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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翻译
——论民族文学作品《天府的记忆》英译

2016-03-07任雪花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文理系四川成都611731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民族文化走出去全球化

陈 诚 任雪花(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文理系,四川 成都 611731)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翻译
——论民族文学作品《天府的记忆》英译

陈 诚 任雪花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文理系,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融合、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在此大背景下,翻译成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坛沟通的重要手段,也是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文章以民族文学作品《天府的记忆》之英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必要性,探讨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文化;走出去;文化翻译

一 民族文学与文化走出去

由于当今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节奏不断加快,全球化的势头变得越来越强劲,从最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到后来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人类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全球化不同程度的影响。民族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民族文化的外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当然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若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固守传统,民族文化就会变得封闭狭隘;但若对外来文化的精华糟粕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民族文化则会失去自身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需要充满自信,并且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追求,才有可能避免受到过度影响或渗透。同时,民族文化应该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秀先进之处,对自身进行完善,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立足之地与发展空间,并赢得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简言之,面对外界的冲击,民族文化既不能一味地拒绝和排斥,也不能完全被同化,而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并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努力争取主动权。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城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城市很难在固步自封的状态下得以发展。城市应该以先进的理念和开放的姿态展现在外界面前,吸引各方力量加入到其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要实现这一目的,对外宣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对外宣工作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人们普遍希望能够通过现当代优秀民族文学作品的外译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有关一个城市发展的民族文学作品的英译问题便具有了独特且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为了对外展现天府魅力,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文章选取了由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所著的民族文学代表作《天府的记忆》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其英译过程中所出现的民族文化因素及其翻译策略,希望将拥有独特文化的天府之国推出四川,推出中国,推向全世界,促进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多层次的交流。

二 《天府的记忆》简介

《天府的记忆》一书详尽而生动地介绍了成都的地理位置与悠久历史,描绘了成都的风景名胜与文化古迹,展现了成都的民生万象与人文情怀,并展望了成都的勃勃生机与美好未来,传递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巴蜀大地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着巴蜀儿女的自豪之感。

全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九天开出一成都,主要介绍成都的地理位置、历史流变与文化古迹;第二章蜀道难与蜀道通,主要讲述成都道路交通状况的发展史;第三章花重锦官城,主要介绍成都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工艺产品、吉祥物及其历史渊源;第四章海纳百川,重点介绍成都的移民文化、人文历史、以及开放兼容的特点;第五章道法自然,主要介绍都江堰水利工程、道教名山青城山、巴蜀地区的盐井、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以及造纸术等内容;第六章茶道龙门阵,重点呈现成都的休闲氛围与美食文化;第七章走出盆地,重点讲述成都与外界进行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相关情况;第八章天地系于人,重点介绍对成都的历史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第九章云帆龙舸,主要展示成都的现代化建设及成就、未来的规划与愿景。

该书承载着极为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由于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与对外宣传价值,其相关内容已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了人文地理记录片,并于2005年夏天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紧接着在成都电视台5个频道多次播出,收到了观众的良好反映。荣获了首届“金芙蓉文艺奖”特等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巴蜀文艺奖”等多个奖项。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涵盖民族历史、地理、遗址、典籍等方方面面。例如: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四番东汉、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都邑遗址、金沙遗址、《蜀都赋》、《蜀王本纪》、蜀锦、蜀道等等。

三 文化翻译面临的问题

(一)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相辅相成。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包含丰富的民族历史经验,折射出民族文化心态;而民族文化内涵是民族文学最精髓的内容,也是民族文学的特殊价值所在。通过民族文学翻译实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民族文学翻译的重要目标。民族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活动,自然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因此,基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民族文学的翻译便不能满足于单纯的字面上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索并挖掘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实现在民族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简言之,民族文学翻译应该以文化翻译为导向。这意味着民族文学的翻译需要更多地从文化视角来考虑语法结构和句式表达,而不仅仅是语言表象的转换。在民族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只有抓住民族语言的精髓,深刻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信息才能最大限度地传递到目的语中,实现最有效的交流,这与当下的全球化形势是密不可分的。[2]

