们是最早接受电视传播影响的一个群体，他们经历了从没有电视到电视普及的过程。电视对老年人的最大影响是，其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身份发生了消减。对子女而言，权威不再来源于这些有丰富生活经验和阅历的老者，而是来源于电视所提供的全新权威镜像，如官方报道、科学频道、生活广告等。对乡村中的“不良”现象，如未婚同居、乡村混混，老人们也以“都是电视教的”来进行归因，这也蕴含了老年人不同于青年人的对电视传播的道德评价。当然，《电视与日常》涉及的内容较多，上述介绍旨在表明——就乡村社会的整体变迁而言，电视传播与现代性的关联机理在于:一方面，传统及本土具有约束性质的道德内容让位于想象的、通过电视传播建构的“现代和外来”，乡村社会中传统的约束力量日渐式微，如家长制权威、道德伦理等；另一方面，正由于“现代”和“外来”都是藉由电视传播所构建和现象的，这种想象又因群体自身的生命特征所限定，印在他们脑海中的是不同的想象世界，并生成了不同的反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评价。

《电视与日常》以“国家—社会”这一立体式结构性要素来审视电视传播和乡村治理的关联，而这本身又是受众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国家形象和社会治理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落实到具体的村民，电视传播恰是联动村民心目中国家形象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钥匙。作者的研究表明，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电视作为重要的政治传播媒介，其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型塑了有张力的互动关系。电视通过演绎逼真的镜像画面向乡村居民型塑了一个“超现实”的政治空间，其中，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新闻联播》等权威节目传递其权威和力量，使村民形成了一种理念型的对国家、中央的积极认知，正如作者指出，“《新闻联播》等节目形成一个稳定的国家仪式场……正是这种严肃庄重的情景，构成一种情感体验，构建着某种对国家上层领导集团的崇敬感”[1]207；另一方面，基层政权由于和村民直接打交道，地方政府的信息传播不仅不能有效建构其所预设的地方政府形象，反而在现实感知的冲击下，村民会认为地方政府刻意隐瞒、造假，是对中央精神的违背。故而，电视传播对于政府合法性的建构是双向的，在强化中央权威和合法性的同时，也弱化了基层政府权威和合法性，二者间形成了某种割裂。而具体到村民的日常政治生活，电视传播通过激发村民政治参与意识、为村民的政治诉求提供理论基础、为村民抗衡基层政权的利益侵害提供心理后盾、为村民挑战基层权威提供实际工具等途径改变了村民政治生活常态。总的来说，《电视与日常》为我们呈现了电视话语所建构的中央、地方、群众三者间立体式政治互动图景。追溯根源，则是中国“强国家—弱社会”这一特定结构性因素所致。其一，电视是“强国家”贯彻其国家意志的有效途径,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宣传媒介；其二，电视也是“弱社会”表达其诉求和话语的主要路径，是权利得以保证的重要渠道。在“强国家”权力维护和“弱社会”权利诉求之间存在着对冲和抵牾，由于地方政府和乡村村民的直接利益诉求相关，故而地方政府通过电视传播构建其合法形象的努力会因受众的经验感受所消解。同时，中央又通过电视为村民提供政治正确资源，实质上为受众和地方政府抗衡提供了话语资源，由此造成了国家形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的两极分化，生成了二者的张力。

作为一种抽象理念的现代性以电视传播的形式进入乡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本土与外来互动、国家与社会交织的复杂图景，受众群体基于自身的“库存知识”和经验感受，产生了电视传播节目的解读和意义生产，《电视与日常》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传播平面的立体化互动画面和意义解读，提供了立体式结构性因素下的社会学中层机理。

