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根成,张怀民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文化领导权下的“阵地战”
——试论葛兰西理论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赵根成,张怀民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分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和基本内涵，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以实践哲学为基石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理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探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理论教育，指出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理论教育进行了不懈探索。葛兰西强调，必须重视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开展经常性的和系统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活动，培养一批职业革命家和大量同工农密切结合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将无产阶级的批判和自我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不能离开理论和实践、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紧密结合，而“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广大群众进行理论教育的过程。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了评价。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阵地战；理论教育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特征和基本内涵

在第二国际停止活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变化了的实际对理论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一方面发扬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更加无情地批判，并以西方社会思潮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做了新的解读和诠释，以使其更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卢卡奇、柯尔施、霍克海默、哈贝马斯，还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存在主义的庞蒂、萨特，以及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等。[3]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占有特殊地位。在我国，他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又与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显著区别；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他既复杂又多面的思想，“既继承了西方某些派别的思想，又与列宁主义相辅相成”[4]。在西方，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和哈贝马斯、萨特及阿尔都塞等人不同的是，葛兰西既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动者，由葛兰西主要参与创建和领导的意大利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量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共产党，对意大利国内政治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长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葛兰西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旧的国家机器，也不意味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一定要被社会民主取而代之。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其思想核心是：工人阶级应当领导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对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社会进行彻底改组，最终通过和平道路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联合体。[5]葛兰西在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拓展为“文化领导权”，[6]呼吁无产阶级以“运动战”的方式率先掌握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在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基础上，通过暴力革命或“和平交接”的方式取得政权和政治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思想是葛兰西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核心，也被视为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与“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等其他领导权理论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呈现出鲜明特征，集中体现为获取方式的非强制性和效果的权威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指通过被统治阶级的同意获得的，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人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一系列思想。葛兰西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现了统一之外，还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完成广泛的统一，因而造成主要社会集团对其他许多从属集团的领导权。”[7]“领导权成为事实的前提，就是需要估计被施加领导权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诉求，就是需要妥协形成某种平衡。”[8]换言之，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并不是依靠外力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寻求“运动平衡”的过程，这并不排除某种妥协。葛兰西指出，统治阶级是通过让人们心服口服、自愿的方式，认同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而不是通过强迫的方式，强制人们信服。而这样的文化领导权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具有强大的不可侵犯性和威慑力，在效果上具有鲜明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他强调指出，“社会集团可以在尚未夺取政权之前，就以文化领导者的形式出现，一旦他真正获得领导权，即牢牢统治着它，成了统治者。”[7]

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其知识分子观。葛兰西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价值，他指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获得和巩固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参见俞吾金的《“何为“有机知识分子”》，《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organic intellectual)的组织与传播。葛兰西是从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角度来审视知识分子的“有机性”的，这种“有机性”只在知识分子完全融入他们的社会关系、语言和文化中时，才会发生作用。在这一理论视域框定之下，知识分子要体现和彰显群众性，他所代表的理论必须“有机”融入实践活动中。葛兰西注重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每一社会集团都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或努力打造这个阶层，独立的知识分子阶级是不存在的。”[7]他提倡知识分子应该在与人民群众的互动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让理论占据群众的头脑，融进群众的生活中。葛兰西非常重视“有机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和巩固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帮助统治集团完成社会管理和政治领导的任务。”[7]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撑，知识分子指导、组织和管理着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和巩固，成为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最强有力的后盾和保障，夯实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根基。

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基础上，葛兰西指出西方革命首先是通过阵地战的方法先掌握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非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他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并没有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市民社会已经逐渐成形。即使国家出现问题，市民社会也会涌现，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7]所以，在葛兰西看来，西方革命应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他提出政治斗争的两种策略就是“阵地战”和“运动战”。“阵地战”是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入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从外部逐渐瓦解市民社会结构，最后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坍塌，随后争夺和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策略。相反，“运动战”则是指直接对国家政权实施正面的武力进攻，以暴力夺取国家领导权的策略。[9]在葛兰西看来，“阵地战”的实施是在逐渐瓦解、解构已有文化的同时，围绕无产阶级核心构建一个新文化的过程，“阵地战”是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先决条件。

2 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理论教育

葛兰西指出，意大利共产党必须重视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开展经常性的和系统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活动，培养一批职业革命家和大量同工农密切结合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将无产阶级的批判和自我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不能离开理论和实践、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有机结合，而“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广大群众进行理论教育的过程。

