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小果，李建强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孤漠的喧嚣：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

熊小果，李建强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有两方面涵义：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和都市文化的软政治。空间拜物教以符号化景观为载体，以商业化消费为内容，通过对景观符号的心理认同机制构建都市人的虚幻的主体意识。文化软政治以“解构”政治和“祛蔽”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布控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即建构都市文化之去政治化的政治、去历史化的历史观和一种“欲辞还就”的逃离都市的情怀。就现实而言，揭开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面纱，探讨祛魅意识形态、实践空间正义的可行性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都市空间； 资本逻辑； 意识形态

资本逻辑宰制下的都市空间已经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景观，成为一种压迫力量。它根植在都市人的生产与生活中，弥散于都市的社会结构里，这是不争之事实。在宏观语境下，都市空间既有“空间生产”(列斐伏尔语)的经济学维度，也有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维度，这亦是不争之事实。列斐伏尔的一项重要贡献是，戳穿了20世纪70年代笼罩在西方社会都市上空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雾霾”：建筑意识形态。自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来，科学理性、技术中立等观念一直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常识”。不过，前期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研究为列斐伏尔考察空间生产提供了重要学理思路。他曾深刻地指出，任何触及真实生活的空间，不再有中性可言，“这个空间(工具性空间)表面上是透明的、反射性的和反思性的，然而它没有任何的纯洁性”[1]125。这是资本逻辑为都市空间布展的典型的意识形态景观。

一、 资本逻辑：都市空间勃兴的根源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认为，都市空间的建构是资本积累的直接手段，资本按照自身逻辑打造了现代都市空间。为何“垂死”的资本主义能够继续“挣扎”？哈维的回答是，全球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和都市化建设能够转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周期性危机，从而成为资本循环与资本“时空修复”的重要环节，即“空间换时间”的修复战略。早在原始积累时期，侵占地理空间的大小同资本积累的量的多少成正相关。今天，都市空间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的主要路径。都市空间伴随着资本“弹性积累”(大卫·哈维语)方式的确立也相应地有了“弹性”。都市空间的“弹性”完全是由大卫·哈维言之的“后福特主义”(大卫·哈维语)生产方式引起的。

大卫·哈维敏锐地发现，20世纪70年代初期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众所周知，福特主义是大工业的标准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但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造就了资本主义长达二十余年繁荣景象的福特主义遭遇危机：工业商品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因为，福特主义“刻板”的、粗放的、刚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无法为资本积累开拓更大空间，所以，弹性生产和灵活积累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就必然取而代之：“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弹性。它以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方式、新市场的出现，以及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速率的极大强化为特征。”[2]119

事实确如其然，后福特主义是以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弹性生产”和“灵活积累”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以发达的信息通讯和高速的运输工具为物质基础的全球化网状生产体系通过“消灭时间”来“延伸空间”，即大卫·哈维说的“时空压缩”。在世界体系中，位居顶端的国际垄断资本是体系的核心，分布于全球的各大城市、商业中心、旅游圣地、工业“基地”等，是该体系的节点，进而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并能保证一切要素顺利流动的生产、流通、交换和销售体系。所以，后福特主义带来了此般光景：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集商业服务、消费娱乐、高精尖技术创新于一体的大都市。曾经的工业“城市”变为现在的国际“都市”。都市空间被精心包装成时尚休闲、消费娱乐的后现代主义“圣殿”，把经济、文化、政治等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自我循环机体，以此打造出人们对都市空间的认同和崇拜，培育出彻底服从资本逻辑但又具多元的和形式自由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最终形成整个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都市空间表现出的高度的“弹性”和“灵活”能够为资本积累开辟广阔天地。“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也开始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物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2]201-202

不难发现，都市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资本积累的手段。都市空间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每一功能都为资本开辟出存续空间。第一，在物质层面，都市空间是资本积累、经济驱动的“引擎”。都市空间就像一部“抽水机”，从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地区和国家源源不断地吸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加剧了(区域的和全球的)空间发展的二元格局。第二，在文化层面，都市空间呈现出带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景观。资本逻辑首先被符号化为超真实的都市景观，而后消融于都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构象出一种虚幻的真实、一种让人们无限向往的都市文化，并最终成为都市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资本逻辑化解了过去的那种宏大叙事的统治方式，刻意制造了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都市，披上了意识形态的面纱；面纱，遮蔽了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

