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政治的回应性与调适性
——兼评闫帅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

唐皇凤，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闫帅博士的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以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性转型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政府转型过程中政治秩序再造的逻辑和内在机理，进而将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概括为“回应性政治”。在这种“社会有需求，政府有回应”的国家-社会互动模式中，执政党和政府通过不断的调适和学习，不仅在主动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构建了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在推动政治发展、实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实现了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国家治理。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渐进增进政治回应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当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党和政府对社会抗争的回应，还应重点关注政治体系自身适应性调整的主要实践和基本脉络，充分挖掘中国政治回应性和调适性共生并存、相互强化的内在机理。

关键词：发展型政府； 回应性； 调适性； 政治秩序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逐渐调整其功能定位，切实转变其职能，开启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这种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背后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是什么？这种转型带来了何种政治发展效果？闫帅博士的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中国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引领下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和学术概念提炼。作者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建立的“社会需求—政治互动—国家供给—政治发展”四维分析框架，将中国的政治发展概括为“回应性政治发展”，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现实效果归纳为“非选举问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尤其是对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整体把握，“回应性政治发展”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一、重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机理是政治学者的重要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毅然从一个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时代中走出来，并逐步进行了一个长达三十多年的“去政治化”的过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治”被不断的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却对政治问题的学理研究提出了十分迫切的现实需求，主要因为：(1)有效调和改革开放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迫切需要党和政府更新执政理念和构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政治运行机制，需要有效的政治来规划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在一个充满价值冲突与利益冲突的时代，政治是如何管理和化解冲突的艺术。(2)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家主权、公共政策自主性都受到国际规则、全球资本力量的制约。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真正地“和平崛起”，因为大国的成长在改变现行国际政治格局的同时，一定会引发剧烈的利益重组和国际冲突。因此，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高明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进入一个迫切需要政治智慧与治国技艺的时代，但也有可能可怕地沦为一个丧失政治智慧的民族，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时常警醒的全局性问题。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对政治抱有极端厌恶和仇视的感情，政治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于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肩负着极其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其中，我们不仅需要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评判，以提供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更重要的是，基于政治学者独特的智识优势，对中国政治现象和政治经验事实进行政治学的学理解读和深度研究，以提炼理论与增长学术。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事实的系统把握，对政治发展内在机理的学理研究理应成为广大政治学人的重大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遵循“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基本顺序，以经济发展的成就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充足的养料和坚实的基础，政治发展的制度成就又成为滋养现代经济成长的土壤和养料，两者的有机互动共同缔造了相对有序的制度转型与体制转轨，创造了中国式的发展奇迹。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诸多社会政治问题，市场化改革的综合效应溢出经济领域，成为诱发诸多社会抗争事件的重要根源，并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造成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甚至有国外学者将之视为“陷入困境的转型”[1]。然而，中国政体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呈现出更多的韧性。Andrew J.Nathan认为，中共政权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政治权力交替的制度规约；(2)政治精英提拔更注重选贤任能，反对派别考量；(3)政权体系内部的机构分化和专门化；(4)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的输入制度建设[2]。虽然“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说法不一定契合中国的政治发展实际，但这种理论主张从侧面揭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面向，尤其是其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弹性和调适性的一面。

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没有选举就没有责任”，民主选举是政治责任的保障与兜底机制。但中国实行的并非是西方的选举民主，与之相对应的问责方式也自然而然存在着差异。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缺乏选举民主的压力，但是中国政府依然对公共服务、社会公正和民生等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因此，国内外的政治学者都需要跳出西方问责理论的窠臼去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机理，并深入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深度解剖和归纳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这既是正确认知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治学者推动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使命。在这方面，闫帅的新著《回应性政治发展》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以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事实为基础，不迷信也不拒斥现有的理论范式，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自己独到的深入思考和学理解读。该书把国家与社会关系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和透视政治发展的核心窗口。事实上，政治发展研究的“国家范式”和“社会范式”各有其相应缺陷。任何政治系统都包含国家与社会两大结构，而且这两大结构都应当发挥相应的政治功能。要实现政治发展、提高政治系统的能力，就需要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因此，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变迁[3]。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很强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色彩。闫帅博士的新著将社会抗争和政府回应视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基本面向，试图通过观察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概括为“回应性政治发展”，以对我国从社会抗争到政府回应的政治秩序再生产过程做出解释。作者认为，回应性政治是以政治稳定为目的，以“社会需求—政府供给”为过程，国家对社会需求保持了较高的敏感性，并通过不断的调适、学习、回应来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有需求、政府有回应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推动政治发展的一种制度变迁过程[4]192。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确实不失为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切入点，通过找回国家与社会互动范式，并以政府转型作为研究对象和具体载体，挖掘政府转型背后的内在机理和政治发展效应，显然是作者做出的果敢而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学术尝试，体现了年轻学者的情怀与担当。事实上，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不仅可以检验、挑战乃至修正任何主流的政治科学研究结论和范式，也有极其丰富的素材足以构建中国政治学全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政治变迁机理的探究，刺激着政治学研究者的想象力，也对学者们充满了诱惑和挑战，深入探究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中国政治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二、渐进增进政治回应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