葛兰西认为，教育具有普遍性，而不仅存在于狭义的“学校”。他指出教育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绕在全社会之中，对于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先锋队和主力均适用”。所以，教育当中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共识的途径，取得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无产阶级不但是“统治者”，还是“教育者”。他强调，“这些实践活动激励着人们面向统治者和专家开设学校，培养形成像专家集团这一类的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担任学校老师。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既可以开设一些以通识课程为主的学校，又可以建立一些具有专业化、特色化的学校。”[7]可见，在葛兰西那里教育可以分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谈及学校教育时，他认为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学生年龄与智力发展水平，引导学生达到成熟，发展他们的智力，在智力和实践方面造就他们，使他们善于独立选定方向，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独创精神。为此，学校的组织和教学纲要应考虑智力与道德生活，而不应追求直接功利的或过分实际的目的，学习更多应是教育性的，甚至是“启发性的”。教育内容不光要涉及知识层面，如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领域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还要体现加强思想道德层面对学生影响和培育的要求。就职业教育，葛兰西指出“职业教育的类型多种多样，它的教育目的在于保持传统差异，它在适应这些差异的同时，又塑造了一种民主传统的形象。”[7]鉴于教育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中的重要性，葛兰西对无产阶级教育活动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葛兰西十分强调从强调强制的学习纪律、实施自上而下监督的学校教育向强调理性的自我纪律和道德上独立自主的职业教育或职业阶段转变的必要性。在这一基础之上，葛兰西又指出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既是学生又是老师。”[ 7]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属的“有机知识分子”担负着“教育的”“道德化的”“文化的”任务，在保证大众“自由”同意的同时转化“传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与秩序。反之，群众“通过自己本身有机的知识界技术专家实现政治影响”[7]，影响和“教育”政党。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在同普通民众的接触中以系统的、融贯的和批判的方式实现。所以，无产阶级应该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汲取养料并以理服人，通过传授知识、道德教化的方式去说服人民群众，从而使统治阶级获得强大的群众基础。

此外，作为“阵地战”重要环节的教育进程的快慢，最终取决于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无产阶级内部素质的高低。葛兰西在注重培养具有完备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同时，强调要搞好党的组织建设。葛兰西提出利用工人委员会对工人开展双重教育：一是进行技术教育，加强对工人技术能力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有效的生产者，而不是只拿工资的普通劳动者；二是开展知识教育和社会主义宣传，在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使它们约束和管理好自己的思想与行为。[10]葛兰西非常重视对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的教育工作，主张通过党校等教育机构开展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强调要选拔经验丰富、年轻干练的同志充实到党的理论宣传队伍，这种党校教育必须密切联系实际，为党的实践活动做思想理论准备。葛兰西主张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宣传。他提议出版一些党内书籍和小册子，以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指导他们的行动。宣传和学习的内容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语录、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意大利的应用，等等。[11]

3 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评价及其影响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基础之上形成的实践哲学完成了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及对其意识形态“水泥作用”的揭示，实现了对马克思“虚拟的意识”学说的革新。[12]在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在内涵和范围上实现了对领导权的拓展，而且还将道德价值因素有机地融入了领导权概念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思想的一次革新。在世界范围内而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还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理论和社会思想的进程。葛兰西之后，市民文化的“转向”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被广泛讨论和借鉴。

然而，我们发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具有一些理论不足和实践缺陷。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他“完整的”国家学说和市民社会理论。葛兰西指出，现代国家受“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影响，而成为一种更“完整的”国家，属于“延伸了的国家”。葛兰西倡议，“在给国家这一概念下定义的时候，应该包括市民社会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包括政治和市民社会，也就是说，国家是披着强制性甲胄的领导权)。”[7]在葛兰西眼里，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国家应该既是政治社会的，也是市民社会的。国家不应单单被理解为官方的政府机构，国家还有一部分应该是属于市民社会的“非官方”的领导机构。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国家，既囊括现实社会，又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13]所以，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它包含着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这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是不同的。这也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弊端。葛兰西在论述“国家”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有其不确定性。有时是从广义的角度，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囊括进来，有时又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再加上葛兰西常年被困在监狱里，缺乏对“市民社会”现实基础的细致分析，造成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呈现出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14]同时，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都属于政治概念，只是译法有所不同。关于“公民社会”，正如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指出的那样，“公民社会理论中对公民社会的解读，是将其看作一个并不存在阶级差别的整体，这显然是不成立的。”[15]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过多地依赖“市民社会”的概念，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阶级差异，极有可能导致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甚至滑向变质的边缘。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中的这些缺陷，为日后意大利共产党(以下有时简称为意共)的衰落和分裂埋下了祸根。葛兰西去世后，接替他担任意共领导人的理论家陶里亚蒂继承了葛兰西的思想体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和批判意大利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同时，他也强调必须紧密结合意大利的实际情况，自力更生地摸索出“走向社会主义的具有意大利特色的道路”。陶里亚蒂坚持认为，在意大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能静止地、一成不变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领导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向全国性的斗争和胜利前进，就必须建立一个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并忠于这些原理且能将这些原理付诸实施的新型政党。1944年4月，陶里亚蒂发表演讲，主张同巴多格里奥资产阶级政府合作，支持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放弃了暴力革命路线，史称“萨勒诺转折”。“陶里亚蒂新路线，其实就是让意共渐渐偏离列宁主义原则，摆脱过去的共产党标准，最终结果必然会致使意共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性质发生改变。”[16]20世纪80年代，意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改良主义政党。在1986年党的“十七大”上，意共为了走出这种特殊性的困境，将自己定位成社会民主党，以消除政策上的徘徊不定。在意共纲领中，不仅删除了十月革命的一切内容，而且背离甚至放弃了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思想。在意共的“十八大”上，意共甚至废除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派系斗争白热化。到1991年意志“二十大”上，意大利共产党最终更名为“左翼民主党”，以科苏塔为首的原意共反对派宣布成立“争取共产主义重建运动”，并在同年年底正式成立“重建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从思想到组织的全面分裂自此完成。

