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桂 珍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音乐中的认同
——基于民族民间音乐的视角

刘 桂 珍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音乐是世界各民族人民重要的交流和表达方式，是一种专注于表演和理念的有效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从民族民间音乐的视角，通过音乐表演、文化语境、象征意义等各类细节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自然传播形态下的民间传统音乐文化更便于实现区域性认同，它对有效地建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民族音乐；音乐传播；音乐符号；文化认同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变迁肯定会导致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的变迁。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也随之出现，在此语境下，各民族在文化、地域、时间、身份等方面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导致人们寻求心灵归属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这种归属感更多的是文化与身份的认同。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易于人们理解和表达的认同方式呢？深入探知，我们发现有史以来，音乐的创造、理解与意义的实现过程正好契合了这一认同方式。举凡音乐作品的产生都是由其文化中某些人的价值观、态度以及信仰等概念意识所共同形成的结果，而它的传播方式是多维立体的存在，人们从音乐的创作、表演、欣赏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切身地接受着自己所熟悉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因为“音乐跟语言，也可能跟宗教一样，是人类固有的一种精神特质”[1]3，它自身有着独立的存在方式。

一、音乐的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中的认同结果

音乐作为一种时间艺术，其存在方式具有特殊性，一部音乐作品的完整体验通常是立体的三分模式，即瑞斯提出的“音乐体验的三维空间”。音乐最初的乐谱创作是由其文化中某些人的价值观、态度以及信仰等概念意识所共同形成的结果，不是无生命情感的物质，而是一种人类行为过程，选择某一作品进行二度创作的音乐表演艺术家对所选作品的反复表现，又显现着明确的文化与身份认同。通过表演艺术家的努力进而沟通了创作者和受众，从时间上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物、情感联结在了一起，而音乐自身也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集体身份。在这一过程中，“概念意识指导行为实践，行为实践产生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反之又影响着人们的概念意识，此种模式也就构成了音乐文化认同的基本框架。”[2]73

在此框架中，音乐的传播形态对文化和身份认同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其传播形态简单地分为面对面和非面对面两大类。一是表演者与听众面对面，在同一时空下进行着交流与互动，这一形态又可以分为原始性自然传播和现代自然传播，其中，原始性自然传播是指在音乐的整个传播过程中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参与，声音由歌唱者的身体发出，通过空气振动传进接收者的耳中，不经过其他事物的意识过滤，其音响和感情均为原始的、真实的。现代自然传播是指在原始性自然传播的基础上加入部分能够放大和美化声音的扩音设备，例如麦克风、音箱等，其形式依然是演唱者和受众面对面在同一时空下共享音乐，与前者不同的是由于采用了技术手段，一方面扩大了音量，延伸了音乐欣赏的场域，另一方面技术手段对于歌者的音色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加之随着两者之间的距离加大而导致双方的情感互动减弱。第二种方式是表演者与听众在不同的时空下通过各种媒介进行沟通。例如唱片、卡带、CD、MP3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在这一形式下产生的音乐产品，在其产生过程中必然要加入第三方的概念意识以及技术手段，同时可以批量复制，这样，音乐家参与创作的劳动量打了折扣，所以，原始性降低而外部形式的包装成分加大。第一种方式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等条件的限制参与人数有限，而后一种传播方式则拉大了音乐传播与交流的空间距离，加速了音乐传播的速度。