闫帅博士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概括为“回应性政治”，也深入分析了回应性政治产生的深层逻辑和内在缺陷。实际上，如果将观察的历史时段拉长，跳出政府转型的阶段划分来审视中国政治的回应性，则“回应性政治”不止局限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政治秩序再生产过程中，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治就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回应性特征，主要是基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宗旨，以及作为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回应性是党的优秀政治传统。但在赶超战略长期主导党的执政实践和政府行政行为的情况下，政治回应性长期被发展和建设的压力所遮蔽，并且，中国的政府转型和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政治回应性也就不是处于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极化状态，而是一个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渐进增进政治回应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

变革一般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革，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以及公众自发试验、主动推进与政府自觉回应、积极推广的自洽性变革三种[5]。无论哪一种变革模式，变革过程都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变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调适。郑永年将中国的改革称为“危机驱动型”改革，没有危机不会进步。中国的改革是分解式的改革，任何特定时期都只把一种改革定位为主体性改革，改革始终遵循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过程[6]9、12、133。确实，中国的改革是“社会问题倒逼式改革”，强烈的问题意识是解决问题的现实基础，社会通过改革这种相对“温和”的“渐进”方式来“革故鼎新”“除旧布新”，从而推动社会发展[7]。Dali Yang将中央政府采取的行政改革和行政调整措施概括为“行政修补”(administrative tinkering)，认为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地进行行政调整，通过有效的行政修补成功处理了不断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8]。马克·沃伦认为，在应对与发展相伴而生的治理难题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鼓励各种级别的政府和不同机构试验各种公民论坛，这些论坛有一部分是审议性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协商性的”，重点关注的都是制定出积极反映民意的政策，并将其概括为“治理驱动型民主”的政治发展路径[9]。有学者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经验在理论上归纳为“治理适应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改革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能够在政治上保持战略性的改革共识和理性的政策选择，充分利用国家制度框架中有效的政治和行政资源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以政治的稳定为基础推动渐进的政治改革，调整和重构国家治理机制，保持国家治理机制对转型危机的应对能力和适应性[10]。中国的政治体系的功能正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包括对官员行为的问责越来越严格，国家治理的民主性、法治性和公正性程度越来越高，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社会民生事业建设和以环境治理和生态可持续为核心的发展质量。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源自于国家治理内外环境的深刻变革，执政者试图在有效回应这些变化和挑战的过程中建立更富效率和活力的体制、机制，以维护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事实上，中国的回应性政治主要由党管干部制度和非选举问责两大因素促成。一方面，中国责任政治的生成来自党管干部的制度效应。中国凭借党管干部的原则，将价值、理想和道德因素注入干部制度之中，有效地降低了经济人取向对干部制度的侵蚀，抵御官僚的理性经济人取向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分割，迫使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使命[11]。另一方面，由外向内、自上而下的“非选举问责”也增强了中国政治的回应性。在“非选举问责”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合法性与公民构成联系，中央政府对于公民有合法性诉求；中央政府通过政治利益与地方政府构成联系，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有政治晋升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通过地区管辖权与公民构成联系，公民对于地方政府又有公共服务的诉求。在这种问责模式中，公民主要通过以社会抗争的方式驱动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通过“一票否决”的压力型绩效评估体制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间接将民众诉求传递给地方政府，最终迫使地方政府在实际行为上开始关注公共服务，在财政投入上向民生领域倾斜[4]197-198。党管干部制度和“非选举问责”的有机结合形塑了中国政治的回应性，随着民众间接问责力度和中央政府直接问责力度的加大，中国政治的回应性也相应得到增强。

