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岸滔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道德增强：问题、局限与医学化挑战

叶岸滔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随着新一代的精神药物的发展，有人推测未来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干预或增强道德品质。这种可能性引发了希望和恐惧、期待和不安、支持和反对等观点。有些人对这种改进道德水平新的有效方法寄于厚望，但另一些人却认为，道德的复杂性会让道德增强存在许多局限和困境。我们可能正在用医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将道德问题贴上医学化的标签，也可能正在开创一个用医学控制道德的时代，给我们带来许多医学化问题上的困扰。

道德增强； 医学化； 道德控制； 伦理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改进道德水平？传统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的方式。但最近的一些观点却认为，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方式来实现道德上的增强。以Thomas Douglas、Julian Savwlescu、Ingmar Persson和John Harris等为代表的学者将其称之为“道德增强”(moral enhancement)或“生物道德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有些人推测，随着新一代精神药物的发展，也许以后我们可以随意设计和定制自己的情绪、感情、欲望乃至道德品质，等等。某一天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减少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与他人相处得更加友好，以获得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竞争优势；犯罪分子也可以强制服用药物唤起或维持其在道德上的后悔感和罪恶感，以避免再次犯罪，等等。这些可能性引发了希望和恐惧、期待和不安、支持和反对等观点。有些人对这种改进道德水平新的有效方法寄予厚望，但另一些人却提醒我们要防止将人类道德当做可以无限塑造的东西。我们可能正在经历用医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的情况，将道德问题贴上医学化的标签，也可能在开创一个道德控制的时代，其后果不可思议，甚至是骇人听闻的。

一、相关的科学研究及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脑基础”的伦理学，认为道德并不是一种超验存在，人的道德决定必然与我们的大脑知识相一致，并且从大脑中做出推断[1]1。比如脑成像技术表明，人的道德判断具有神经科学基础，其在人脑中有相对应的发生机制，当人做出直观的情感判断时，人脑中的杏仁核等区域表现活跃，而做出需要缜密思考的认知判断时，人脑中的前额叶皮层表现活跃[2]2106。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生物化学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近期的一些学术报告显示，有些科学家宣称通过科学试验找到了生物化学水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

1.后叶催产素与信任意识

后叶催产素(oxytocin)是一种荷尔蒙，人体在分娩和哺乳等情况下会大量分泌，通常能够产生止痛或镇定的作用。在一些行为实验里，接受后叶催产素提升的受试者可以增加与队员之间的信任，推动人们乐于参与社会活动。因此有学者推测，一种更高水平的后叶催产素可能用以扩大人的信任和合作。

Kosfeld等人曾经让受试者参与一个名为“信任游戏”的实验，以研究后叶催产素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在游戏中，受试者被分成两人一组，每一组的第一个成员(投资人)被要求选择一部分钱给同一组的第二个成员(受托人)，而受托人将会获得三倍于投资人给的钱作为奖励，然后受托人必须选择一部分钱归还给投资人，投资人仅能从受托人中获益。那么最开始的付款就可以被当成是一种信任的信号，也就是说投资者付款的越多，表明对受托人的信任越大。在开始这个试验之前，受试者随机接受含有后叶催产素和安慰剂的鼻喷剂干预。试验结果显示，接受了后叶催产素的投资人明显地具有更多的信任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更加相信受托人而给他们更多的钱[1]3。

2.血清素与公平意识

血清素(serotonin)通常用来治疗抑郁、成瘾等，也可以帮助促进进食、睡眠和性欲的活跃程度。一些实验证明，血清素与道德行为也是有联系的。血清素甚至被视为做出伦理决定的生理学基础。有证据表明，血清素可以选择性地影响道德判断和行为，调节人们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的道德决定，比如能让受试者拥有更多的公平意识和更愿意与他人合作。

Tse和Bond让受试者参与一个“独裁者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一个独裁者可以决定如何分配手中的钱给另外两位参与者，他可以给一部分的钱或者全部的钱，也可以分文不给。游戏结束时，手上的钱不论多少即归持有人所有。研究发现，接受了西酞普兰(含有血清素的药物)鼻喷的独裁者比起对照组来说更愿意公平地分配手中的钱[1]4。