二、都市的“孤漠喧嚣”：空间拜物教与文化软政治

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有两方面涵义：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和都市文化的软政治。都市的空间拜物教不只表现为人们在物质层面上对景观的迷恋，更在于已经颠倒了的人们对都市空间的认知被再一次颠倒，“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一部分把自己展示给世界，并且优越于整个世界。……景观重新统一了分离，但却是以他们的分离将他们重新统一。”[3]9文化软政治是都市空间意识形态的另一层内涵，可以视为都市空间拜物教的延伸：如果说，空间拜物教只是让都市人“相信了”现存的都市景观，进一步讲，文化软政治则消解了人们对资本逻辑布控的都市空间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可能性。

(一)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

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唯美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双重颠倒了都市人的主体意识：逻辑上真实的主体被置于都市空间的绝对支配之下，这是对本真的主体意识的第一次倒置；接着，都市空间赋予这样的主体以虚幻的真实、虚假的主体身份，即为被奴役者构象出自我满足和自我欣赏的崇高图景，让人们接受幻想的真实。都市人对都市空间呈现出的魔幻景象(这种景象已经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产生了认同，在各自心中虚构出自己生存于都市中的同等迷人的景致，在虚幻中产生了虚幻。所以，空间拜物教“不是产生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其本身就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体技术操作的赝像”[4]135。由此，都市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缺少人类的意义”[5]559的空间。都市中弥散的空间拜物教是一种精致的商品拜物教。都市空间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中解构了人们的主体意识，而后又重构了抽象个体关于自我意识的幻觉，继而编织了相互欺骗但又心照不宣的空间。终于，“人们日益发现自身以及这个世界就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6]110，人们再也不能全面地阅读自己身处的世界。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由此获得了合法的认同路径。人们虽能直观到都市空间带来的整体性压迫，但却无法反抗这种幽灵般的空间组织。

当然，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有一套完整的发生学机制。如果采用居依·德波和鲍德里亚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它：空间拜物教呈现的全部景观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3]3不过，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亦应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的规划利用、景观的陈设布局、建筑的修饰装潢等实体景观；一是都市景观直接呈现出的消费景观即商业符号，而商业符号是都市空间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前者是后者的物质载体，后者是前者的符号意指。所以，都市景观的价值并非实体景观，而是商业符号，也可以说，都市景观就是商业景观，都市景观的符号化就是商业景观的符号化。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正是通过这些商业景观、商业符号来开启了都市人梦幻般的构镜和臆象式的情怀，并最终指向消费(消费主义)。

首先，实体景观的符号化。都市的实体景观是资本制造的高度艺术化的工业制品，有同质化趋势。都市空间通过消灭由不同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的社会空间来营造同质化的实体景观，因此，全世界的都市都是同质化了的工艺复制品。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带有复制性质的实体景观是一种符号。例如，各种光鲜亮丽的写字楼、绮丽炫目的商业街、错落有致的人造景、风情别致的星巴克、绚烂旖旎的夜都会……这些是在任何一个都市都能见到的且大同小异的景观。再如，洛杉矶、东京、巴黎、香港和上海等地的迪斯尼乐园并无多大差异，它们既作为都市的景观表象，又代表着商业的符号意指。上海、重庆、杭州的“新天地系列”在美国设计师本杰明·伍德看来只不过是商业空间的复制。都市空间以资本逻辑为驱动力，瓦解了空间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特色，使其与全球化融合起来。地方的都市景观都是一种商业复制，因而，地方性、民族性特色都沦为复制都市景观的辅助材料和形象符号，即在复制中标榜着自己的特色，而其同时又呈现为高度同质化的景观。都市空间的地域性和时间性被拉平了，人们熟悉的布景、氛围、装饰用形象符号予以淬炼，并注入地方性、民族性的特色加以润色和重建，让人们享受到一种虚拟的多元化、一种可感而又超感的景观盛宴。景观盛宴是实体景观对都市人的意识形态编码，是作为符号化的景观使人们本真的主体认知发生了以都市景观为中心的双重的拟真建构。

