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深化与分化

许永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叙述由于战争的影响从战争初始阶段的隐匿逐步转向积极干预现实，这种呈现的方式的转换既承续“五四”关于人性话语问题讨论的精髓，又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为深广的延展。同时，由于政治力量条块式的存在，对战争的体验与经验使得对于战争初期统一文学制式的认识逐步消解，文学有了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服膺或是反抗而产生的对于人性问题关注的不同，进而呈现出的分化状态。

四十年代小说；人性话语；五四运动

博登海墨曾感叹道：“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当我们仔细辨认它并试图解开隐藏于其后的秘密时，往往会陷入迷惑”。［1］正义如此，人性莫不如是。梁实秋也曾言道“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2］围绕人性的论争古已有之，例如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等等。五四以降，有关人性的讨论纷乱迭起，可谓是众声喧哗，各种借以人性的视角来进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或自我思想的发扬，将人性话语问题阐述得更加纷繁复杂。三十年代，梁实秋与鲁迅等人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更是将人性话语言说推向一个高潮。建国后的五十年代，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和巴人《论人情》等有关人性话语的论述受到批判。八十年代周扬等人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论争再一次受到批判。可以说，人性话语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在某些时段成为文学论争的焦点而贯穿始终。四十年代小说中对于人性话语的关注并不缺乏，但是，对于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研究却略显单薄，而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表述正是复杂历史环境下人性话语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另一种方式的呈现，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研究。

一 从隐匿到凸显：人性话语呈现方式的转变

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脱离不了政治的干预和作用，具体到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战争，而“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3］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文化，无不受战争影响下的政治关系的制约与规范，进一步而言，研究四十年代小说人性的话语，战争这一重大的政治语境成为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环。也正是由于战争的影响，文学中人性话语的呈现方式有了较为明显转变。

首先，战争初始环境下文学中人性话语问题的隐匿。清末民初以来，借以通过“新民”“新人”与“立人”等途径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仁人志士深刻认识到“人”对于中国国家民族建立的重要意义，所以梁启超发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4］鲁迅也认识到“角逐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转为人国”，［5］而“新民”“立人”的目标实现则是通过文学来提倡，故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7］而文学中对于“新民”与“立人”思想的宣扬，无疑是对于人的个性精神的张扬和人性的关注，甚至有人疾呼“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8］可以说，清末民初以来对人性话语的讨论是实现国家民族建立的重要内涵，也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方式。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国家民族的危亡迫使知识分子放下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而转向急就章的抗战洪流。文学中对于人性的表现逐步隐匿，国家民族大义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主流。很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或以笔代枪参加战斗，穆旦作为中校翻译官身份加入中国远程军，参加缅甸对日作战。阿垅作为随军记者深入前线，记录对抗战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丘东平作为一线指战员参与了“八·一三”等军事行动。战争迫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五四”以降的“个性解放”转向以国家民族大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战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以笔参战，以文参战成为一时之风气。面对日本对南京等城市的暴虐，对于侵略的文学美化，阿垅所要表现的不是“失败主义”，而是“用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把握现在和未来”。［9］张恨水力图实现的是“以之配合京沪线战争之烈，及南京屠城之惨，将不失为一时性之小说”，［10］都是以抗战以来的战事作为其主要的对象。在文学中凸显出了民族大义等国家层面叙事和情感的需要，为抗战“鼓与呼”，让人们了解当前局势，了解抗战中英雄的事迹，为抗战争取更多的力量和支持。

相较于张恨水、阿垅等人直接描述战争的惨烈，大多的作家由于没有战事的经历和经验，转而借用历史题材的作品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危亡的担忧，《伍子胥》就是这样一部战争的“隐喻”之书。冯至对伍子胥紧张惊险的逃亡过程的叙述，时时映照着现实中知识分子在迁徙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战争场面的残酷相比，作者着力刻画逃亡过程的宁静，这种宁静给人一种精神层面的压抑，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坚定。在面对兄弟相别，父子相隔的场面，那种为了“复仇”而决绝的勇气和内心的挣扎，不得不说面对战争和不幸时，人性的复杂甚至看来有点扭曲的状态，正是昭示出此前抗战环境下，战争对普通人内心带来的激烈和宁静的冲突与矛盾。由于战争初始阶段的残酷与激烈，同时加之于对于突然爆发的战争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撼，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的目光投注到抗战这一主流话语之下，因而在抗战初期，梁实秋在其主持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发表的“编者按”，即“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11］“与抗战无关论“遭到了群起而攻之，并引起了抗战形势下对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战争迫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对于抗战文学的贡献中，对于人性的关注此时稍显寂寞，人性话语的表述和关注处于一种“隐匿”的状态。

