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君，杨彬彬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战后美国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语言渗透
——以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语言推广为例

周桂君，杨彬彬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面临着语言选择的问题。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其语言推广策略。改组后的福特基金会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基金会在对外语言文化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米歇尔·福柯的微观权利学说分析福特基金会在印度所进行的语言推广活动，从其语言推广的策略制定、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等方面揭示微观权力的运用，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美国成功的语言推广背后的原因所在，他们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语言文化推广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语言选择；语言推广；福特基金会；微观权力；启示与借鉴

二战后，世界局势日异月殊、瞬息万变，欧洲中心统率地位被彻底颠覆，逐步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东西争霸开始在这样格局的舞台上正式上演。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亚洲的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及非洲的刚果和坦桑尼亚等成了美苏争夺的重点地区。这些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语言选择的问题。本文试图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对冷战时期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英语推广进行分析，探究其语言推广策略的内涵、实施方式及成功原因，希望对我国的语言文化推广工作的有效展开有所裨益。

一、战后印度的语言选择

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Calvet)认为：“语言政策是指关于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对某种语言政策的实施，付诸行动，就是语言规划。”[1]114在卡尔韦看来，语言规划是对语言政策的实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都是语言选择的结果。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Spolsky)也在其《语言管理》(LanguageManagement)一书中宣称:“语言政策就是语言选择。”[2]1

政府和公众对语言的选择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历史上确有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来解决语言问题的成功范例，以色列复活西伯来语(Hebrew)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犹太文化拥有四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间产生了犹太人自己的语言——西伯来语，也缔造出了用西伯来语书写而成的《旧约圣经》，遗憾的是，随着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西伯来语逐渐从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犹太复国运动兴起期间，曾提出“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将西伯来语确定为国语。西伯来语的复兴虽然是通过国家权力实现的，其确立的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其最终确立的深层原因与其在教育和宗教中的广泛应用有很大关系。在西伯来语使用率比较高的基布兹里(Kibbutz)，受过西伯来语教育的农业工人积极使用并宣传西伯来语。《犹太史》的作者阿巴·埃班(AbbaEban)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农业工人的顽强奋斗，西伯来语也许不能成为统一使用的语言。”[3]280语言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就会引发各种纷争和冲突，从而威胁社会或国家的长治久安。例如，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巴基斯坦的政策制定者主张使用占人口多数的孟加拉语(Bengalese)作为巴基斯坦的国语，此举遭到了乌尔都语(Urdu)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因为在当时的巴基斯坦，乌尔都语的普及范围较广。作为穆斯林的惯用语言，乌尔都语的使用甚至被看作体现着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的敌对。这种以强权进行的语言规划引发了巴基斯坦1952年的流血事件，自此，巴基斯坦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

语言问题常常与复杂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民族解放之后面临着语言规划和语言选择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国内各民族间缺乏交流，民族凝聚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尚未突显。此时若以强权进行语言规划，必然引起国内各民族间的冲突与纷争。

印度是一个小族语言、部落语言及联邦语言并存的多语国家。17世纪初，第一批英国商人到达印度并开始在那里的殖民活动。1835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LordWilliamBentinck)宣布在印度推广英语，从此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在印度迅速增加。至20世纪初，英语已发展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学术语言。“从英国殖民统治开始到1947年印度独立，英语在印度行政、教育、商业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成为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印度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的交流工具。”[4]173在印度独立之前，境内的多种本土语言之间及英语和本土语言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些纷争对独立后的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构成了威胁，因此，这个国家必须平衡不同语言间的利害关系，解决语言选择的问题。1946年，印度组建了制宪会议，成员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被称为印度“国父”的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及其他专家代表，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印度的语言选择问题。甘地反对继续使用英语，认为“英语的使用使人民大众成为被遗忘的阶层，而英语是印度文化身份表达的障碍，是英国独裁统治的工具。”[5]133-149尼赫鲁一方面支持印度斯坦语(Hindustan)及区域语言在各领域继续使用，构建印度的国家身份，另一方面也支持继续使用英语。1947年印巴分治，乌尔都语正式确立为巴基斯坦的国语，然而，与乌尔都语同宗同源的印度斯坦语却无缘成为印度国语。制宪会议于1950年通过《印度宪法》，明确规定，15年后英语将完全被印地语(Hindi)取代。这样，一方面，英语获得了在印度继续使用的权利，为之后英语在印度的进一步推广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日后频发的国内冲突埋下了隐患。1955年，印度政府宣布成立官方语言委员会，试图解决印地语取代英语官方地位的问题。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以印地语取代英语的决议引发了非印地语地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印地语帝国主义，是“北方印地语集团压制南方非印地语集团。”[6]198南部反印地语集团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泰米尔纳杜(TamilNadu)的学生社团也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对写有印地语文字的铁路广告牌进行破坏，参与学生超过五万人。1963年，为了稳定政局，议会通过了《官方语言法案》，决定两年后印度联邦和议会的官方语言仍旧是英语。1967年，议会通过了该法案的修正案，正式将英语确定为辅助官方语言。