4 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理论教育的启示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功，并坚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建立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与我国相比，意大利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由于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保障，不能利用国家公权力和其他众多合法性资源，同时还要面对其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各种攻击，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宣传所面临的任务和困难都要艰巨得多。[17]这种条件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对我国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都是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的。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教育内容的先进性。马克思突出指出了理论完备的重要性，“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8]。这就要求，理论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无产阶级手中批判的武器；同时理论必须契合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上是由于它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联系国情和时代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大量吸收了意大利等地的“本土资源”，受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葛兰西将“现代君主”的概念理解为“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因子，而并不特指某一具体的、现实的人。它凝结和代表着集体的意志，政党就可以看成是这一有机体的细胞，包含着集体价值取向和社会需求”[8]。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在吸收马基雅维利、拉布里奥拉、克罗齐等意大利本土思想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提出起来的，它根植于意大利社会文化，所以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有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提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来教育人民。”“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就会让资产阶级思想有了滋生的缝隙，容易使人们脱离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的指导。”[18]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面向人民群众化进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19]继续巩固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成果，就要坚持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其次，注重理论教育方式、方法上的灵活性。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0]。着重强调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列宁对“理论掌握群众”的方式进行了不懈探索，认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因此要想发动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将正确的政治理论“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21]。而且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当中发挥实际效用，必须坚持这一原理，因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认知程度，是不可能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的[22]。列宁提出的理论教育的“灌输”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典范式。葛兰西进一步将其具化为“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要通过向工人进行说服、教育，使工人自愿接受统治阶级的理论，并让这一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葛兰西更加重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并不一味地强调“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围绕着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而展开的学说，其价值追求就是以人为中心，珍视人的价值。以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一味地强调“灌输”，是一种听话的教育，忽视人的主动性、自觉性与自发性。教育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受教育者总是一味地被动、服从。主客体之间不能实现平等、互动式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打破僵化的教育方式的桎梏，创新教育方法，珍视和注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把理论教育的效果落到实处，避免因片面强调“灌输”而使理论教育流于形式主义。

再次，坚持教育主体的能动性。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往往决定着理论教育的进程和效果。在“灌输”理论中，列宁对理论教育主体的确立做了明确规定。列宁指出，担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和教育者角色的人，应该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22]。列宁赞同考茨基关于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将正确的政治理论“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观点。列宁认为“这是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并认为借助这种方式，能够使工人群众很容易掌握正确的理论。[22]除此之外，工会、共青团也在充当“灌输者”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工会，应该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23]。葛兰西则将理论教育的主体界定为“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范围比“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更广泛。他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是，打败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对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占领和教育。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要想担负起教育的重任，就必须剔除头脑中不正确的政治思想，知识分子要边教边学。要想当好教育者，首先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从社会实践、人民群众中汲取经验和知识。不光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向生产者、工人、农民、学生、教育对象等学习。”[24]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首先要端正自己的阶级立场，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进入新时代，新形势对理论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只有不断加强学习、追求进步，理论教育工作者才能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完成理论教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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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POSITIONAL WARFARE” UNDER THE CULTURAL HEGEMONY——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thought of Gramsci’s theory

ZHAO Gencheng,ZHANG Huaimin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430070,Chin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Gramsci’s thought of the cultural hegemony and it argues that Gramsci’s idea of cultural hegemony is to raise a concrete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based on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is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and points out that Gramsci has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explore the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He stressed that great importance must be paid to carrying out regular an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cultivating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who a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through whom instilling the proletarian criticism and self consciousness into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ositional warfare” can never be seized without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And the process of “combination” is 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given by proletarian intellectuals to broad masses.The paper evaluates Gramsci’s thought and influence of cultural hegemony.

Gramsci;cultural hegemony;positional warfare;theoretical education

2016-06-27

赵根成(1975-)，男，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1673-1751(2016)03-0177-06

G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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