其次，隐匿并不等于缺失，由于战事的旷日持久，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心逐步转移到战争环境下现实生存的问题，进而在文学表现中对人性话语的关注逐步凸显。抗战文学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等于是对战争的直接描述，除了应有的报告文学对于战争真实场景细节的描写之外，大多的文学作品将目光或者方向投射到个体复杂而多变的内心世界的描摹，借以反映抗战以来战争对于人们心理世界的摧残和戕害。抗战伊始，张恨水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大江东去》讲述了在战争中作为前线指战员的孙志坚拼死守卫南京的情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穿插有妻子薛冰如、江洪等众多人物的爱恨情仇。正如袁进所说，“多角恋爱的线索漫无节制地同抗战生活纠缠在一起，重点则又落在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上，成了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说，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因而，我们说，张恨水的这类作品在真实地反映抗战生活上，与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12］一方面由于张恨水对抗战的熟悉程度不够，小说中战争场面的描写大多是根据他人的诉说和新闻的报道而获得，使得在表现战争场面上显得空洞。另一方面，张恨水延续了四十年代以前小说中爱情关系的言说方式，驾轻就熟，可以说因袭旧有的创作模式，一时之间难以转换，从而造成抗战意义的消弱。但是不可否认，在战争环境下，张恨水对于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情节的叙述很到位，在这个过程中，薛冰如对江洪一路上的细心备至的照顾而产生的情愫，和对“捐躯赴国难”的丈夫孙志坚生死未卜的担心到后来的漠不关心两相对照，清晰地凸显出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变异，这种变异一方面可以认为是环境和形势造成的，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由于人性本来所具有的欲望的驱使和骨子里追寻安全感的心理需求所导致。为了取回丈夫的故剑，薛冰如不顾危险重返旧家，我们可感她对于孙志坚的爱情，但却对其在丈夫生死未卜之时的移情别恋而感觉到痛心疾首。江洪以国家民族大义和兄弟手足之情拒绝薛冰如，将民族大义与国家责任提高到了新的层面。可以说，作者在追求抗战救亡和民族大义的叙述中，战争始终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然而作者的最终落脚却脱离不了对战争的表现中“人”的因素的主导，所以才有了“这部抗战言情小说虽然也有三角，但早期源自传统言情小说的哀感顽艳却被刚健大气所取代，抗日军人的豪迈胸襟抑制了个人情慷而不显得硬涩”［13］的结果。与张恨水抗战初始阶段这种直接描写战争而带来的人性凸显的表达有所不同，抗战后期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则始终围绕着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展开，在爱情的叙述中，两个情场高手的斗智斗勇，将恋人内心复杂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战争则成为两个人爱情关系的一大转折，由于香港陷落，原本分道扬镳的两个恋人又重新走到一起，战争不再只是背景或环境的映衬，战争的时局直接参与到两个人内心的情感的波动起伏之中，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走向，最终又以战争的改变而改变两个人命运的结局。可以说，从抗战初始阶段因为国家民族危亡的需要而着意刻画的文学中的人性到抗战后期因为现实生存的压力而表现出的人性无疑是一以贯之的，但是却因为战争的变化而有了明显不同的侧重点。战争初期的爱情中人性的表现是以凸显民族大义为导向的，而抗战后期则着力倾向于战争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影响，进而凸显人性的异化问题。