Crocket等人也通过一个名为“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来观察血清素对人的公平意识的影响。在这个游戏里，两个参与者共同分享一笔收益。其中一个作为提议者，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个作为回应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如果回应者拒绝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那么两个参与者将一无所得。这一游戏考验的是参与者如何在公平和自利之间取舍权衡，或者说，参与者是否愿意以私利为代价来追求公平，以及人们愿意以多少私利为代价来追求公平。Crockett等人发现，因为先前的研究证明色氨酸耗尽会导致人体内血清素降低，所以当受试者使用的色氨酸耗尽时会导致拒绝不公平分配者比例上升。这可能暗示受试者对不公平的看法更容易受到血清素改变的影响[1]4。

3.MAOA与反社会倾向

MAOA与人类的反社会行为是有密切联系的。MAOA是一种神经递质代谢酶。MAOA的基因一些变异会导致MAOA活性降低，其他的一些变异会导致活性提高。MAOA活性、童年虐待和反社会倾向或者暴力行为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例如，拥有较低的MAOA活性的基因类型并且经历过童年虐待的成年人会有较大可能产生反社会风险情绪，而拥有较低MAOA活性的但没有经历过童年虐待的成年人则较少可能产生反社会风险的情绪。相反，拥有较高MAOA活性的但没有经历过童年虐待的成年人反而会比其他类型的人具有更高的反社会情绪。因此有人推测，MAOA水平与道德行为会有一定的联系[3]143-145，改变MAOA水平有可能会影响人的道德行为。

基于这样一些科学试验和未来的科学发展预测，有人提出，如果对人脑中的这些区域进行刺激或者改变人体的某种化合物生成是否会让人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甚至，我们是否可以使用药物或者基因技术去修改与道德有关的动机，从而让个体变得更加乐于助人，更加容易与他人合作，更加诚实，更容易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道德增强支持者认为这种改变是可以的，并且还罗列了许多理由来主张发展道德增强。但是，更多人却提出质疑，尽管上述的科学试验能表明这些化合物水平与人的道德判断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些证据不能必然推出生物道德增强是可能的，道德增强的支持者其实忽略了个体道德的复杂性。

二、道德的复杂性与道德增强的局限性

第一，上述的科学试验在揭示个体道德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同时，其实也表明了个体道德的复杂性。比如血清素可以影响人的分配，但是目前的研究仅仅是通过色氨酸来干扰受试者体内的血清素水平，并不是直接地通过药物影响血清素，在色氨酸升降的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新的能够影响人的公平意识的化合物并不清楚[1]3。同样的，后叶催产素对人的信任、合作程度的提高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试验结果显示，一方面后叶催产素确实增强了与团队成员的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团队，接受了后叶催产素干预的受试者也会减少和非团队成员的合作。这也可能暗示，后叶催产素的合作效果应该更恰当地被描述为团队内的合作效果，因此这表明更高水平的后叶催产素可以扩大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和互惠。但是这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这种对团队内部的偏爱容易带来种族歧视的倾向，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等。比如Carsten De Dreu等人曾经让受试者参与到“列车困境”中有关牺牲一个人来救更多人的场景中，以研究生物化合物对人道德情感和判断的影响。实验显示，接受了后叶催产素干预的受试者更愿意选择牺牲一个不同种族的人来挽救一群人，而接受安慰剂的受试者对于牺牲一个人的可能性并没有取决于种族的不同[1]4。对于MAOA和反社会行为的关系，其实两者之间还必须考虑童年时期有没有受到虐待这个环境的复杂因素，因此MAOA只是对反社会行为有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

一些科学家也注意到，即使将病理化的反社会行为归结为神经心理机制的失调，但实际上增强的干预比起治疗上的干预更困难，所以即使治疗纠正这些失调变成可能，也不能确保这些治疗行为就可以顺利转化为道德增强的效果[3]146。因此，从目前的科学研究现状看，完全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实现道德增强的条件可能并不成熟。

