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　慧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传承

普慧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学是人类审美情感的书写活动，中国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往往是后世给定的。无论是诗人、作家、作品，甚或文体，都需要后人发现、传播、推广、提升。文学经典需要人们的接受、宣传，但却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似乎没有规律可循，却又如其然地存在，如其然地行进。她永远是一个美丽、任性的女孩。

文学经典；文学活动；形成与传承

文学是一个个体、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性的审美情感书写的创作活动。从文学活动的历时性看，文学的活动大致有二：一为口诵文学；二为文本文学。口诵文学不受时间的限制，但要受到地域空间的限制。口诵文学也可以随传诵者流动，但范围和诵者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而文本文学则超越时空，随着文学爱好者的流动，可以被携带至不同地域。但是，文本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受到了记录文本文字符号的物质载体的制约。以汉字文学为例，早期的载体材料为甲骨、金石，不便携带，其传播范围极其有限，且形成“学在王官”的体制。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和木牍的大量使用，文本文学的传播得到了空前的广泛。但是，竹简、木牍携带依然不便，人们读书和写书的数量也还是不足。所谓“学富五车”，在今天看来，其实也没有多少。东汉以后纸质载体的使用，使得文本文学跃上一个新台阶。从文本文学的载体来说，大致经历了4个主流的历史阶段：甲骨、金石(the 17th～8thcenturies B.C.)—竹简、木牍(the 8thcentury B.C.～ the 2ndcentury A.D.)—纸质(the 3rd～21stcenturies A.D.)—电子(the 21st～)。在此4个时期中，甲骨金石和竹简木牍都使用了大致千年(millennium)，而纸质载体使用了近两千年，随着21世纪电子载体的大量应用，以及地球环保意识的增强，纸质载体必将于本世纪被废弃，电子载体将开启崭新的文本文学的时代。与此同时，口诵文学则不受载体的限制，她渊源滚滚，超越了时代的流程，永不停歇。然而，口诵文学的传统特征，使得她永远不能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只能从流于边缘。

文学经典的形成，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往往不是一时而就的。大量经典的形成是后世给定的，特别是那些最为优秀的超越时空的作品，则往往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沉积之后，方才逐渐被人们认识、肯定。

其一，从诗人、作家的角度看，如陶渊明和杜甫两位大诗人，都是不被当时和稍后的文人所欣赏。陶渊明，一个被今天文学史树立为标杆型的田园诗人，在东晋末期及至中唐，他的影响力都难以与他同时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相比肩，尽管期间有鲍照、江淹等人的拟陶体诗，也有昭明太子萧统为之做“传”(《陶靖节传》)，但评价并不高，甚至不予评论，如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和刘勰《文心雕龙》都对陶渊明未置一词。钟嵘《诗品》也仅将其列为“中品”，看重的是其“隐逸”。中唐以后，在诗坛上出现了大量的拟陶诗、效陶诗、和陶诗等，其中，白居易有30首之多；至宋，整个诗坛涌现出拟陶诗的高潮。其中，苏轼有百首之多。而且中唐以后至两宋的诗人对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做了大力的宣传，将其视为六朝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其影响力已远超谢灵运。再如杜甫，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其地位于唐代文学中无与伦比。可是，杜甫在唐代的诗坛地位，却远比后世矮了许多。尽管唐代不少文人高度评价了杜甫诗作，如任华、韩愈等，然而翻看现存的数种唐人选唐诗的集子，却不见收录杜诗。这似乎是唐代诗选家并不怎么待见杜诗，抑或是其为人。可是到了两宋，江西诗派的盟主黄庭坚，祭起了崇杜的大旗，其门人纷纷尊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并有“一祖三宗”之说。同时，文坛上竟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至明，杜甫被崇尚者们逐渐完成了“诗圣”*关于“诗圣”，最初并非杜甫一人专享，李白也尝被赋予“诗圣”的称号。明人多有将李杜并称“诗圣”。但从王嗣奭始，用“诗仙”专称李白，用“诗圣”专称杜甫。后世遂沿袭之。和“诗史”*唐孟棨《本事诗·高逸》：“杜(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0页)然，唐至明被称为“诗史”者，非为杜甫一人。至明中期，此称号则专属于老杜一人耳。的称号过程。以至于今天的文学史，只要言及“诗圣”、“诗史”，则必为杜甫所专有。