三、社会学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

电视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一种，其自身特有的技术性特征恰是其产生影响的科技基础。《电视与日常》中电视传播的影响正是基于其图像和声音的透明性、直接性，在此基础上，电视为村民呈现了一种现代性的画面，村民由此想象着城市、国家和现代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本身的技术性特征也是《电视与日常》一书讨论的基础。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当下传统电视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渐普及的“智能电视”具有了传统电视所不具备的互联网应用平台优势，连接网络后，它成为集浏览器、3D游戏、视频通话、家庭KTV以及教育在线等集多种娱乐、资讯、学习资源于一体，且可以无限拓展、支持自主开发、资源共享的智能平台，这恰如某电视厂商所宣称的那样，“我不是一台电视，而是一套完整的大屏互联网生态系统”，这意味着电视对乡村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将会更加多元、深远。此外，在乡村社会中具有高普及率的智能手机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现代传媒对村民的影响发生了分流，而非电视(更别说是传统电视)独占鳌头。既然电视和其他传媒技术日新月异，那么，我们有理由会问，《电视与日常》一书所研究之传统意义上的“电视传播”是否有落伍之嫌呢？

应该承认的是，近年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以电视、手机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电视、手机变成互联网应用的载体平台，各种功能性应用的软件(如以QQ、微信为代表的APP)一跃成为核心技术，故其对村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肯定不同于传统传媒意义上的电视传播。在现代传媒、日常生活与现代性之间或许存在着更为生动、复杂和交织的画面，值得社会学者去呈现和解读。从传播技术的层面来说，《电视与日常》所选取的“传统电视”的确不再新鲜，然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电视与日常》并不将目光聚焦于传播技术本身，探求现代传媒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才是作者的使命所在，故而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说，《电视与日常》一书的贡献恰恰在于为社会学研究现代传媒与(乡村或城市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范式和启发。这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也可能最为重要并为作者所提倡的，是社会学者应当对我国乡村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科学技术(如电视、手机、电脑等)予以积极、敏感的态度，主动加以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1]1。笔者认为，一方面，就现实背景来说，现代传媒的确以深刻而又明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直接与社会学研究的诸多经典议题发生关联，如社会化、婚姻与生育、消费、交往、就业、维权抗争等；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知识背景来说，在传统主流社会学面临“想象力”的困境之时，关注现代传媒科技，不失为拓宽传统社会学研究界限提供一种可能性和空间。换言之，科技本身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同时科技又型塑了一种文化类型(如电视文化、手机文化)，自然不应被具有现实关怀的、并注重文化的社会学研究所忽视。《电视与日常》一书即充分展现了社会学展开对传媒科技研究的魅力和空间。

其次，《电视与日常》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或路径。就社会学的研究来说，理解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应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在立体化的视野中，解读现代传媒与现代性的关系。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要以比较的视野,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受众群体乃至于不同时段现代传媒的影响。以不同群体为例，《电视与日常》关注了不同群体的重要生命历程，如青少年的社会化、青壮年的婚恋观、老年人的养老等主题，从文化研究的层面讲，即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并最终回归到有差异的文化主体上去。当然，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描述的层次，还必须指出其间的内在关联和机理，最为重要的则是要以“立体化”的视野，分析电视传播影响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结构性背景，社会学应看到传播平面(传播者、传播过程、受众)后的要素，如“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传统—现代”文化谱系、“本土—外来”交织影响，只有综合考虑，才能得出具有解释力并具有推演能力的一般中层社会学命题。

最后，就现代传媒的社会学研究发展而言，应积极吸取传播学、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并展开学科对话。现代传媒是一个多学科问题，就“电视传播”来看，其构成了一种具有大众化、通俗化、标准化、消费性等特征的“电视文化”。故而，除了传播学的研究外，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也对之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后期的哈贝马斯，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尤其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如雷蒙·威廉斯、霍加特、霍尔、费斯克以及莫利等人都对电视文化予以关注。《电视与日常》的相关讨论也正是基于传播学、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实质上，展开学科间的汲取和对话，不仅仅有利于社会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传播学、文化研究的有益补充。

总的来说，超越“电视传播”本身，孙秋云教授等著的《电视与日常》一书的学理意义在于，从现代传媒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为我们理解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及现代性呈现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社会学如何展开现代传媒研究提供了可能的范式指导，同时为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的传媒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补充。

[1]孙秋云等：《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林之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一版)，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孙秋云：《中国电视文化研究三十年浅论——基于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与解读》，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5]侯俊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吴兰丽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2015650011)；中国田野调查基金、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科研支持计划(303029-20150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