第二，道德的复杂性也决定了道德增强的标准并不好确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增强哪些道德品质，减少哪些非道德思想和行为，道德增强又需要增强到何种程度等难以形成统一标准。首先，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什么作为一种应该增强的道德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共识。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非道德的定义是不同的。从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看，道德承载着文化属性。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常常有所差异，因而对于同一事实现象可以有不同的道德解读；即便是同样一种道德，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其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也相去甚远。比如，对于同性恋问题，不同文化世界里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果要进行道德增强，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道德标准，如何判断一种行为是道德还是非道德？如果我们没有统一的绝对道德增强标准，那么该增强哪些道德，该减少哪些非道德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不知道应该增强哪些道德，减少哪些非道德。而如果采用相对的道德增强标准，那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这种相对的标准，是基于历史文化亦或是宗教信仰呢？其次，一个人在何种情况下才需要使用生物医学技术增强自己的道德以及增强到何种程度也存在一个判断标准问题[4]259。比如要增强利他的这种品质，生物道德增强的支持者需要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哪类人需要这种利他精神[5]12？有些人会认为，一个自私的人当然需要生物医学方式增强利他道德。而另一些观点也会认为，一个不自私的人也可以这样，因为变得更加有道德，比如利他主义等，可能会让这个人更容易与朋友、同事、同学和邻居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竞争优势[6]17。但这种道德干预要达到何种程度？比如自私的人需要将利他的品质增强到怎样的程度？这并不容易判断。

第三，单方面的动机上改进并不代表道德增强。Douglas认为，道德增强可以让人拥有更好的动机，从而实现道德上的增强。但是单方面的动机上的改进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显然不能这么肯定。理论上，一个道德的人肯定拥有善的动机，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但善的动机会却不一定带来一个道德的人，特别是单方面的动机，比如同情感，正义、无私，等等。一个具有种族偏见的人使用药物消除了这种偏见的动机，但我们却不能肯定他因此获得道德上的增强，成为了一个更加有道德的人。因为他仍有可能在另一方面存在着不道德的意识或行为，比如一个坏的父亲或丈夫角色，自私、虚伪、失信，等等。这就是说，他即便现在具有了更少的种族偏见，但是不会改变我们对他道德上的总体看法。因此简单地将这种行为视为道德增强是很有问题的[7]226。

第四，道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个人生理原因。主张生物道德增强的人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不道德的伤害和威胁是迫切需要生物道德增强的主要原因[8]124。这些不道德行为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道德灾难，如战争、大屠杀、环境破坏、气候改变等。此外如果核武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掌握在一小部分非道德的决策者或者普通人手里，那么人类面临的危险将更大[9]287。确实，人类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和威胁，但这些问题能仅仅归结于个体因素吗？显然不能，这其中还有包含了许多历史、文化等因素。比如种族歧视，生物医学的进步也许可以揭示一些人具有歧视的动机和态度，但是完全将种族歧视的原因和结果归结于个人的生理因素则是不客观的。种族上的歧视和不平等除了归结于一些人的情感因素外，也与历史、宗教、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等也密切相关。再比如，Persson和 Savulescu经常举例论证道德增强能因为消除恐怖活动从而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但事实上恐怖主义的存在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道德问题，更多的是关于正义、体制、贫富差距等政治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因为道德的相对性，某些恐怖分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时候都似乎有其“合理”的道德理由来为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做辩护[10]238-239。因此，对待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道德因素，也必须关注人权、贫困和公平正义等方面。同样的，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根源是道德缺失吗？显然也不全是。Marcelo就认为人类面临的许多生存和发展问题其实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比如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旧政治体制的存在。因此想要消除这些威胁，除了道德进步外，还必须革新现有的政治体制[11]2。所以，简单地将道德问题归于个体因素甚至生理因素是不合理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人类的道德判断可能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与基因遗传和环境之间有一些复杂的联系，但道德增强支持者就此判断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比如公平、正义等都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则是不客观的。从目前的试验结果来看，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彻底实现道德上的增强是很困难的，并且生物道德增强支持者期待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解决个体和社会的道德问题也有可能将自己陷入医学化的困境之中。

三、道德增强的医学化挑战及思考

医学化是指将原本非医学问题当成医学问题来理解和治疗。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医学化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用来定义那些生活被医学所主导、影响和监督的一种社会进程[12]4-5。近年来，医学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不仅网瘾、酒瘾、烟瘾乃至衰老等都被逐渐纳入疾病的范畴，还有一些以非治疗为目的使用医学技术实现个人能力的拓展，如通过药物、外科手术等增强心智、记忆力等身体机能的行为都被视为医学化的表现。随着脑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道德问题和道德行为，特别是一些严重的极端意识和行为也被从病理学上查找来源并通过医学手段解决。这种情况下，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干预人的道德实际上也是医学化在道德领域的一种扩展和延伸，主张道德增强的人其实把改进道德的这种行为贴上了医学化的标签。我们至少可以罗列两个理由从医学化角度上质疑生物道德增强。

