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泼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与近十年来一直实行的“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相比，此次不加定语的表述显示出中央进行减税的决心，减税降费规模足以令人期待。那么，减税的规模能有多大？

减税带来财政减收，在财政支出刚性增长难以下降的情况下，会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因此，可承受的财政赤字规模就决定了减税的最大规模。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是衡量一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指标之一。1991年欧共体国家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规定欧元区内国家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由此，3%的财政赤字率成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1998年以来，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基本都控制在警戒线范围内，最高的是2000年的2.9%，此后逐年降低，直到2009年之后随着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实施，赤字率又有所抬高。2015年全国财政赤字16200亿元，财政赤字率约2.3%。假设，2016年GDP增长率为6.5%，赤字率提高到3%。那么，财政赤字约为21000亿元。据此计算，新增的减税空间在5000亿元左右。

不过，我国未来的减税空间，仍有进一步拓宽的余地，完全可视经济发展需要而定。

这是因为，3%的财政赤字率警戒线，最初也只是欧共体国家内部谈判妥协的结果，其本身并不具备很合理的经济意义。从欧盟实际财政运行状况来看，欧盟国家也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的平均财政赤字率已多年高于3%。事实上，只要经济长期向好、财政可持续运行，财政赤字率略微超过3%并不危及一国财政平衡和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实行减税政策不一定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绝对下降。减税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由此会带来税基的扩大和税收收入的自然增长，从而实现财政收支的再平衡。

当然，短时期内大规模的减税可能会加大财政赤字，使其超出经济和财政可承受限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风险。

“十三五”期间，为降低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压力，政府可从其他收入来源着手，增加财政可支配收入。当前，一个具有较大潜力的资源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我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用于支持国有企业发展，上缴公共财政用于一般开支的比例并不大。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隐含两层含义：提高国企税收利润上缴比例；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到2020年，这两个比例都要达到30%。

从201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看，当年收取的利润收入为1440亿元，占中央企业税收利润总额的19%，当年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数额为230亿元，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16%。据此计算，如果这两个比例都能达到30%，能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近500亿元。如果再加上中央金融类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可以增加千亿元级别的财政收入。这将为财政赤字提供进一步的对冲，降低财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