抗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放眼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14］这两种潮流的隐匿和凸显，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人民文学”的凸显支持和配合着国家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实现着整个中华民族“民族性解放”的宏大志愿，而隐匿在宏大主流之下的“人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个性解放”的寻求，这两种潮流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很难说是哪一方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因为，没有个体的解放，民族国家的“民族性”解放很难谈得上彻底的解放，而个体的解放依然是与国家民族的解放相依相存。这两种趋向的努力共同构成了文学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完成了抗战时期“民族性”与“人性”之间对于文学矛盾的要求，进而达到文学对于现实广度和深度的诉求。

二 对“五四”人性话语的承续与深化

对于人性话语的关注，四十年代小说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影响而停止探讨，而是迎来“五四”之后又一次高潮。只是这两者在呈现的方式以及表现的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并不妨碍其在内在表现力上的共同性，那就是面对时代、国家与个体的命运前途，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差距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入世”精神。可以说，“五四”人性话语的关注是以凸显个体的“个性解放”为主要表现方式，国家与民族、社会等作为其运动或施展的主要空间。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国家、民族和社会等领域的空间得到大大的拓展，战争中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和上升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去定位个体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战争将个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忧患意识始终激荡着个体的内心，知识分子开始着力表现“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人性。另一方面，战争对个体人性的发现，由于战争的持久和深远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人性话语的叙述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变化从外到内都得到深化和拓展，换句话说，四十年代人性话语的表现是对“五四”人性话语的承续与深化。正如绿原所说，四十年代小说的表现在“深度与广度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无法企及的”。［15］

“五四”人性话语的叙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问题和“个性解放”等方面的关注。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中谈到：“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教等哪里会有？”［16］直接将“人的发现”作为国家、社会等存在的起点和基础。茅盾认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17］周作人也论道：“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兽性和神性的结合便是人性”，［18］人性是介乎兽性和神性之间，并且把人性与国家的、种族的等区别开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者之间是缺乏联系的。郁达夫在《沉沦》的最后，借青年的口吻呐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9］典型的代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命运与个体前途之上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纠葛，最重要的是传达出个体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以及渴望得到解脱或救赎的一种努力。从国家民族与个体的关系角度来说，四十年代与“五四”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两者的认识问题的角度或者最终的旨归方向来看却又有着千差万别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大量书写家国意识的文学作品出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一时的主潮。个体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诉求相对立的状况这时得到了消解，国家民族大义作为凸显个性的题材，融入到文学的抗战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遗忘战争环境下的个体生存的遭遇，也即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将人性更深层次的思考置于国家民族的危亡之中。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对战争中人性的思考越来越多，而且表现得更加丰富和深刻。习惯了炮火连天的生活，在动荡不安中最重要面临的是生存的境遇，由于大量知识分子处于大后方，虽有一腔热情，却始终与战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开始上升，日常化的写作和叙述逐渐增多。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战争往往成为叙述的一个遥远的背景，很难把日常的生活与战争放在同一个层面加以考虑，更多的是日常的琐碎和现实时时困扰和影响着人的内心，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已经不再成为主要的内容，相反，人性话语的叙述从内在反而更加地凸显出战争对于人性的变异和戕害。此时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个体内心的需求，或是通过物质的追求，或是精神的引导，“五四”以降的人性话语又重新回到文学的视野之中，并承续着“五四”“个性解放”的精髓。