《天府的记忆》这样的民族文学作品有着自身独特的言说方式,联系着一个民族内在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心理。英译时如果只对文字表象进行转换,则很难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涵。这时候译者需要从文化视角出发来思考翻译,考察和理解语言表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才有可能在完成两种语言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效交流。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通过文化翻译才能实现既传达原作的字面意义,又能保留原作的文化意义,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作品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文化翻译

对文化翻译的理解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文化翻译广义上指原作承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翻译,狭义上指原作特有文化要素的翻译。[3]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学者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包括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1990年,在其与勒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4],两人更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概念以及文化翻译观,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巴斯奈特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实现和促进文化交流,这对民族文化的外宣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5][6]文化翻译观的核心是文化的等值和转换。在民族文学翻译实践中,究竟该如何处理其中的文化因素,这为文化翻译带来了一些具体问题。

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在一个多元系统中,各民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与人文素质,因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各民族间的文化与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是发展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在不断进步与完善,完全封闭的文化难以博得生存空间,人类文化从整体上来说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外来文化冲击并影响着民族文化,两者相互补充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相互角力和博弈的过程。

《天府的记忆》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其中包括古蜀人的经济构想、政治理念、科技创新、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内容。翻译时到底是从目的语读者的立场出发,充分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从而不得不舍弃原文中某些极具民族特色的因素;还是严格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尽力展现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比较陌生的内容;还是谋求一种折中的方式,两者兼顾,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众所周知,外宣译介时文化立场的选择、文化角度的切入以及取舍将直接关系到对外宣传的效果、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民族人文形象的树立。为成功地将天府之国推向全球化的舞台,同时又要避免失去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译者始终在思考权衡,力求找到一种有效的文化翻译方案。

四 翻译策略选择

这种思考和权衡主要体现在对归化与异化的策略选择这一问题上。

异化和归化之争由来已久。郭建中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一文中指出,在对待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异化与归化。[7]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异化主张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尽可能保持原作的风味,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归化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采用目的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以更适合目的语读者。这里所谓的“归宿”不仅仅只是语言层面的,而更是跨文化意义层面的。异化和归化之争在国内与国际翻译界都是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8]天府之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明,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仍处于欠发达的状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实际上也反映了民众自负与自卑的矛盾心态。

作者在译介《天府的记忆》时,这种矛盾感十分强烈。针对书中大量的民族文化特色表达,翻译时如果完全采用归化的策略,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期待、语言规范以及价值观,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内容表达出来,则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应该是很高的。但遗憾的是,这样做很可能使目的语读者无法领略异域即天府之国的风采,弘扬天府文化的愿望便会落空。相反,如果一味采用异化的策略,怀着对美丽天府的无比自豪感,一厢情愿地向目的语读者介绍天府文化,则很可能使目的语读者对译文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不知所云,最后失去兴趣和耐心,这更与塑造天府人文形象的初衷背道而驰。如此看来,单独地偏向于某一种策略并不是明智之举,需要寻找一条更合理的途径。

下面这些例子是《天府的记忆》一书中部分民族文化特色词及其译文。

书名“天府的记忆”被译为“Paradise Throughout Times”。这无疑是一种归化的处理方式,因为如果一开始就采用异化策略的话,会给目的语读者带去一种陌生和迷茫的感觉。使用归化的策略能够为目的语读者营造一种亲切而充满想象的氛围,首先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这样才能让他们产生读下去,继续探索的意愿。然而,在正文中首次出现“天府”这一称谓,并介绍其渊源时,其被译为了“Tian Fu”,这显然是异化策略的体现。作为全书的核心概念与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我们非常希望面向目的语读者介绍并推广这一表达。同时,由于原文对“天府”称谓的由来及其深层含义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们相信目的语读者最后能够理解并且接纳“Tian Fu”这一表达,民族文化外宣的目的也会得以实现。