两种传播方式对文化和身份认同皆有影响，从心理层面讲，其沟通效果大有不同。黄河流经甘肃省有一大支流洮河，“洮岷花儿”就产生和流传在洮河两岸。岷县地处洮河上游，居民主要以汉族为主，其间还居住着回、藏、东乡、撒拉、裕固、满族等6个少数民族，其文化呈现多元样态，有道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意，隔水不同语”。而这里却有着“花儿之乡”的美称，因为“花儿会”是各族人民的情感纽带，“花儿”的曲调风格奔放、粗犷，大多与藏族民歌颇为相似，演唱“花儿”的歌手有汉族，也有回族、藏族、东乡族等，但歌词统一为汉语方言，这种多民族文化的交融特征明显。每年春夏两季岷县附近的山坡、草场都成了演唱“花儿”的会场，是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人的精神游乐场，同时，也是青年男女的爱情乐园和当地群众的狂欢节。“花儿会”的这种凝聚功能，绝非行政手段所能取代的。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充满生机。在本地区的群众看来，这些活动是美的教育场所，“一年一个正五月”，在他们的心目中每年的“花儿会”与春节有同等地位，所以人们总是对它向往，迷恋，一往情深。这是一种创作、演唱、欣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音乐传播源的传播，属于原始性的自然传播，它不受现代媒介技术的约束，方便易行，可以在任何自然环境中进行，在交流过程中表演者和受众面对面，人们切实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和意趣，同时，双方的精神期待可随时感知并进行有效调整和激发，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没有媒介插入的自然传播。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采访了观看“花儿”演唱的群众，有说：“我浪一次山(参加‘花儿’表演)三年干活都不累！”有说：“去年没能来‘花儿会’，结果，病了满满一年。”有说：“我和我媳妇就是在‘花儿会’上认识的。”显然，当地的人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对“花儿”的稳定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在“花儿会”场，每一个歌手以及每一位听众都是该文化的参与者和潜在解释者，所以，这种认同呈现较为复杂的多样性，如同“洮岷花儿”虽因地域、民族等因素造成各个地方的“花儿”从唱法、唱词、唱腔等有所不同，但在交流方面毫无阻碍。洮河流域的人们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洮岷花儿”，就会产生本土文化与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倍感亲切。 由此可见，音乐是世界各民族人民重要的交流和表达方式，是一种专注于表演和理念的有效方式，它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同时，它覆盖了大致相同地域环境下人们的共性体验，根植于本土文化。当地歌者不论男女在演唱时都要撑着一把阳伞，这与云南有些民族演唱时手拿扇子有些近似，这些“道具”的使用有着音乐本体之外的表达意义，是受众在录音中无法感受到的。

相形之下，音乐的第二类传播形态，即表演者与听众在不同的时空下通过各种媒介进行沟通。由于“音乐的声波从人的声带—口腔，或从乐器的弦、管中发射出来，就自然地激发空气的振动，使得音乐的声音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到达音乐传播的彼岸。然而，这种传播不能现实地保留和储存音乐的具体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音乐的发展。”[3] 33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音乐传播媒体和媒介一一出现，如唱片、CD、盒带、数码录音带、MP3、报刊书籍、广播、影视、互联网、现场录放设备等，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们为推动音乐传播在时空中最大限量延伸的探索，也是人类表现欲望、交际欲望、探索欲望的一种热情洋溢的、成功的表现形式，对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4]135但是这种传播形态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增加了一个音乐传播媒介，与第一类自然传播形态中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面对面直接交流互动不同，它插入了媒介(包括技术和制作人)的概念意识，音乐接受者接收到的音乐不仅仅是创作者的音乐概念，同样，接受者对音乐传播效果的反馈也是间接的，不在同一时空领域了。当然它同样能够反映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也能够引起人们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但就民间传统音乐文化而言，自然传播的形态更便于实现文化与身份的认同，因为，音乐的欣赏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场域”的，而乐谱、歌词、唱腔、表演形式等都是一种音乐文化符号的构面。

着眼现实，民间音乐的这种原始自然的传播形态已受到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严重冲击。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城镇化态势呈不可阻挡之势，以大城市为中心，带动中小城市形成经济带，城市化进程迅猛。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经济形态同样发生着剧烈的转变。处于其间的传统的民间音乐活动也由凝聚性向离散性转化。大量农民工的进城，不仅使农村文化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同时，影视、互联网、现场录放设备等传媒技术与形式充斥和占领了民间音乐活动场所。笔者在洮岷“花儿”会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采用现代音响设备，以KTV的形式演唱各类流行歌曲，传统“花儿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在逐渐减弱，然而，“流行音乐作为当代显见的文化现象也应该加以足够重视。从某种角度说，流行音乐有着更强的跨地域性，其形态在传统的‘中—西’之间有着更强的流动性和相互渗透的关系。”[5]107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社会变迁往往会导致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的变迁。我国民间传统音乐文化要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境遇中传承和发展，就有必要从音乐作为文化符号的标志性本质入手进行立体研究。