二、战后美国语言推广的策略调整

二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和“第四点计划”(PointFourProgram)相继出台，其共同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也从西欧扩展到亚洲。同时，美国政府大力开展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1946年通过了著名的《富布赖特法》(FulbrightAct)，1948年又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Smith-MundtAct)。但这两项法案自实施之日起就缺少资金，因此美国政府要求其国务卿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私人机构提供的方便”[7]35。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东西方冷战格局形成后，亚洲大多数国家都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美国在新兴国家的语言推广容易引发民众的反感和抵触。美国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印度进行英语语言的显性推广必然引起印度政府以及印度地方语言支持者的强烈反对，为此，这一时期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在对外语言文化的推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众多基金会中，正值冷战时期进行改组的福特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福特基金会这一时期在印度的活动几乎触及印度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有语言的推广，而且有对印度人民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农业和工业方面的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度面临粮食危机的时候，福特基金会就在印度进行了著名的“绿色革命”活动，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帮助印度农民和印度政府度过了粮食危机。

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成立于1936年，成立之初的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资金以用于科学、教育与慈善目的，一切为了公众福利，此外无其他目的。”[8]31950年，盖瑟小组(GaitherGroup)出台了一份长达三千四百页的报告，题为《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政策和规划报告》。该报告曾被誉为“代表了今天美国最优秀的思想”的“大宪章”，并于1950年以该报告为依托，对基金会进行了相应的整改。最终形成以“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为宗旨的新理念，并将争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其之后的工作重心。基金会当时的海外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印度。1953年，经过改组的福特基金会成为当时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基金会，促进国际了解与合作是它的努力方向之一。实际上，基金会所进行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从开始就得到了美国几大基金会的资助，主要推行富布赖特计划的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分支机构，促进了外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国际教育协会建立了应用语言研究所，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派教员出国交流以及接纳留学生到美国读取硕士学位。此外，从50年代到60年代，福特基金会与富布赖特计划合作，在中东、东亚、南亚、非洲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成立或加强了英语教学基地，极大地促进了英语在当地的广泛传播。

作为一支私人力量，福特基金会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进行的国际交往活动不仅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资金方面的帮助，而且在东西方关系紧张的状况下，打破藩篱，极大地促进了英语语言文化的推广，推动了英语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基金会设立于1953年的“培训与研究部”致力于在一些经过挑选的大学培养了解西方和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才，为以后美国对外语言文化交流储备了大量人才。作为非政府组织，福特基金会所进行的语言推广活动从各种私人行为延伸到社会的公共领域，引领着社会的语言选择和政治走向。

三、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语言推广

福特基金会在印度进行的语言推广是从各公共领域开始的，主要包括发展学校教育、推动科学研究及支持出版发行等几个方面，此后逐渐延伸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资助的范围也从城市延伸到了乡村。

印度尤其重视教育的发展，自宣布独立后，就着手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955年，印度政府和相关学者准备着手改革中学教育和乡村教育，而教育改革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福特基金会，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基金会在教育方面的捐赠占了所有对印捐赠最大的比例。福特基金会在其1953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福特基金会海外项目的重点集中在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致力于减少贫穷以及发展教育以增强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所以其实施的项目主要针对这些地区教育体系的发展。”[9]26-27学习英语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在公立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的情况下，由于教学设施及教学水平的差异，一些贫困的农村学生也几乎没有机会学习英语。福特基金会主要针对一些乡村学校，使印度的各个阶层都有机会接受英语教育，进行自下而上的语言推广。基金会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也不惜重金，比如，1955年福特基金会向新德里大学新成立的国际研究专业捐赠20万美元。新德里大学的国际研究专业是南亚首个培训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的机构。此项资助使印度各阶层的学生都有机会攻读国际关系方面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而此前在印度只有少数富裕阶层的孩子才能去国外攻读国际关系学位。在新德里大学供职的美国教授会在第一学年带领学生游学美国，了解美国文化，并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美国文化的课程。福特基金会还进行了其他有关语言推广的工作，如1955年和195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印度项目”(ProjectIndian)，该项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大学宗教会议发起的，主要资助美国大学生参观印度的大学，旨在增进美国和印度大学生间的良好关系。为使美国学生加深对印度的了解，参加该项目的学生都要进行行前培训，1958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印度政府组织成立了英语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英语教师培训及英语教学研究。