其二，从作品来看，文学史上的许多精审之作产生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影响力表现不出来。譬如刘勰《文心雕龙》写成于齐梁之际。起初“未为时流所称”[1]712，故刘勰扮作“货鬻者”[1]712，等候大文豪沈约而出，得到沈约赏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1]712这样一部理论著述，却从诞生以后直至清代，才真正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才被文人们发现其理论价值。这中间，尽管也有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及以及姚思廉《梁书》、李延寿《南史》等为之立传，还有敦煌写本。应该说，唐宋元时期，《文心雕龙》也被文人们屡屡提及，也有一些写本、刻本出现，但总体来说，与它本身的分量是不相称的。这一现象直到明代的杨慎批点《文心雕龙》，才有所改变。真正对《文心雕龙》整体开掘、深揭幽探的局面，是晚清民国创造的。章学诚谓之“体大而虑周”[2]167，鲁迅谓之：“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色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3]332将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心雕龙》则成为一大显学，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更引起了海外汉学的高度重视。因此，今天的《文心雕龙》已经不仅仅属于中国人，她还是世界的优秀文化遗著。

再如，比李清照(1084—1156)晚百余年的宋末女文学家张玉娘(1250—1276)，有着比李清照更为缱绻凄楚、惨忉殉情的爱情悲剧故事。她不仅是美女加才女，更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典范。清代孟称舜(1603—1657)说：“抑古之女子，美于色者有之，丰于才者有之。美于色者或绌于才；丰于才者或薄于行。才与色合，而以一贞自命，不食其言者，千古以来一人而已。……此诚情独钟于一人，而义足风于千载者也。”[4]60其情不幸，其诗词亦不幸。所著《兰雪集》两卷，长期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直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邑人王诏为之作传，光大其事，张玉娘始显于世。清代顺治间，著名剧作家孟称舜刊印《兰雪集》，并以其故事创作35折传奇剧本《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张玉娘事迹与作品历三百年后复兴于世。谭正璧说：“宋代女词人以地位著名的，有魏夫人和孙夫人；以作品著作著名的，有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被称为四大词家。”[5]206然而遗憾的是，从其作品的质量看，在今天诸多文学史的书写中，玉娘之作似并未得到应有的地位，有的甚至未置一词。

其三，从文体上说，一种文体是否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最高成就，往往取决于该文体是否具有空前绝后的特色，而不是依据其流行的程度。譬如，词，在两宋时颇为盛行、风靡，却并非文坛主流，不过是其时文人不登大雅之堂的抒情(甚或是调情)小作而已，文人们似乎并不看重。他们甚至不愿意把自己写的词作收入自己的作品集中，有的收了，也要特加说明，以免他人小瞧。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等就是如此。但是，词的发展却不以宋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原本不以为意的词创作，却堪与诗、赋、笔记、传奇、曲、小说并列而举，影响深广，成了那一时代文学的特色，成为其代表性文体。所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6]46