首先，目前并没有来自临床试验和医疗经验的盖然性证据来支持道德缺失的器质性缺陷。特别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如自私、说谎等等，并没有科学研究表明，一个自私的人会有器质性的缺陷或者跟一个利他的人相比，在生理上有不同的表现。尽管现有一些研究表明，人类一些极端行为很可能跟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害或失调有关，但是并不能就此确定道德问题能从病理上查找到原因。在不确定是否有病理征兆的情况下，使用较高风险的医学技术对非道德行为进行干预是缺乏足够的合理性的。其次，生物道德增强的支持者不仅强调，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基于神经失调的行为，而且一些诸如自私等普通的不道德行为也视为一种需要纠正的不健康或不正常的状态。但非道德行为一定就是不正常状态或行为吗？其实未必。有些看似不道德的行为，比说谎、自私等意识和行为，不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非道德行为还是建立在本能的生物学基础之上，经历了自然的选择，是对自然和环境的适应表现，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将这些非道德意识和行为都归为不正常是欠缺说服力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些非道德意识和行为是一种正常行为，那这种行为就更缺乏需要医学技术纠正的必要性。很多人相信，如果医学化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而且还可能引起其他更加严重的后果。

第一，医学权威的扩大化。通过医学手段来实现人的道德增强，容易导致医学权威在道德领域的扩大。这主要体现为医学可能成为判断道德正常与否的标准并作为解决道德问题的主要方式，医生或科学家可能成为调控个人行为和管理社会的主要角色。如果医学的检查在道德评估中起到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医学标准上的正不正常可以成为判断道德方面正不正常的依据，那么这些做法无疑会大大强化医学的控制力和主导地位并带来新的问题：什么才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道德，谁可以界定、诊断一个人的道德是否正常？如果是医生或科学家的话，那么他们界定和诊断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他们是否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谁又可以监督他们？一个人表现出跟普遍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不一致的时候是否就被认为有疾病呢？另外，什么样的非道德行为才被认为是由疾病所引起的？最关键的是，社会应该怎样处理那些普通的道德缺失？如果有些人表现出基于疾病的道德缺失行为，是应该治疗还是应该惩罚[13]13？例如，如果自私或说谎等是一种需要治疗和纠正的病变，那么因为自私或说谎而带来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是否需要个体承担呢？相似地，一些犯罪行为是否也可以当做一种疾病看待，只需接受治疗而无需接受惩罚呢？

第二，道德问题的简单化。生物道德增强理论其实过于强调道德的客观性而否定了道德的主观性，纯粹地把道德当成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状态，将道德当成一种可以维修的物品而不是一种特殊的意识。这种做法容易使道德问题陷入个体化和简单化的困境之中。传统的看法是，社会环境是增强人类美德或者减少非道德意识和行为的关键因素，但生物道德增强却认为，个体的生理原因是影响道德的重要因素甚至决定因素。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人们在道德改进这个问题上，对医学的过分关注，从而忽略了社会环境和文化等问题。很多道德问题的存在，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个人生理原因，而是带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恐怖主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等，并不简单是生理问题。

Barbara Wootton将这种情况形象地比喻为“创办一个诊所总是比消灭一个贫民窟更容易”[14]329，因而有部分人总是期望通过医学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道德增强容易使社会对道德的进步聚焦于个体意义而不是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和责任。一旦道德出现问题，只是归结于个体道德的问题，简单地寻找个体意义上的生物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认为只要通过生物医学的方式就能解决各种道德问题，期待用医学上的进步来掩盖社会层面的问题和弊端，其实造成的是一种价值观上的错位，并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三，人格同一性的模糊化。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来改变人的道德决定和行为也可能会引发人格同一性的困扰。人格同一性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个人在过去和现在，都具备一样的性质，那么这个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同一个人。如果人的生理和心理变换了，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那么，在这个推论下，通过道德增强之后，一个不道德的人可能变得有道德，一个道德的人可能变得更加有道德，他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那现在的“我”还是否是过去的“我”呢？

从洛克对人格同一性的理解来看，人格的同一性是以个体的意识为依据的，而不以实体(身体)的特征为依据的，实体(身体)的变化不能影响人格同一性。同时他又强调以记忆作为判断意识是否相同的标准，记忆把过去的“我”统一到现在的“我”之中，共同构成同一的人格[15]。因此，只要人的记忆是保持过去的特征，那么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洛克的观点似乎能支持道德增强不会影响人格的同一性这一说法，原因在于人的记忆不会因为道德增强而断裂。