其次，消费景观即商业符号。都市空间呈现的实体景观统统指向一种商业符号，便是消费。可以说，都市实体景观同质化平移的根本在于后现代主义商业模式的复制，也是消费模式的复制。都市空间把高楼大厦、工艺雕塑、文化走廊、商业都会甚至城市精神展示给都市人，创造了极具诱惑的形形色色的消费景观，打造了一个拟真的魔幻景象，既迎合了、又重构了人们的物欲需求，使鲍德里亚言之的“消费社会”成为都市的生活常态。除了纽约的第五大道和伦敦的摄政街这些精心设计的购物天堂外，很多文化历史遗迹、风景名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娱乐消费的会所。譬如，成都杜甫草堂作文历史文化遗迹，已经沦为招揽人们休闲购物、聊天用餐、洽谈生意的“招牌”。都市本身就是空间商品，都市景观皆是文化休闲、消费娱乐的千篇一律的商业符号。南京“淘宝巷”从空间布局到广告标语无一不笼罩着浓厚的商业氛围、消费气息。这是商业符号的表征、概念的具现。商业符号不只是都市建筑，还有铺天盖地的声音、图像，等等，从微观至买者与卖者间的亲昵称呼到车模诱惑不止的丝袜色调，再到环境与光线之间的亮度匹配，这些都是消费景观。恰如列斐伏尔讲的，巴黎郊区圣·奥里诺的橱窗或时装秀是华丽的即兴演出，这是事物的语言，是商业符号，是消费景观。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空间布局烘托出无孔不入的、难以逃避的商业气氛，这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消费更多商品罢了。

最后，主体意识的认同路径。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疯狂消费而不能自拔的时候，空间拜物教的发生学机制起作用了。都市景观构象了一整套符号意指的社会系统，空间成为高度抽象但又形象可感的商品符号。人们对都市景观(本质是商品符号)产生了强烈的仪式化迷恋，丧失了对自己感官到的都市景观的批判和反思之能力。人们沉浸其中，误认为这是确证自我价值的方式。由此，都市景观通过这套符号意指的社会系统对人们施行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统治，即不是过去那种宏大叙事般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而是微观的、日常的生活殖民化统治(化用列斐伏尔的话)，是一种无形无相的支配、隐性的控制和深刻的奴役。置身于都市景观中的人们抹不掉自己的欲念，他们被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裹得密不透风。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可以断言，都市空间只是虚构了人存在的本质。符号代替了真实，消费景观是没有原像的本体，“在歪曲所有的生产之后，现在，它能够操纵集体的知觉并控制社会的记忆与社会之交流，把它们转变为某种单一的景观商品。在这里，一切都被质疑，除了景观本身。”[7]79这样，应是本真活着的都市人，在都市空间中享有的一切真实被符号化了、景观化了，人们自身(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也成为资本逻辑布展都市景观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而具有了符号学意义。

都市景观的空间拜物教就这样完成了双重颠倒，它的发生学机制也就建立起来了。

(二)都市文化的软政治

都市文化抛弃了过去经典而宏大的政治理想，转向资本逻辑支配的商业文化。在都市文化的背后，有一整套供以资本运转的社会制度，这是工业社会的直接产物。如同资本逻辑是统治都市空间的逻辑一样，都市文化亦成为都市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市文化以大众民主的姿态散播市场逻辑，延伸资本权力，却隐蔽了真实的权力企图和政治构想。因为，都市文化以去政治化的面孔来彰显政治的存在，是一种“软政治”。从形式上看，这是“远离”政治的表达，都市文化并非借助国家机器、官方媒体得以传播，而是采用大众传媒、网络技术等自媒体手段，所以，它是一种非官方的、非强力的政治文化。从内容上看，都市文化有强烈的“解构”政治和“祛蔽”意识形态意蕴，因为，它将关注的内容从上层建筑转向日常生活、个人情感、家庭琐事、消遣娱乐等方面。都市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