1955年，福特基金会向远东学会(FarEasternAssociation)这一学术团体捐赠了38 500美元，力图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进一步加大其影响力。同年，基金会向印度新德里经济学院(NewDelhiEconomicInstitute)捐款13万美金，用于美国技术员在印度的入职培训，这项举措有利于美国技术员了解印度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为其在印度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印度的经济发展需要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引导，而学习英语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掌握并且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英语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1952年，福特基金会启动了一项对印度的图书项目(BooksforIndianProgram)，大规模地出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图书。该项目旨在让印度读者了解西方民主的基本传统，促进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印度的传播。这项活动促成了1955年印度南部语言图书信托基金会(SouthernLanguagesBookTrust)的成立。福特基金会在该信托基金会成立初期为其提供50万美元作为其活动资金。该项目也是福特基金会早期最成功的国际文化项目。该信托基金会的成立有利于美国语言文化在印度的推广和传播。1953年，福特基金会为南印度的图书出版社拨款50万美元，该图书出版社在由教育部代表、大学校长、报社编辑、图书馆员、作家和出版商组成的印度信托理事会(IndianTrustCouncil)的管理下开展活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量的西方图书既传播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又促进了英语在印度的推广和普及。

四、成功的语言推广的原因分析

英语在印度的成功立足，固然有其社会及历史的原因，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向美英等国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推广策略这个变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深刻挖掘“语言权力”在印度是如何得以建构并付诸实施的。话语以符号的形式成为人们交流的最重要方式。权力执掌者常常凭借其地位优势对社会话语形式进行调控，从而将话语武装成其谋划利益的工具。传统权力观认为权力的实施主体是政党和统治阶级，关注的是根植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中心化的权力。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以相对主义为依托，从微观的视角阐释权力，从权力的实施主体、权力关系及实现方式等方面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的解构。这位哲学家丰富了权力的内涵，既是对传统权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突破了传统权力概念的局限。福柯把权力看作复杂的网络的同时，也格外突显权力的分散性和多元性。

传统的权力观将权力等同于政治权力，而福柯强调权力的泛化，因而权力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福柯认为“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10]27-28“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0]28权力通过分散在各处的点来实现，亦在各种网络互动的脉络中彼此作用。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运动，不再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它在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网络中，通过各种关系、各种行动以无形的方式发挥作用。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活动正是将语言推广融入其各种资助项目中，这些资助遍布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文化等社会各领域，资助对象既有政府部门，也有科研机构，还有教育机构。基金会在其1956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诸如印度这样刚刚独立的国家所面临的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11]110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活动正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点，其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语言推广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党或国家权力机关组织的活动，而变为更加隐性的方式，不断强化英语在各个领域的使用和推广。

传统权力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家的强制手段进行禁止和惩罚来发挥作用，而现代社会中权力通常是通过一系列的知识手段来实施，权力不再仅仅意味着强制和压迫。权力与知识的相互作用把权力的实现和知识的建构联系起来，权力的实现通常都会在一定的知识范围或领域中得以实现。同理，知识的产生和推广传播也必须借助一定的权力关系。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一直重视教育的发展。1953年，中央政府在其教育委员会的建议下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而福特基金会在印度的工作重点也是集中在教育领域。透过福特基金会1955年的工作报告，我们发现，这一阶段，福特基金会在印度教育方面的捐赠在其总体捐赠中占据的比重最大。福特基金会通过对印度的教育进行援助，建立起适合其权力运作的知识领域，“教育中英语的广泛使用也限制了印度其他语言在教育中的使用及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印度语言发展成为科技语言和在新的领域使用的机会。”[12]259-270基金会对印度教育和科研的资助客观上促成了英语在印度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