在回答“五四”关于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中，青年的出路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五四”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延伸至四十年代。1943年创作的《寒夜》，巴金延续了《家》中对于“反叛者”的叙述情节，只是这一次是从觉慧们叛逃的大家庭切换到出走之后组建的小家之中。曾树生和汪文宣不顾忌传统的习俗和形式，因爱而建立的家庭，无疑有着鲁迅《伤逝》的思考，同时也回答着“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巴金的《寒夜》开始了对《家》的反思，这种反思正是建立在两个人自由结合的抗战环境中。新女性的曾树生一方面纠缠于内心的情感的渴望和失望，另一方面受到婆婆旧观念的指摘和讽刺。唯一对于未来抱有的希望则是家庭的稳固和和谐，尤其是汪文宣的振作和崛起，而这和谐的希望在汪文宣看来要到“抗战胜利就好了”，一切的小家都是建立在国家的安定和富强之中，这与五四时期郁达夫在《沉沦》中那最后一声呐喊何其相似。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女性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一切勇气和决断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那些琐碎的事物和现实的物质都成为阻挠爱情继续和深入的根源。对汪文宣那懦弱而又真挚的性格心理刻画，将战争中一个普通职员对于家庭的责任与对爱情的卑微和渴望的心理表达得丰富而又真切。这种人性的关照应该说是在承续了“五四”以来对于传统爱情反抗的余脉，曾树生的逃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它的承续并不是对“五四”人性话语的复制，更多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曾树生逃离又回归之后的落寞，是对于“五四”觉慧等反叛青年当下的新的解读，还有那时时刻刻凸显和影响着的下一代青年的小宣，他那沉默而又颓废的身影始终是对于胜利了也没有高兴的影子的一种深化。“八年的烽烟已稀，八年的流亡生活结束，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了吧。但我回到重庆，却看见人们仍然深锁愁眉。是八年的痛苦压缩了人们的心？是祖国的前途使人感到迷茫？即使是庆祝胜利的探照灯光柱在山城的夜空上交叉照耀，也唤不起人们的热情”。［20］从这个点上来说，巴金对于人性的叙述，较之于《家》的刻画，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和冷静的认识。正如张爱玲所言，“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21］

无独有偶，被胡风称为“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的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22］在路翎阅读鲁迅的过程中，深刻的感受到封建制度对人精神的摧残和压迫，［23］自觉的保持着对时代的冷静，延续着鲁迅的道路，诚如胡风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所言，“那个时候，似乎鲁迅底斗争道路也已经过去了，因而鲁迅的名字也似乎和沉醉在炮火声中的他们隔离得非常远。”［24］但是路翎继承着鲁迅的精神，将鲁迅对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系列人物的书写向前推进。一方面，从《财主底儿女们》中对待人性的态度来看，他延续着巴金《家》时期的对于旧的家族制度的反抗，忠实地肯定“五四”“个性解放”在四十年代的必要性，对于“五四”一代的“个性解放”和人性的追求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停止探索，在对蒋纯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是带有一定的问题意识的，尤其是蒋纯祖在高呼“革命应对个性尊重”的呐喊声中，实现着对19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人性认识的超越。他对现时的战争和人性关系投入了社会革命和“个性解放”的视野，使得在“五四”时期还处于模糊人性的表达因为有了具体的场域而显得清晰和明白。另一方面，对于现实的关照和思考，蒋少祖的形象并非因循觉新形象的塑造，虽然两者在最终臣服于旧的家庭之中，但是却有质上的差别。觉新对家庭的责任和传统的使命所负有封建意味，使他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封建礼教孝子贤孙的角色，他对于封建的家族制度的臣服带有不情愿和迫不得已的成分，这和鲁迅对于魏连殳、吕纬圃的刻画是异曲同工的。蒋少祖接受过新的文化，是生了翅膀的飞翔，他的回归既没有“五四”时期外在经济上的压力和束缚，更没有时代给予他们强大的对立面，他们的服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封建文化的一种体认性的自觉。正如觉新的辩白中所言“连三爸读了多年的书，还到日本学过法律，都只好点好，我的解说还会有用吗？”［25］蒋少祖“渴望安息，觉得自己是受了希望的哄骗”而陷入到虚无之中，“生活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以后还不是这样吗？毁坏什么呢？又建设什么呢？有什么不同吗？”［26］这是复杂人物的另类呈现，可以说在追求现代人性的解放过程中，蒋少祖们并不少见，而集中刻画觉慧和蒋纯祖的形象反而会陷入一种单一的循环模式。跳出时代的圈子来看，蒋少祖则是觉新在新的时代一种延续性的表现，这种表现并不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影响他们回到旧家庭的是个体内心固有的传统观念的认同和个体在寻找适合自我发展道路过程中不断调试的心性使然。从这个层面讲，路翎所要表现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蒋少祖和蒋纯祖青年系列形象构成的，是一种多元的和立体的复杂人性的展现。