这说明，都市文化有一种“解构”色彩，它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碎片化的、变动不居的与迷失的情态。都市空间的个人即为单个商品，高速流动的商品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动荡不安的原子，而只有同样高速流动的原子化的劳动力和个性化的商品才符合资本“弹性生产”和“灵活积累”的要求。如此，便于与大卫·哈维言之的“时空压缩”联系起来。资本逻辑强行介入都市文化，都市的时空结构受到了资本逻辑的压迫。由此，后福特主义带来的“时空压缩”破坏了传统的时空观念，经济危机衍生出“一种文化情绪，困惑与迷芒，人们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迅速扩张的空间范围内对于空间、场所、现在、过去和未来意义进行深刻追问”[8]19。都市人都在行进中寻找无意义的“戈多”，又在寻找中逃避“戈多”的无意义。这一切似乎都与政治无关，俨然只与文化、只与个人的私生活发生关系；可正因如此，我们才说，都市文化声张的是一种软政治的价值观。

首先，都市文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是软政治的生动体现。一方面，它是对传统政治的国家机器(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也是意识形态机器)的解构。都市文化标榜了都市人的个性自由和主体意识，凸显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的鄙弃，以解放自我、放逐自我的方式反抗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专制，希望离政治和意识形态越“远”越好。这样，离政治和意识形态越“远”，离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就越近。由此，都市文化能够渗透到大多数人的“儿女情长”之中，保持着对社会现实变化的极度敏感性，能够捕捉社会的微观情绪和细微生活。另一方面，都市空间呈现为阶级消解的、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的趋势，因而都市文化崇尚个体与自我的倾向可以悄无声息地规避社会的阶级矛盾，以个体视角检视社会运动，将整体叙事消解成私人事件——这也是“远离”政治的表现。这样，都市文化形塑了人们回避社会矛盾、回避政治生活的安身态度和立命准则，成为由资本逻辑制造的社会矛盾的“镇痛剂”。

其次，都市文化的去历史化的历史观。都市文化对历史做了扁平处理，但并非简单粗暴地否定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而是遵循软政治的逻辑消解历史，以历史事件为由头解读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不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发生逻辑而强行注入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以走近历史事件的方式远离历史真实和历史逻辑。例如，铺天盖地的历史穿越剧，把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矮化为“诸侯争雄”的历史神剧，武林范儿十足的抗日狗血剧，等等，最终，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像被抽象为尔虞我诈的阴谋和权力交织的厚黑学镜像。毫无疑问，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隐性表现，是一种比直接简单地否定历史更为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透过此类历史虚无主义来建构都市文化的另类历史观，也就在根本上将现在的都市空间永恒化、自然化。因为，这把在同一参照系中运动的时空格局打破了，作为这个时空格局中的过程性事实的历史就被彻底符号化、抽象化、非历史化和非逻辑化了。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被压缩了，被拟真地重构了。

最后，一种“欲辞还就”的逃离都市的情怀。这是都市文化去历史化逻辑的延展，即从精心打扮的历史中构象出都市空间的奇妙幻想和逃离情怀。“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正是对逃离情怀(这一幻想)的贴切表述。人们既要在奇妙的幻想中谋求生计，又要在“诗意栖居”里寻找逃离都市的路径。可是，普遍感到压抑和被物化的都市人一方面已经厌倦了都市空间，想逃离以获得心灵的慰藉，但又离不开都市便利快捷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是只体验到都市以外的生活而非永久地置换身份：向往乡村静谧祥和的田园风光，但不喜欢乡村粗陋低俗的生活习惯。都市的紧张高压的生存环境使得都市文化构象出了“温情脉脉”、“怡然自乐”的景象，这些景象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广告、展板、海报或电视画面上。去一次西藏就能洗礼精神、净化灵魂，这不具普遍的现实意义和真实的有效性，这只是被资本构象的并假以“白领”之口表达的一种情怀、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归隐之想象而已。这种情怀像空气一样散逸在整个都市空间中。资本逻辑炮制的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已经转化为一种物化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是居依·德波的“景观”，也是佐恩-雷特尔分析的“真实的抽象”。