当然，我们分析微观权力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国家、政府机构不再重要，而是强调除此之外，学校、工厂等社会因素中的微观权力的强大作用力。要真正发挥“语言权力”的效能，就必须将其活动的场域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逐渐渗透与其相关联的微观权力。权力作为一种艺术和技术，以其无所不在的真实作用影响着语言的推广和选择。真正决定个体语言选择的是权力的实施主体和运作方式。像语言选择这样的人类行为并非国家统治、政治力量所能完全武断控制的，我们更应重视权力运作中的自下而上的基层作用，也就是在语言推广和语言规划中不仅要有国家政策方面的显性推广，更要有在一些具体领域如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商业交往中进行的语言的隐性推广。福特基金会在印度进行的语言推广活动就是将其无所不在的权力作用延伸到印度的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出版发行等各个领域，甚至从城市延伸到乡村。通过各种关系和行动将英语语言文化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印度的平民延伸到印度的统治阶层，影响着印度的语言政策。

五、英语在印度的成功推广给我们的启示

英语最终在印度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英语在印度有四百多年的传播历史，在印度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地位。英国从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开始，便培养了一批懂英语，掌握先进知识，能够服务其殖民统治的印度人。这些懂英语的上层印度人逐渐把握了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福特基金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在印度进行的英语语言推广工作对英语在印度的推广及使用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其语言推广的实施方式对我国的对外汉语推广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我国的对外汉语推广工作应着眼于语言推广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语言推广中转变权力的实施主体，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注重自下而上的语言推广，将对外汉语推广工作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转变权力的实施主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在语言推广中的积极作用。福特基金会在其1957年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作为非政府组织其自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基金会可以作为先驱对一些有争议的领域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政府由于政治考虑而不便参与的项目给予资助，同时基金会在进行海外工作时，可以灵活地参与或者终止一些项目。”[13]7民间机构较之政府部门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汉语对外推广过程中，也可以借助市民社会的力量，不仅通过政府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推广，也通过各种民间组织、基层群众进行对外汉语推广工作。其次，在权力实施过程中建立一定的知识领域，发挥语言在教育、科技领域的作用。在汉语推广过程中，建立一定的知识领域，通过权力的相互作用配合语言推广工作的实施和运作。正如大卫·克里斯托(DavidCrystal)所说：“独立之后是否使用英语的争议已是印度上一代人的事，现代的年轻人早已把它当成一种印度语言，一种必须掌握的语言。”[14]184可见，英语在印度的广泛使用与其在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是分不开的。福特基金会在其语言推广过程中也着眼于印度的教育和科技领域，尤其是印度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此，我国的对外汉语推广工作要保证汉语在不同的领域，尤其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从而保持语言的活力。最后，建立网络化的权力关系，将语言推广融入社会生活。“要想保证语言活力，就要使语言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从而保持自身的特点。”[15]305-320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注重与语言受纳国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将语言推广延伸到工厂、学校、乡村等场所，正如福特基金会在印度进行的语言推广，在整个社会建立起关系性的网络权力，触及到对印度人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农业生产和工业改革。

总之，微观权力理论是福柯思想的精髓。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语言推广过程中借助微观权力的作用，将非政府组织的优势进行适度利用，大力发展作为文化软实力核心要素的语言软实力，以此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也对提升我国的对外形象及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 路易·让·卡尔韦.社会语言学[M].曹德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2] Bernard Spolsky.Language Management[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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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R]. 1953.https://www.fordfoundation.org/library/?filter=Annual%20 Report

[10]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 The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R].1956.

[12] Tollefson, James W. & Amy B.M. Tsui. Issues in Language Policy, Culture and Identity [M].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7.

[13] The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R].1957.

[14] Crystal Davi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5] Nancy Hornberger & Viniti Vaish,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and School Linguistic Practice: Globalization and English-Language Teaching in India, Singapore, and South Africa [J].Compare，2009.

[责任编辑：张树武]

Language Infiltration of America in the Former Colonial Count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language promotion of Ford Foundation in India

ZHOU Gui-jun，YANG Bin-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many former colonial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the language choi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ld war between the two major camps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merica adjusted the language promo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ly. A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in America of the time, the reorganized Ford Found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motion. By using the micro-power theory of Michel Foucaul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anguage promotion of Ford Foundation in India from the strategy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body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to reveal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power, thus we can see the reason of the successful language promotion of America clearly.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 can be used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motion of China to some extent.

Language Choice;Language Promotion;Ford Foundation;Micro-power;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2016-06-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WW001)；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项目(15ZD012)。

周桂君(1965-)，男，辽宁北票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彬彬(1987-)，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H002

A

1001-6201(2016)05-0020-0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