经过了“五四”洗礼的茅盾，进入到战争年代以后，对于原有的人性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观。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的大会上，茅盾做了《最理性的人性》的文章，他说“‘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下，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27］换句话说，此时对于人性话语的关注已经不再仅仅是“人的发现”和“发展个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追求个体个性化的表达中，实现对于“国民性或民族性”关注的目的。茅盾在四十年代小说的创作中积极的实践着这一观念。写于1941年的《腐蚀》结合了重庆时期经历的和听说的人和事，采用日记体的形式来写特务机关的内幕，力图表现大后方内部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以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大后方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刻画了赵惠明这个失足青年女特务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性中爱与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复杂性，将战争的触角从前线伸向大后方，将民族斗争具体化为群体或个人的斗争，可以说，茅盾很好地表现出了时空转换下的人性生存境遇和现实状态，贯穿始终的是对国家民族不同阶段、不同时空下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刻洞察力，将《子夜》的人性叙述又向纵深地带推进了一步。

三 不同政治语境下人性话语的分化与失落

这里所说的“分化”，主要是指由于战争的分割，条块式的政治力量的存在，战争的体验与经验使得对于战争初期统一文学制式认识逐步消解，文学有了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服膺或是反抗而产生的对于人性问题关注的不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军事力量基本处于稳定态势。由于政治观念的不同，各区域出台了不同的文艺政策方针，要求文艺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与之相适应或者相对立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反映出不同地域对于人性关注的侧面，进而展现出五四以来人性分化的趋向。

沦陷区作为特殊的存在，常常被文学史所忽略。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东北沦陷，沦陷区文学也拉开序幕。随着日军侵华步骤的加紧，沦陷区越来越多，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相继沦陷，沦陷区文学也逐渐增多。为了配合军事上的侵略，日本在文化上也丝毫不松懈。1934年日本人组建满洲笔会，1937年建立满洲文话会，并于1941年由伪弘报处公布了《文艺指导纲要》。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出台了大东亚文学纲领，召开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以及设置大东亚文学奖，一系列的文化殖民侵略带给沦陷区最黑暗的记忆。与这种文化政策的高压相左的是，除了一部分作家文人迎合和赞美日伪文学政策之外，沦陷区其他作家文人则与这种政策的宣传和实施保持了距离或者沉默，上海沦陷区尤为显著。对于上海沦陷区文学的表现，在吴中杰看来是一种“市民文艺”的呈现，他认为“这种文艺，既不宣传抗日，也不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没有革命意识形态，也不低级趣味，谈论的是市民常见的问题，表现的是复杂微妙的市民心里”。［28］这与张爱玲所述大致不差，张爱玲在对傅雷就“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29］题材问题和与现实脱离的批评之后，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做了回应，“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21］所以在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很注重强调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尤其是女性的心理活动。如果说沈从文追求的是一种自然人性，那么张爱玲实现的则是一种日常化的人性，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封锁》把一辆电车里的人情世态刻画得细致入微，男男女女的情欲和社会之于人的观念变化都统统摄入，可以说封锁的电车是一个小社会的反映，在小社会中，人性的世俗心态和丑陋全都暴露出来。《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又何尝不是，她的命运坎坷，是世俗的眼光的打量，也是内心物欲化的结果。张爱玲沦陷区的创作，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下世俗社会悲凉人生的风俗画，作品中的男男女女“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1］她的启示在自我人性的展示上是一种“未完成状态”，但最终的指向还是在时代的揭示，“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21］困顿于上海沦陷区的钱钟书，旨在“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30］1他先后创作了《写在人生边上》《围城》。《围城》以一种线性的流动，写知识分子的流亡经历，是抗战时期一种流亡意识的体现，这种流亡的重点不在路途的遥远和身体的疲倦，体现更多的是一种“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精神困境。文中“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30］127无论爱情还是事业都在一个围城中。这种复杂的人性困境，在流亡过程中，主要围绕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人的爱情纠葛，与此同时，作者也着力塑造了“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31］方鸿渐作为连接爱情和事业两大群体的桥梁，典型地体现出了在婚姻爱情中的“围城”心态和对待事业的“过客”心态，揭示了人性的丑恶与伪善，这与作者那“幽默”的讽刺与时代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丹纳所言，“许多完美的作品都表现一个时代一个种族的主要特征；一部分作品除了时代与种族以外，还表现几乎为人类各个集团所共有的感情与典型。”［32］钱钟书的《围城》正是将人性放大到普遍社会和时代环境之中，或许和平年代这种人性的丑陋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一旦处在战时环境，特殊时代的作用淋漓尽致将这一阴暗面发挥到了极致，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性格。