二、音乐作为符号的标志性本质

音乐作为文化及民族认同的有效符号发挥着重要作用，音乐的情感力量正是来自其作为符号的标志性本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符号就是文化的产物，是人们实际经验中的一部分，无论符号被接受或创造，对符号的反应都是与个人的和社会的整个的集体记忆相关联的。”[6] 74这种记忆是文化记忆，而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是某一地区人文、历史、地理等因素长期酝酿出来的文化符号。运用符号是人类基本的精神活动，若以符号作为媒介，不同性质的符号会建构出不同的文化表征，其可归于文化的物质、制度、观念等三个构面。此外，符号学本身具有两种基本成分，其一为“能指”，即为事物的表象，也就是现象的世界，本身具有经验之范畴，如看见你在唱歌，这里的符号“能指”是以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表征作为例子；其二为“所指”，即为事物的意象，也就是抽象的世界，本身具有哲学之范畴，如听出你歌声里的伤感，这里的符号“所指”是以耳朵听到，心里所体会的情感，也就是在具体事物中蕴藏着强烈的抽象意义。音乐是创造艺术符号的过程，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人们的思想，诉诸人们的情感灵魂，如此美妙的艺术符号给予了人们不同层次的感受。它的创新有赖于新的事物表象与情感意象之间关系的建立交汇，其可赋予音乐创作新的生命力。即使是一首地方的民歌里都藏有久远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这是一种新文化的引导方式，更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本质性基础。

2015年，笔者赴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讲学，与当地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进行交流，发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文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当地人们的身份及文化归属感日益模糊化，对于文化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集体记忆日益凋敝。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生发了关于认同的诸种问题，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在当下云南多民族聚居的情况下，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对民族认同的渴望。通过与云南各民族的年轻人交流发现，他们的行为取向十分一致，皆对本民族的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笃定的信任，并有着传承与发展的使命感。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对自己的音乐文化有着宗教般的神圣感，这为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提供了条件。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民族民间音乐也在适应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大环境下发生着改变。笔者认为，在主流音乐文化中适当体现民族民间音乐元素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民间音乐在传承的同时更需要与时俱进，便于适应社会以及文化的变迁，以求更好地在国家认同范围内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有效符号，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生活中显现着重要的作用。如产生于湖北省恩施地区的土家族民歌《黄四姐》，其幽默、风趣、简单上口的词曲，使得乡亲们经常在田间地头即兴演唱，现已传承至第八代。其词曲通俗，唱白夹杂，歌舞并举，构成了《黄四姐》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流行于西北地区藏、回、汉之间的花儿，作为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也较好地体现出语言融合、语言接触的色彩，它本身可以看做是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活化石”。

显然，音乐作为文化的符号之一，从其音色、调式、节奏，唱法、乐器、表演形式等音乐本体探究，都与其产生的群体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即文化的“场域”影响着人们的认同。这种认同对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能融入熟悉的文化和群体，身份认同也随之变得模糊，从而产生孤独感，这便涉及哲学的基本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音乐符号的产生，本质上就是人的情感的产物，它承载着某一群体的文化记忆，而这种记忆能够唤醒人们的身份认同，进而产生亲和力，消除孤独感。

三、音乐中的文化认同

从一般意义上讲，音乐的创作受到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客观地反映着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在众多的音乐类别中，民歌的文化承载量是巨大的，以“洮岷花儿”为例，它的曲调种类虽然不多，其歌词的主题却是上涉天文下及地理，举凡农、林、牧、渔；社会、民情、历史、传说；农民、牧民、贩夫、脚户、工匠等，都可以从“花儿”的唱词中看到他们的色彩、面貌和身影[7] 130。其题材有爱情的、农作的、娱神的、政治的等等，非常广泛，可以说无所不唱，对于该地区的人来说，“花儿”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这本书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它对文化程度并无要求，文盲也丝毫不影响欣赏“花儿”。王小波曾经说过：“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其筋骨就表现在朗读的节奏里”，这里的节奏是指语言的语音语调，而给文字根据语调谱曲便形成了歌曲的旋律，节奏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文字多彩的音乐性，其最终的功效便是音乐的节律准确地反映着人们的内心律动和身体律动，而人的内心律动正是其思想、情绪的客观反映。在甘肃洮岷地区，不只是文字，包括历史、政治、科学、文化等均可以通过演唱“花儿”的形式进行有效传授和传播。我们知道，民俗文化是人们心理意识的反映。其以不同形式稳定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影响人的生活观念，并规范人的行为。研究民俗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增进自我认识，而且有助于对民族心理共性、民族伦理道德进行纵向深层次的探究。