以上文学史的实践经验表明，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定时间段的传播、接受过程，才能确立起文学经典的地位。文学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文学经典的构成大致有如下要素：一、构成文学经典，必须是优秀的作品；其作者作为文学人物，必须具有人格的魅力。如，西晋太康文人左思，就是一个很有魅力和故事的文学人物，其作品《三都赋》甫就，即受到其时大文豪皇甫谧、张载、刘逵等赏识，“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7]2377然而，很多的时候，就像金子往往不能被人发现、千里马也未必能被识得一样，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具有人格魅力的文人往往不能显山露水，甚或长期潜沉于文学浪潮之中。这就有赖于后世的文人广泛开掘，加工打造，大力宣传。如明代文学运动中呈现出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就对发掘、推广秦汉、唐宋文学，打造文学经典起到了推手作用，如“史汉文学”、杜甫、“唐宋八大家”等核心地位的确立等。二、文学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和理论思辨的个性差异也会决定文学经典的构成问题。文学作品主要是诗人、作家的个体创作，其个性化特征(风格、文气、秉性、语言、修辞等)十分鲜明，同时，趋同相近的审美趣味、审美爱好以及创作观念、个性特征等的文人，也会自觉形成一个流派，甚或文学集团。如，有以文学书写对象而言的田园派、山水派、大漠派、军旅派、宫体派、江湖派等，以文学审美风格不同而形成的婉约派、豪放派等。这样，趣味相投的文人就会不遗余力地为其爱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伸张、赞美，如一向受历代文人好评的曹植诗，却在明代文坛盟主王世贞那里没有得到赏识。王世贞尝谓：“子建(曹植)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8]110显然，王世贞更加欣赏的是曹操、曹丕那样的诗作所表现出的审美情趣，因而也就逆反历史上有关曹植之评价共识。在后世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接受者的理论思辨能力往往也是决定于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文心雕龙》，清代以前之所以没有那么火热，实与中国文学批评一贯注重诗话、评点等感性批评思维习惯有关。而像《文心雕龙》那样思维严谨、思辨精密、思想深邃的纯粹理论著作(疑似印度佛教式的或至少深受佛教影响的)，几乎不适合中国文人的胃口。直到晚清，西方理性思辨之思维方式入华，引起中国文人重视，对比之下，方有全面关注《文心雕龙》之理论价值，掀起“龙学”高潮。三、时代社会风尚往往影响文学创作，推动文学经典形成。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汉末以降，文人清议之风盛行，故六朝文学中以《笑林》《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段子文学繁盛，往往在严酷的现实社会秩序面前，文人们找到一点点私下里的消遣和乐趣。而此种段子文学，却丝毫不让所谓的正统诗文而跻身于文学经典行列。而当代的文学创作，能够进入后世文学经典行列的不一定是那些茅盾奖、鲁迅奖获得者，或许是风靡时下、颇具时代气息的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段子文学。四、政治家的大力倡导，也会促成更多的文学经典。建安时期，曹氏父子皆好文学，建安七子等“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袵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9]540-541故而，建安文学遂为文学经典。当代文学也有例证。如，毛泽东雅好古典文学，其时，甚重古代文学之研究、继承、传播，所以，一大批古代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书写，成为文学经典。

文学的地位无论在一个时代社会的地位如何，她都是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书写者，她的创作、传播、继承、创新，往往没有规律可循，她不依社会的富裕而自富，不依社会的动荡而寂寞，她的姿态千变万化，她的情感千转百回，无论你怎样对待她，她的发展就是那么任性。

[1] 姚思廉.梁书卷五〇·刘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孟称舜.祭张玉娘文[A].松阳县文联，松阳县兰雪诗社.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5]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女性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A].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二·左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王世贞.艺苑卮言[M].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

[9] 刘勰.文心雕龙[M].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补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

[责任编辑：张树武]

The Formation and Heritance of Literary Classics

PU Hui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nstitute，Sichuan University / East Asian Institute，Leipzig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Literature is a writing activity concerning human beings’ aesthetic sentiments，in which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don’t tend to come into being overnight but needs being tested throughout the time，thus being given by their descendants.Either poets，writers，works or even styles are all requested to be spotted，transmitted，generalized and promoted by the posterity.Literary classics want people’s acceptance and propaganda rather than transfer at man’s will.It seems as if she has no rule to follow，but exists and proceeds as she is.She is a fairy-like and self-willed girl for ever.

Literary Classics；Literature Activity；Formation and Heritage

2016-05-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招标课题(12JZD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12AZW007)。

普慧(1959-)，男，本名张弘，陕西榆林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德国莱比锡大学(U. of Leipzig)东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I02

A

1001-6201(2016)05-0011-03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