所以，一方面，人们崇尚精致典雅、时尚浪漫，喜爱精神抖擞的成功学“鸡汤”；另一方，又表现出颓废散漫和无力迷惘之感。事实上，这是资本逻辑绝对统治下都市文化极度匮乏的表现——它的对立面是商品的极度丰盛——是深度而全面的异化表现。去政治的政治、去历史的历史观和一种“欲辞还就”的逃离都市的情怀共同编造了都市文化的意识形态景象。文化软政治消解了人们对资本逻辑布控的都市空间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可能性。

鳞次栉比的建筑，喧嚣沸腾的声音，满目玲琅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穿梭不息的现代交通工具，可是，“人在都市中创造了财富，但却没有享受到劳动的快乐；人在都市中建造了高楼大厦，却总是感到精神上无家可归。”[9]都市空间成为资本逻辑形塑和规训的“他者空间”，成为了列斐伏尔说的“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恐怖主义社会”。

三、 再造都市：解魅意识形态，践行空间正义

都市空间意识形态的解魅要通过空间正义的践行来实现。不过，践行空间正义要比解魅意识形态有更丰富的内涵：前者包含了社会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观念、政治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自然也包括了都市空间意识形态的解魅。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造成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之根源并非是意识形态本身，而是资本逻辑。当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是机械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由此，解魅意识形态的现实路径关键在于践行空间正义；而践行空间正义的根本在于经济变革，同时也有上层建筑的配套革新。

诚然，“空间正义”理论可溯源到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两位大师，他们的思想也颇具借鉴意义，但是，列氏提出的通过街头政治实现的“都市革命”就是要争取“城市权力”和“差异空间”的思想*列氏认为，“18世纪自然作为想象和概念、乡愁和希望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和城市相互反对。”(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107.)人们没有作为都市人基本的“城市权力”，无法有效地融入都市生活，因而要逃离布满消费痕迹的异化的都市空间，所以要争取“城市权力”，而“差异空间”是对都市空间同质化的反抗，它赋予人们具体的、实质的城市权力。列氏构想，“都市革命”后的新社会不再有城乡对立，不再受资本逻辑(同质化的)抽象统治，“差异空间”为每一个社会主体提供自由发展和表达真实利益的机会。与哈维主张的基于生态和集体性政治行动的“社区革命”理论*哈维认为，通过立宪、政治政党、工会、地方政府等形式来确定“社区”的范围，维护“社区”的规章制度。由此，“社区”即这些集体性的空间营造了一种花园城市的乌托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塑造政治人以及个人存在并成为政治人的方式。(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4—244页。)由于资本破坏了生态，所以“社区”必须有生态功能。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责任在“社区”中以更加动态的、共同化的方式链接起来：规划城市、修复生态、保护栖息地、利用资源、扶植文化、全球性和地方性生存机会的供给等都需要一种联合方式行动起来。(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维度即资本逻辑和都市文化本身。所以，我们在借鉴两位大师“空间正义”思想的时候，不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而是马克思的视角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由于都市发展面临的空间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景观)是全球性的，我国亦难避免，但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存在践行空间正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而在实践方面，我们的理论借鉴始终立足于我国国情。一方面，马克思的视角能为我们的理论借鉴提供原则性判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则是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二者是互容的。

由此，沿着马克思“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的思想，遵循经济基础(具体指资本)和上层建筑(具体指文化观念)的辩证关系，欲祛魅意识形态、践行空间正义就应在经济层面规约资本运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打破空间栅格，在文化观念层面重塑人文精神。

第一，经济方面，要科学利用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0]920，并非永恒的、囊括一切时代的社会关系，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理论可能性也有现实可行性。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景观是资本逻辑全面宰制的结果：都市空间“过度资本化”，资本权力渗透社会的各个角落，资本逻辑同化了社会和个人的行为与心理，反之，要祛魅意识形态、践行空间正义就应该科学利用资本、规约资本渠道、引导资本运作。一方面，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素质的重要因素，显然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产品还很匮乏、生产力还有待提升的城市(地区)，加大利用资本的力度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是一种发展过程的必要之“恶”。另一方面，应该遏制都市空间的“过度资本化”，实现国家对空间生产的合理调控，让社会制度规训资本运动，使资本逻辑的“恶”成为造福人们的“善”，把资本视为可控工具使用，而非脱缰“野马”。倘若任其侵蚀人们的都市空间，必然酿成资本权力寻租公共空间的恶果。