洮河流域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民族关系呈现着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文化也呈现着多元样态，但在这里文化却有着明显的融合性和特殊性。正如上文提到的，就“花儿”而言，不论演唱者属于何种民族身份，在演唱“花儿”时所用语言一律为汉语方言，即使是陌生的过路人，通过“花儿”照样就可以沟通。歌中唱到“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一声怜。”“大马带的铃来了，单单行者你来了，来的都是有缘人，无缘千里难相逢。”其演唱形式多样有趣，有独个颂扬抒情的，有抛花儿寻伴的，更多的则是一问一答对唱的。无论是独唱还是对唱，周围都簇拥着二三十或四五十个爱听花儿的人，在此情境中不论是唱的人，还是对答的人以及过路听赏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被音乐带入一个文化融合、身份认同、情感交流的精神世界，从而不自觉地产生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认同感，这就是他们认同的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文化与身份。在这种认同下，千百年来该地区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洮河流域灿烂的文化。

深入民歌内部，我们会发现，民歌的创造、生成与专业作曲家进行创作自然有所不同，“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歌音乐有所积累之后，总要逐渐形成某些为本民族、本地区的人民所熟悉的基本腔调……对这类基本腔，群众最初只是口耳相传，并没有想象到给它们起什么专名或标题，但随着这些基本腔调在实际音乐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人们往往会根据它们各自的使用场合、特定的衬词、流行地、演唱者的身份等，给它们加上一个专门的称呼……实质上这便是民歌的标题。”[6] 113“花儿”音乐的旋律曲调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令，它既有规范性，同时具有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一旦掌握几首曲调令，便可以随意填词，演唱者可依据自身的心境，在一定的情境中即兴创编新词。比如一位男青年唱道：“炕桌放到炕心里，村里劳务输出呢，我也跟上干去呢，一心要抓票子呢。”一女青年用同一曲调对答道：“听说一声去呢嘛，心上就像篦子刮，眼泪就连袖子擦，手把腰带穗子拉。”所以，在固定的曲调中自由填词，只要字数句数大致相同即可，其中，七字句可以唱八九字，三句式可以延长至四五句。衬词可长可短，如“尕心疼儿”，除去儿化音只有三字(当地方言多用儿化音)，“娃家阿姨我的人”七字都可以起句，只要求语音语调大致押韵合辙即可，这是很多民间小调和创作歌曲所不能的地方。再者，一定地理场域对“花儿”的演唱是有很大影响的，例如，如果有人在远远的山梁上唱啊欧令，你在沟底或对面山上去听，你才能够真正领略它的美妙之处，就像内蒙的长调也只有在大草原上歌唱才更能摄人魂魄。

总之，“音乐不只是音乐本身”，乐谱、曲式调性、乐声或现代音响等等“所有音乐组合的材料都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真正源泉是人及其文化。”[8] 3音乐成为文化，便不容置疑地成为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音乐对建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巨大而深远的作用，而人的情感是音乐中认同的主要基础。当多民族杂居一处，期望情感的沟通却受困于语言时，音乐表达着人们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情感，表达着一些有关生与死、爱与恨以及人类为实现某种愿望和精神和平而进行的努力。由此，把音乐作为构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就具有了学理与人类情感上的理据。对于音乐的这一认知，可唤醒我们长久以来对音乐理解上的认知偏差进而回归音乐本身。

[1] [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马英珺，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2] 胡斌.文化认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J].音乐艺术，2010(3).

[3] 曾遂今.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上)——当代音乐传播理论探索思考之一[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3(5).

[4]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5] 陈华强.音乐的多元性及其价值认同[J].文艺研究，2011(8).

[6] 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7] 乔建中.土地与歌[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8]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 [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树武]

On Identification in Music——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Music

LIU Gui-zhen

(College of Art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Music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focusing on the performances and ideas，and thus has a significant cultural connot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music，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sic performances，cultural context，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so on all kinds of details that natural spreading form of folk music and culture，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realize the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i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 so as identity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lk Music；Music Communication；Music Symbol；Cultural Identity

2016-05-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SH033)。

刘桂珍(1968-)，女，甘肃陇西人，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J607

A

1001-6201(2016)05-0047-05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