国民政府在1927年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初就提出了以“三民主义文艺”为核心的“文艺政策”。抗战时期的1942年，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33］系统地阐释了“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的“四个基本原则”，以及在“四个基本原则”基础之上的具体的“六不”和“五要”政策，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意识”，“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种“‘含混’的政策和‘矛盾’的需要”［34］的文艺政策一经发表立刻遭到梁实秋、沈从文等人的反对，梁实秋在《关于“文艺政策”》中认为“‘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这个主张我认为是很合理的。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那乃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策略。文学所描写的对象，真正讲来，是‘人性’，亦即是人类所同有的基本感情与普遍性格。至于材料属于哪一阶级，在替哪一阶级张目，这都无关宏旨。所以文学作品只有成功失败之分，好坏之分，我们并无需问是属于哪一阶级。人性是不分阶级的”。［35］问题又回到之前关于“人性”和“阶级性”的讨论中。梁实秋 30年代所写的《所谓“文艺政策“者》一文中首先质疑的就是：“‘文艺政策’，谁的文艺政策？”进而论述道“‘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36］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梁实秋在《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中就已经做了总结，“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37］此时对于“文艺政策”的理解，更多地则是以人性的文学来反对政治的文艺，而要求文学的自由。沈从文在《“文艺政策”探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政策“事实上就只有一句话，‘请莫捣乱’”。［38］更重要的是“拘束了他们的方向，都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39］同时，他强调“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态度，方可望收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的”。进而言之，沈从文并非要割裂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反而他将个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品格”作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道义和责任。他认为“从表面看来，也许与某一时某一种政治真理相去甚远，事实上不过是与一小部分政客政策稍稍不同罢了。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大不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须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40］照此言说，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合格的作品，他“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个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41］。也就是说，沈从文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人性标准之上的，而这个人性不仅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有无价值，更重要的他认定文学为“人性的治疗者”，能够洗涤民族的心灵，最终导向“建国”的目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沈从文的人性并非一味地沉浸在原始的自然欲望和观念的抒情，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及“怎样活下去”的社会现状。“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42］所以，在创作实践中，从早期《边城》《湘行散记》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转向《看虹录》《虹桥》等生命的思考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看虹录》中原始欲望的描写，最终被理性所压制，重点则放在个体的自我心理的暗示。《虹桥》中几个青年对于“断虹”的观看在日暮的景象中沉默，以及《赤魇》中五个人的行为和想法，最终被“喜事”证实的魔咒，可以说，沈从文这一组有关人性的心理实验作品，更多地游离于作品内容所要传达的现实的遭遇，而是归于一种“情绪”无处安放的纠葛，或者可以说借用放大青年的心理活动来展示微妙的人性对于外在世界的感触和抵达，尤其是在《＜断虹＞引言》中对于边地环境的描写与《虹桥》《赤魇》如出一辙，这种思维的同质而异构，将个体在同样环境下人性的复杂表达的委婉含蓄而又飘忽不定。