第二，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打破空间栅格。虽然都市空间的同质化也有形式上的差异，但这只是资本逻辑的后现代主义的纵向面，而遵循同一逻辑的各种资本依然存在横向上的矛盾。一方面，土地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或者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这些资本具有不同的空间建构需求，它们以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于城市化的现实进程，”[11]279如此，都市空间总是处于紧张对立的冲突场景中，包含了不同实践主体、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价值取向。这是不同资本间的空间栅格。另一方面，人们的阶层分化也是空间栅格的表现形式。这些隶属于不同资本下的劳动者也必然被栅格化。例如，富人区和城中村、白领工人与产业工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等。由此，应该通过完善政治民主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改革等途径打破空间栅格的境况，积极培育出多元的、和谐的集体空间。既要祛魅资本逻辑对都市空间的同质化，也要包容空间内生元素的多元化；既要防止空间栅格促使阶层流动向阶级固化的情形转变，也要保持空间差异的活力和弹性；既要保障空间生产的经济效率，也要建设都市空间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到的正义之两原则一样，空间正义也应具有：其一，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恰当的自由体系和平等权力，即自由平等原则；其二，容含了差别但机会平等的差异公正原则。

第三，在文化观念层面，再造大众文化，重塑人文景观。

1.主体性和非商业性(非消费性)。一旦主体意识遭遇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景观，主体立即成为消费主义的“仆臣”，成为资本逻辑的商业符号。例如，部分女权主义者认为，个性化的、随意的和时尚的生活方式是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的标志，女性抽烟是男女平等的一种表现，男性的啤酒肚是欧美女性的审美需求，等等。我们知道，这是形式上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被消费主义利用了。相反，大众文化所塑造的主体性应该建立在主体自我分析和主体理性的基础上。从价值上讲，也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要能实现这点，就必须祛除都市空间的整个消费景观(商业符号)。易言之，主体性的彰显在于自己能够自觉进行客观分析和自由选择，能够既在思维中也在实践上切割主体价值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被资本构象出的并植入人们意识中的关联性，把资本逻辑双重颠倒了的主体意识重新“扶正”，这需要都市文化的去商业性(去消费性)。所以，真正的大众文化一定是主体性的、非商业性(非消费性)的文化。

2. 多元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真正的大众文化也一定是多元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文化。这需要我们“复归”真正的多元的民族(地方)特色和非意识形态文化，“还原”人们的真实生活。因而，重塑大众文化需要同如下三点结合起来，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形塑多元的民主文化和祛魅资本逻辑布控的意识形态。这是再造都市空间的一项重要内容。列斐伏尔亦是在此意义上赋予都市空间“一种共同体的理想”，将都市空间的重新规划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人们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不是都市景观的商业符号奴隶。再强调一下，再造大众文化只是祛魅意识形态、实践空间正义的诸内容之一，而非惟一内容。

[1]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大卫·哈维：《后现代主义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6]陈忠：《城市异化与空间拜物教——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视角的探讨》，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

[7]Giorgio Agamben.TheComingCommun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8]董慧：《何种后现代主义——大卫·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与建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9]刘士林：《马克思哲学与都市文化研究》，载《光明日报》2007年5月8日第11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1]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责任编辑吴兰丽

A Lonely Bustle: Ideological Landscape of Urban Space

XIONG Xiao-guo, LI Jian-qiang

(SchoolofMarxism,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logic, the ideological landscape of urban space exists in two aspects as space fetishism of urban landscape and the soft politics of city culture. With symbolic landscape as its carrier and commercial consumption as its content, space fetishism builds urbanite’s fantasy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the way of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landscape symbol. The soft politics of city culture monitors urban space ideology by the way of political “deconstruction” and “removing” ideology, and constructs the unpolitical politics and unhistorical history and escape feelings.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landscape of urban space is importa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urban space; capital logic; ideology

熊小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李建强，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资本限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CZX007)

2016-05-01

G912.4

A

1671-7023(2016)05-0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