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

当下，“一带一路”进入了紧张有序的政策落实阶段，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正与日俱增。但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的机构和民众仍旧对“一带一路”倡议存有疑虑，尤其是对于“一带一路”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达成什么愿望，其理解还存偏差。

反观国内，迄今一些观点和言论也不乏误读，将“一带一路”等同于我国对外投资和过剩产能输出等提法，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同时，政府部门的国别风险报告滞后等因素，导致了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并未减少且被舆论逐步放大，各方对于“一带一路”投资收益的质疑亦不断加深。

国际社会亟待释疑

实际上，“一带一路”两个本质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其一，“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试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和繁荣提出的一个倡议，而只有在国内才适合讲这是中国的发展战略。这一点上，由于国内各界没有注意到国内外语境的差异，对外也过度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战略，造成了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理解的误差，给“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铺陈带来了一定阻力。

例如，我在柬埔寨调研中国水电集团的投资项目时，发现当地一名村妇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中国水电开办的中文学校接受中文教育。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是不是以后柬埔寨会被中国占领了，孩子学些中文能未雨绸缪。

而在最近一次中澳高级别对话中，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也直言不讳地提问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军费快速扩张，眼下又高调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意欲何为？

同样，一些欧美国家的大型智库也提出类似追问，一些欠发达国家尤其亚非拉地区的机构、民众，甚至表达出了对“一带一路”的恐惧感。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项国际区域合作倡议，中国是真心实意地秉着亲、诚、惠、容的态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和共享红利。接下来的工作中，中国也应该更为强调倡议的概念，避免战略这一概念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安感。

其二，在与国际社会的持续沟通中发现，一些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很有认同感，但空间上似乎不处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也因此对中国的政策对接存有疑虑。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并不仅仅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覆盖区域，而是多条“带”与“路”的总集合，不严格框定起点终点，而是开放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巨型的新型国际区域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的空问边界是模糊和包容的凸显了东方智慧的精妙。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空间边界是模糊和包容的，凸显了东方智慧的精妙，而中国也须因此对部分接受度尚低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弹性合作的方式，先落实具体项目再洽谈战略框架。

国内观念亟待纠偏

即便在国内，眼下也存在不少对于“一带一路”的误读。

其一，就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对外投资划等号。

实际上，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还需要诸多方面的努力，包括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包括进出口产品贸易，也包括逐步构建面向全球的大型自贸区网络建设，同样包括构建围绕“一带一路”平台的大小自贸区网络以及主动积极的周边外交战略等等，是包含了贸易、投资、金融、基建、人文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全面开放型经济体系。由此，尽管企业“走出去”是“一带一路”的一个方面，但不能将其直接划等号，应该同时重视多维度的体系构建。

其二，有专家提出“一带一路”须逐步输出中国现有的过剩产能，这一观念更是有害。

当下，全球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投以大量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高度警惕。在泰国调研期间，泰国发展研究院院长就直言不讳称，中国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产业，“泰国可不要”。

因而，我们更应该综合考量国际产业布局，以优势产能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为主导方向，夯实“一带一路”的产业基础。

还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重点要保障资源能源这一主要目标，由此加深了全球对于中国“资源掠夺论”的误解。

为此我们必须明确，实现“一带一路”的前提是我们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任何形式的“产能输出论”、“资源掠夺论”都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首先就应该在国内实现观念纠偏。

其三，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已经针对“一带一路”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提出了疑问。这确实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国际环境空前复杂多变，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骤增，导致投资收益的不可控性增强。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该看到风险中蕴藏的巨大机遇。

相比较“一带一路”和APEC各自搭建的国际平台，两者和而不同，尽管拥有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七国等成员交集，但两者在区域上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统计显示，APEC成员国已占到全球人口的40%左右，成为全球覆盖范围最大的几个巨型国际联盟之一。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贡献了APEC约63%的人口，但贸易总量和经济总量却分别仅约占其一半左右，表明“一带一路”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经济增长点。

至于“走出去”可能遭遇的风险，建议我国大型企业逐步建立系统性的风险识别和防范机制，可参考有关机构针对“一带一路”出台的年度国别风险评估报告，也可以开展商业性国际咨询，动态跟踪风险信息和采取风险防范措施。

这一点上，我国政府部门的国别风险报告已经稍显滞后，静态信息居多，缺乏动态的、成体系的风险分析和评估，亟待改进。

（本文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际合作室主任，由本刊记者聂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