在解放区，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人性的叙述有了很大的转向。丁玲以女性独特的感受和视角，对在战争中处于解放区的女性的处境有了不同的认识。惨遭日军蹂躏和虐待之后回到霞村的贞贞，受到了同胞们的歧视和冷落，对于贞贞的遭遇，如果说仅处于身体上的伤痛的话，似乎治“病”成为可以缓解的手段，但是对于心理上的伤痛，这个“病”似乎病的不轻。残存在封建礼教意识之下的观念，在个性解放之风吹过20多年之后依然根深蒂固，丁玲对于贞贞的关注，可以说延续了“五四”“个性解放”的余脉。在其后的创作中，陆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隙更是将这一观念细致化和深刻化。对科学和愚昧、进步与落后成为地方工作的障碍，个体在这种环境中逐渐被消磨的意志等等这些现象的揭露，成为丁玲四十年代初期人性话语表现的最大特色。被冯雪峰认为“最成功的一篇”［43］的小说《夜》主体刻画何华明在“革命思想”和“人的解放”中动荡摇摆的心理动向。在对比自己年长十几岁年老色衰的老婆提不起生理欲望的同时，对赵家16岁发育很好的清子和比丈夫大5岁的一个23岁的妇联委员侯桂英产生了情愫，但是这些情愫都在政治的标准中被压制住。一个是“地主的女儿”的身份和对于“冬学”不参加的“落后”表现，另一个则是“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政治原则，“人性解放”被“革命思想”原则全部抹杀，反映出在转变过程中的丁玲对于“人性解放”的重新认识，人性开始受到新的因素的阻碍，这与《三八节有感》中，妇女的婚姻问题不是因为感情的原因而结婚和离婚有着相同的主旨。丁玲事后回忆说：“没有事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聊天的范围现在想起来实际是很小的，就是谈知识分子的苦闷吧！对现实的不满吧！要不就讽刺这个，讽刺那个。我抒发我的感情，你抒发你的感情，从这里边得到乐趣。”［44］延安生活的苦闷，引起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追求理想和信念的青年的“议论纷纷”。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45］这种“不舒服”是在生存问题“碰壁”之后，进而延伸到制度的“健康”问题，在他的另一篇《政治家·艺术家》的文章中认为，“艺术家是‘灵魂底工程师’，他底任务是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为了“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46］可以看出，王实味是对二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的延续，同时将文艺作为改良政治的一个手段，实现对于人的灵魂也就是“国民性”或者人性的改造。然而，借助着政治的力量，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受到严厉的批判。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将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政策和路线上来，一年之后《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其中对于“人性”和“阶级性”做了总结：“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47］周扬沿着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路线，在《“五四”文学革命杂记》中进而将文学的人性概括为“人民的文学”，他说“‘五四’有人把新文学就叫做‘人的文学’”，“历史正在急速地排除一切障碍地前进，一切‘非人的文学’，不论新旧，都将扫清，而‘人的自觉’‘人的文学’的旧口号也将全部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学’的新口号所代替”。［48］概念性的替换解决了文艺的方向和功能，解放区在此后的有关于人性的文学和讨论都在这个方向之下，甚至于到建国后的三十年，人性依然是文学和政治的禁忌。

无论以何种方式考察，得益于战争的影响，四十年代小说所展现出的人性是别具一格的。从呈现方式的转换上，对于四十年代小说人性话语的关注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而变化的，从战争初始阶段的隐匿转向积极干预现实的凸显，这种凸显的方式既是承续“五四”以来关于人性话语问题讨论的精神，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前进和深化，又同时呈现出一种分化的趋向，将四十年代小说人性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得具体而又真实。较之于“五四”那种宏大理论的研讨，四十年代小说有关人性的表现更多是日常化的一种经验与体悟，甚至可以说，在“五四”人性话语的感召和影响下，四十年代小说人性的论说更加切近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少了理论言说的启蒙，多的是如何将“五四”人性话语的言说落到实处，这应是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话语言说的艺术魅力和独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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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声波

Deepen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ity Discourse in the 1940s Novels

XU Yongning

（Chinese New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 China）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wars，the narrative of humanity discourse in the novels in 1940s gradually turned from stealth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war to active intervention of reality.The shift of presentation is not only the succession of the essence of humanity discourse discussion in the May－4thMovement，but also a profou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at.Meanwhile，due to the stripped existence of political powers，experience of wars dispelled people’s recognition of the unified literature pattern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Literature served different political powers，and caused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so it presented differential states.

novels in 1940s；humanity discourse；the May 4th Movement

I207.42

A

1674－117X（2016）06－0074－10

10.3969/j.issn.1674－117X.2016.06.014

2016－05－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性话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2JJD750019）

许永宁（1987－），男，陕西旬邑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