其实洛克的观点并不能很好地支持道德增强理论。首先，洛克充分论证了人格的同一性仅限于意识这一点，而道德增强恰恰就是实体不变，而实体的意识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它就有可能演绎出不同的人格。其次，洛克认为以记忆作为判断标准也存在很多问题。记忆在人格同一性的判断中固然重要，但现实生活中，记忆也可能错误或者被遗忘，因此以记忆作为意识相同性的判断标准并不准确。人们可能无法记得过去的经历，但过去的经历却作为客观的事实存在构成了人格的一部分。因此在道德增强中，尽管人们的记忆没有产生变化，但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有了不同的变化，甚至可能产生了陌生的行为模式，这种情况下，人格同一性还存在吗？

另外，人格的同一性应该还包括对个体身份的自我认同，如果自我认同发生了断裂，那么这种人格的同一性应该就不存在。而身份是一个人的重要识别，关系着对一个人真实的理解和尊重，个体身份形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一个清晰概念的自我。一些人认为，在道德增强中其实无法避免身份改变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看，道德增强会让一个人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人，而从浅层次上看，道德增强会改变一个人最基本的特征[13]15，因此，担心身份的丢失已经成为一个反对道德增强的普遍理由[16]239。Savulescu认为，道德科学的发展能让我们真正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区别[17]8-9，比如有些人表现出善良，而有些人表现出邪恶，有些人表现出无私，而有些人表现出自私，等等。假设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将这些基本的心理特征彻底去掉了，尽管肉体是不变的，但却很难保证其自我的真实存在，实现他的个体认同。人格同一性需要保证个体对真实身份的确认和对自我最终归属的定位。从这一点看，道德增强并没有体现出对道德个体自我认同的尊重。

四、后续的思考

一直以来，道德领域都是哲学中的一个神圣地带。近年来随着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领域似乎变得不那么纯粹。如果说脑成像等技术的出现，仅仅是反映和揭示道德和行为的发生机制，那么道德增强技术的出现，就可能是对道德的一种直接干预。尽管目前这些科学研究还不足以让人们信服这样的道德增强方式，但生物道德增强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论。有人认为，生物道德增强理论只是建立在对道德的简单二元论理解以及对生物医学某些不切实际的断言之上，实质是用生物医学技术将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道德简化为某种实用的物品，将道德抽离其文化背景和社会意义，只寻找引发道德缺失的生物学因素而忽略了复杂的社会和环境的过程。还有人认为那些主张使用医学的方法处理道德问题的人，不排除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市场，扩大某些精神类药品的销售，等等。

道德增强的医学化可能会给人类的道德社会打开一个不确定性的空间。对生物道德增强理论的质疑和担心是合理，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的道德变成如身体或肉体那样的东西，被解剖、还原、分析和改造，那道德是否还能保持它的独特性？假如我们能够重新设计神经通路和酶活性，让我们有了控制道德意识和行为的能力——那么自由意志和刑事责任等又该如何处理？假如我们靠吃粒药就能任意改变我们的情绪、情感和欲望甚至道德等，那么人的尊严又如何体现？我们又是否有能力控制它的负面效应，减轻或避免这些负效应对人性本身可能的损害？

更进一步思考，道德增强将道德作为增强对象，与其他的技术增强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道德影响技术和技术影响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实现道德上的增强，哪怕是道德干预技术能实现的话，那么人的道德主体性如何体现？干预道德的这些技术究竟是作为客体发挥其工具性的作用，还是作为一种道德主体？人类的道德尊严如何体现，等等，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些更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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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兰丽

Moral Enhancement: Issues, Limitations and Medicalization

YE An-tao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hycology medicine, someone predict that we can design moral and enhance it, which bring us the hope and fear, expectation and uneasy, agreement and objection. Someon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new kind of moral enhancement, while others remind us that we are interfering moral by medical and pasting the medicalization label, even worse, we are creating a age of moral control, what will surely lead to many serious consequence. The theory of moral enhancement regards moral as target and content, compare with other human enhancement, and may lead to some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sequence. Therefore, it is very rational and necessary to question and worry about moral enhancement from medicalization perspective.

moral enhancement; medicalization; moral control; ethics

叶岸滔，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生命伦理和科技伦理。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研究”(11ZD17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命科学技术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12AZD071)；湖南省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神经增强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CX2013B037)

2016-01-06

B82-05

A

1671-7023(2016)05-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