当然，中国政治的回应性并非始于社会抗争，也不会终结于社会抗争的消失，社会抗争很大程度上只是增强中国政治回应性的一个关节点，社会抗争显露出的社会需求也就很难成为中国政治回应性的惟一依据和逻辑起点，除了社会抗争，中国政治的回应性也来自于市场发展、社会新兴势力的成长、信息社会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的挑战，因此，中国政治的回应性是全面和综合的回应。

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多重力量交相辉映，中国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政治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发展型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各阶层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激化，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显性社会抗争和以政治不信任为代表的隐性社会抗争逐渐加剧。社会组织的兴起使得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民众的利益表达行动开始追求利益补偿、权利保障、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正在形成。随着信息社会的崛起，网络这种新型社会空间激发了民众的表达欲望。Richard Baum认为，随着手机、个人电脑、互联网及SMS文本消息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普及，弱势群体的不满被广泛动员起来，将行政性冲突通过局部化特别处理的方式进行遏制的策略逐渐失效，表达社会不满的事件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进而对政权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1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转型危机诱发的治理危机必然促使中国政治体系做出适应性调整，以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挑战，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推动着中国政治体系不断增强其回应性。

三、在回应性中增强调适性是创造中国政治奇迹的内在机理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不仅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制造业产出占比已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12年的19.8%，而且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中国经济奇迹相比，中国的政治奇迹却很少被关注。中国走的政治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西式民主道路，政体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由政绩来获得合法性的体制，只要能有效履行诺言，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动摇。事实上，中国政治奇迹的生成逻辑在于，党和政府敢于直面和回应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并在回应性中逐渐强化政治体系的调适性。解读中国政治奇迹的内在机理不仅需要考虑中国政治的回应性，还应重点关注中国政治的调适性，这也是闫帅博士值得继续深入拓展之处。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稳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公民、社会组织、市场经济、现代政府和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模式需要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的结构性调整和现代化转型，意味着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对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嵌入，以有效激发治理体系的治理功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回应性不仅体现为对社会需求的期望，而且必然体现为治理主体内部的结构性再造，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结构的主动性调整，国家治理的回应性和调适性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经历过复杂的试错性演变过程，但正是在政府、市场、社会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职责被圈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13]。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动性调适，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的职责与功能，还能够为市场发展和社会成长释放足够的自主空间，以激发它们的治理活力。调适性是衡量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变量，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调适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和核心路径。在一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政治文化日益多元分化，执政党和政府亟需及时调整和变革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不断改善和提高党和政府适应国际、国内复杂环境挑战的能力。

回应性政治更多涉及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研究中国政治发展还需要将研究视角从政府拓展到包含执政党在内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鉴于党政关系在中国的特殊性，关注中国政治发展既需要看到政府转型，也需要看到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既要看到政府对社会需求的被动回应，也要看到党和政府内部主动的适应性变革。没有组织会对其内外环境的动态变化漠然处之，不断革新自我是诸多组织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相较于政府的被动式回应，党和政府内部的适应性调整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更鲜明地彰显了中国政治体制的韧性。闫帅博士的研究只关注到了社会抗争带来的外部调整效应，对政治体系内部主动的结构性调整关注不够。中国政治发展是回应型调适模式，执政党和政府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主动改变内部治理结构和运作流程与规范，主动适应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在回应性中强化调适性是成就中国政治奇迹的内在机理。具体来看，中国政治的调适性主要体现在创新意识形态、更新执政理念话语、拓展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等方面。

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频和内容分析，我们发现党的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其现代性取向不断彰显，现代化程度稳步提升。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回应性，通过执政理念的调适增强治理制度的回应性，并在增强政治回应性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治体制的调适性，是中国实现健康和安全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超大规模社会在急剧的革命性变迁过程中保持活力并能维系稳定的重要经验[14]。从“三个代表”拓宽党的阶级基础，到“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设”等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主流意识形态也一直围绕着执政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适，不断汇入新的理念元素来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在组织建设方面，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向市场和社会组织中延伸和拓展。2014年，在企业党组织建设方面，全国21.3万个公有制企业中，19.4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公有制企业总数的91.0%。297.3万个非公有制企业中，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方面，全国43.9万个社会组织中，18.4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社会组织总数的41.9%[15]。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党逐渐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方式，试图建立党与各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制，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步趋向规范与和谐。面对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执政党全方位扩大工作覆盖面，充分确保了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16]。各级政府也不断通过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相继形成一大批集信息与咨询、审批与收费、管理与协调、投诉与监督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服务中心，不仅再造公共服务流程，同时也提高了政府对市场、社会和民众的服务效率和水平。