除此之外,文中还有大量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实例。比如,对旅游景点的翻译:青羊宫 Qingyang Taoist Temple、望江楼Wangjiang Tower、鼓楼南街清真寺Mosque in South Gulou Street;对地名的翻译:关中地区Shanxi Plain、褒斜道Baoxie Road、荷花池市场 Hehuachi Market;对典籍的翻译:《隆中对》Strategies and Plans Offered to Liu Bei by Zhuge Liang in Longzhong、《老子》Tao Te Ching (Dao De Jing);对政策制度的翻译:车同轨、书同文 traveling on standard wheels (Che tong gui) and writing in standard characters (Shu tong wen zi);对文化产品、文化形象的翻译:蜀锦 Shu Jin (Sichuan embroidery)、交子 Jiao Zi(paper currency)、伏羲女娲Fu Shi and Nǚ Wa (Goddess in ancient China)、西王母Xi Wangmu (Head Goddess);对典籍内容及古诗词的翻译:“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以陆处。”(《蜀王本纪》)At that time, Mt. Yu had a terrible flood comparable to the great flood happened in The Yao Emperor's time. Wang Emperor couldn't handle it. Therefore Bie Ling (the later Cong Emperor) was sent to block the waterway of Mt. Yu. Afterwards the people could live on the land. (Biographic Sketches of the Shu Emperors)、“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Huanhua letter paper is as pink as peach blossoms/Good for writing poetry praise the crescent as beautiful as jade hook”(Farewell to Cuiyu Departing to Xichuan Written by Li Shangyin)。

这些例子展示了大量《天府的记忆》英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证据。事实上,很难严格地区分到底哪一种策略更好,因为这与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本身并无太大关系,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译文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向对来成都旅游、工作、投资等感兴趣的目的语读者介绍关于成都文化遗产、人文环境、科技进步等方面的信息,英译《天府的记忆》旨在推进成都对人才与资源的引进以及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因此,在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特别注意对文化的选择以及对文化因素的处理。过度异化会影响信息的交流,而过度归化则会阻碍民族文化的传播。显然,这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提倡一种灵活的方式,即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在通顺度、可读性与可接受性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向目的语读者介绍并推广成都文化。

五 结 语

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天府的记忆》进行文化翻译的过程实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竞争。归化异化之争不仅仅是语言与文化的问题,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它更是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实际上,归化与异化是对立统一的。因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既要保证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的同时又要保存原文的民族文化气息这一问题上,应该采用灵活变通的做法,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实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多元互动。

全球化为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带来了走向世界的机遇与丧失个性的风险。民族文学外译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火花。坚守还是退让,互相学习还是闭关自守,这将决定民族文化的命运。所幸,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多元互动、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终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大环境中获得认同并得以发展。[9]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多元互动,和谐发展将是各民族文化谋求发展的最佳选择。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文学作品《天府的记忆》进行英译,正确的做法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对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进行定位,以开放、包容、坚持、创造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不排斥、不固守、不谄媚、不盲从,力图在机遇与风险中寻求平衡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为天府文化寻找立足点及发展空间,扩大其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影响范围,加快天府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促进天府与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参考文献:

[1]宋建清,高友萍.文化翻译与文化走出去[J].中国出版,2013,(9):7-10.

[2]沈海.民族文学翻译的文化“失真”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8):115-118.

[3]黄忠廉.翻译研究——变译:文化翻译之极致[J].外语学刊,2014,(1):84-85.

[4]Susan B,Andre L.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1990:8-11.

[5]宋引秀,郭粉绒.“文化翻译”观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J].贵州民族研究,2015,(4):88-91.

[6]蒋继彪.文化翻译观下的《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7):877-881.

[7]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J].外国语,1998,(2):12-18.

[8]许建平,张荣羲.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问题[J].中国翻译,2002,(5):36-38.

[9]黄旭东.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内在逻辑辨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2):84-87.

(责任编校:呙艳妮)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4-0171-03

收稿日期:2016-01-2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全球化视野下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16SB0360)。

作者简介:陈诚(1983-),女,四川广安人,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翻译研究、跨文化研究。任雪花(1973-),女,四川南充人,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及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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