在拓展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方面，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政治吸纳策略将新兴的经济社会精英(特别是专业人才和科技精英与私营企业家)吸纳入党，以改善和优化党员的结构与素质，积极拓宽执政的社会基础。2014年新发展党员中，工人14.5万名(其中农民工5 006名)，农牧渔民35.2万名(其中外出务工经商人员1.8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6.4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18.9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0.6万名，学生76.7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3.3万名[15]。执政党显著加大了吸纳新社会阶层、新兴经济精英和大学生的力度，而工人、农民作为党的传统支柱，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党员吸纳标准和党员社会构成的变化，生动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党对社会变迁过程中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一种政治承认。

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主要选择“内部多元化”来实现政治开放，即政治过程向各社会利益群体开放，各种利益先“内部化”，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动代表和整合多元的社会利益，并通过现存政治体系和现有的制度、政策框架协调利益[6]61-62。执政党不断完善代表大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建立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试图使代表制度成为人民表达利益和政治诉求的重要渠道；同时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和竞争性选举的力度。另外，党借助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平台，对党员领导干部群体进行不间断的理想信念重塑，以及知识培训和工作经验交流，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在政府治理的制度建设方面，主要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大，国务院部门的审批项目先后进行多次全面清理，取消和调整了大量审批项目。政府信息公开是推动公民参与、发展政治民主、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备要素，2008年5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信息公开立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现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增进政府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总之，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党和政府通过创新意识形态、更新执政话语、加强组织建设、拓展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推进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等策略成功增强了党和政府对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内外环境的回应性和调适性。一方面，政府对社会抗争的外部被动式回应能够暂时确保政治秩序的长期维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内部一系列主动的结构性调整能够使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和前瞻性更强，使自己能够主动适应改革所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不断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扩充和政治秩序的再生产。在回应性中不断强化调适性既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政治奇迹产生的内在机理。

闫帅博士的新著虽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任何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完美，它是作者在某一特定阶段独立思考的产物。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是否优秀，并不是该学术著作受到学界和读者的追捧程度，而是该学术著作是否能够为学界进一步观察某一学术问题打开一扇新的学术窗口，通过学术增量的积累为未来的研究奠定新的起点。理论在实践面前永远是第二位的，学者最需要的不是拘泥于理论本身的圆通，而是时刻注意反省已有分析模式对中国政治经验事实的解释效力。就中国政治研究而言，问题提出的方式和理论分析框架都应该是开放性的，应该随着研究者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的逐渐丰富而不断加深对中国政治发展内在动力、基本轨迹和内在机理的理解和把握。《回应性政治发展》一书在关注政府转型现象和事实本身的同时，注重由表及里，深入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追问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评价中国政治发展的效果，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进行理论演绎和展望，给出了大体令人信服的解释框架和理论概括，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学术遐想，其研究尝试对深入观察中国政府转型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镜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其发展道路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不仅是各种外来理论的实验场，而且能够成为新的分析理论的发源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也必将从外来理论的“消费地”过渡到新理论的“生产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闫帅的理论探索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学科意义的，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为丰硕和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Minxin Pei.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2003(1).

[3]吴晓霞：《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后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2期。

[4]闫帅：《回应性政府发展——中国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观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5]郭根、范明英：《社会变革的动力谱系：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性研究》，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5期。

[6]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7]吴忠民：《社会矛盾倒逼改革发展的机制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8]Dali Yang.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9]马克·沃伦：《中国式“治理驱动型民主”》，载《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3期。

[10]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

[11]刘建军：《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

[12]Richard Baum.“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held in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Sciences Po,Paris,17 January 2007.

[13]何显明：《政府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60年来政府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4]唐皇凤、陶建武：《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15]中共中央组织部：《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新华网2015年6月29日,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29/c_1115760045.htm.

[16]唐皇凤：《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吴兰丽

作者简介：唐皇凤，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与治理、公民政治心理与行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

收稿日期：2016-03-10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6)04-0008-07

Repons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China Politcs:A Review on Yanshuai′s New Book“Respons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ANG Huang-f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Doctor Yan Shuai’s new book “Respons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rom development-oriented to service-oriented as the subject,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logic of political order’s reproduction during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and calls it“responsive politics”.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CCP and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adaptation,have initiated to respond the social demand,built a stable political order,promoted political development,and achieved the effective and legalized governance.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radual progressing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is the basic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However,besides research on CCP and china’s government response to social contention,we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practice and basic context of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ponsibility; adaptability; research about book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