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大约还是在四月间吧，杨河山发了个邮件给我，说是准备出版一本诗集，要我写个序言。当时我正在忙些别的事情，一拖就拖到了现在。河山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有一段时间我们还住在同一间宿舍里。那时的文化氛围很好，很多同学都在写诗写小说，无非是做着作家梦。成为作家在当时或许是绝大多数文科学生的梦想，但我们中年纪最小的河山却没有参与到里面。他那时好像是喜欢古汉语，这和他的年纪以及当时的氛围并不相符。此刻我的眼前仍能浮现出那个子高高却显得单细的年轻人，努力用少年老成的外表掩盖着他的稚气。时光流转，将近四十年过去，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人已是两鬓斑白，很多方面更是物是人非，多数人早已放弃了当年的梦想，或更深地沉缅在现实中，多少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当年并不写诗的杨河山却开始写起诗来。我不十分清楚个中的缘由，正如我当年并不十分清楚他为何没有选择写作一样。他写得刻苦，也善于学习和借鉴，很快就得心应手起来，我们间的联系也稍多了起来。他常要我把新写的诗发给他看，发表或没有发表的，我的一些诗他应该是第一位读者。现在他的诗要结集出版，其中有好些诗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更为完整地领略到他在诗歌上所下的功夫。

每个人写诗都会有不同的出发点，对诗中诸多因素的重视与追求也必定各不相同。在我看来，杨河山的写作应该是把诗意放在首要的位置，从他的许多诗中，甚至包括这部诗集的标题似乎可以了解到这一点。这标题看上去很有些诗意：残雪常被人们用来指代行将结束的冬天，而白雏菊则用来体现春天的繁盛，二者之间有一段时间上的距离，更有着季节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可以说白雏菊的意象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但其中包含着某些理想的因素。把令人厌倦甚至有点肮脏的残雪想象成洁白的雏菊无疑经过了一种诗意上的转化，即把对残酷冬天的敌意化为对美好事物的期待。这似乎可以看成是这部诗集或他大部分诗歌的基调。他的诗总是充满了诗意，也可以说是诗意盎然，对能够入诗或难以入诗的内容进行诗意化的处理正是他所擅长的。他一方面能从固有的诗的材料中翻出新意，另一方面也能从生活中普通事物出发，在一些看上去并不怎么能够入诗的题材中发掘出诗来。他的诗从题材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用了别人经常使用的题材和内容，如写哈尔滨的城市和街道，写雪，这些在我们一些人的诗中经常出现，我同样写过题为《哈尔滨志》的组诗;写月亮，这类内容更是为中外古今无数诗人尝试过了，其中有些佳构至今难以逾越，他却一口气写了四十几首关于月亮的诗。另一类是他自己发现或寻觅到的，如写火车，写钟摆，写晒衣绳上的白衬衫，这些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写过，但仍然属于公共领域，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火车的意象就很耐寻味，它们是等待的对象，通过它我们的等待被实体化了，尤其是老式的绿皮火车，更能与过去联系起来。所以，火车作为时下已不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具有了象征意味，既代表着未来（速度）也代表着过去（怀旧），在一根轴线上向着两端延伸。这些不同内容的诗在河山笔下的一个共同点是写来都具有诗意，甚至有时还能用诗意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我还是看重后一类写作，因为这些作品更加具有个人色彩，更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的功力和素质。题材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我想是的，当然写得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与题材并不相关，就如同写得好坏与主题并不相关一样，但新的或是不同的题材确实能带给我们写作上的兴味，也会由此发掘出新的或不同的意思。这也是“写什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想，好的诗人，应该具有开拓新的主题和发现新的题材的能力，而不是满足于借鉴和因袭，在写作中个人的创造力对作品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风格和手法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将会使诗人获得真正存在的价值。

当然诗意也很重要，这是一首诗的核心所在。如果说一首诗不够深入，或不够新颖，那么至少说明这还是一首诗，哪怕是一首平庸的诗;但是当一首诗被说成缺乏或不具有诗意，那么我们就会清楚这首诗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或不是作为诗而存在。然而诗意在诗中只是要达到的一个近乎朦胧的效果，就像一个飘忽不定的精灵，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无法证明给人看，这就有些像我们说人有灵魂，却无法说出它的颜色和形状。诗意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美感和抒情意味并将其作为表征，会在瞬间照亮一首诗。这里有两点似乎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美感和抒情意味同样是浪漫主义诗歌刻意强调并追求的，另一点是浪漫主义手法虽然受到波德莱尔以来的诗人们的排斥，尤其现代主义诗歌，明确打出反对浪漫主义的旗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会被彻底否定。如果说现实主义代表了小说的本质，那么诗的本质应该由浪漫主义来体现。浪漫主义强调自我，崇尚个性，注重审美，这些无疑是诗歌所需要的，对于文学也极为重要。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反拨在于后者过分地夸饰和宣泄，使自我无限度地膨胀，归根结底是要真实而不是夸饰地表现自我，或采用客观对应物，或让自我戴上面具，或用智性来替代情感。说到底，所有的诗歌流派和方法最终在于如何表达情感而不是取消情感。尽管如此，诗意仍然是一把双刃剑，对诗意的过分追求会导向一种唯美和高蹈。有时一首诗看上去太像诗了反而会损害诗歌。现代主义在诗歌上的一个贡献就是使我们看到在诗意之外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比如更加注重智性因素，或以丑来代替美，像波德莱尔所说，表达新感情的内在真实的美。也许更重要的是认识功能增强了：不是在社会的层面，而是在内心的层面。艺术并不限于表达自我，更在于重新认识自我;或者毋宁说，现代主义诗歌扩大了传统的包括美感和抒情在内的诗意的范围。

杨河山的诗应该介于二者之间。他似乎有意或无意地选取借鉴了浪漫主义中的追求美感，重视抒情以及想象等特征，并把这些置于现代的框架下。他作品中的诗意多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他重视美感，也注重抒情手法的运用。他把抒情性隐含在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情感，把对情感的表达更多转化为对内心的审视。较之其他诗人，他更多地依赖于想象，有时一首诗从某个具体的情境入手，通过想象得以展开。整体上看，他最好的诗都写得清新，趣味纯正，在语感上很自如，也很节制，读起来让人愉悦。对于浪漫主义的写作，我们今天似乎应该重新审视，或给予更加积极的评价，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浪漫主义是一个混乱而危险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资源可供挖掘，如强调个性，反抗平庸，远离世俗，在写作上突出情感的因素，这些对于今天来说更为需要。如果说，当年艾略特等人反对浪漫诗歌的放纵情感，是为了对时代对现实做更为冷静的思考，那么今天在这样一个平庸而沉闷的时代，让我们积郁的情感得到释放未始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伯林说，“十九世纪的主导形象是阁楼上的贝多芬头发蓬乱的形象”，“他是一个献身理想、摒弃了俗世的人，代表着人类所能具有的最英雄主义、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最辉煌的品质”。毫无疑问，这种品质正是今天所缺少的，也许早已不合时宜，却仍然具有启示和警醒作用。艺术家也包括诗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对既有的艺术提出挑战，既挑战他人也挑战自己。艺术的变化——姑且不说进步吧——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主题和新的素材。杨河山接受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和想象，如果能在个性化和独创性上再进一步，效果也许会更好。当然，就我看来在这方面也需要更加大胆些。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恨谁，就劝他写诗，当然这是个玩笑，但其中未始不包含着某些道理。写诗是一种冒险，是勇敢者的游戏，因为你必须时刻准备接受挑战，而且会让你为之付出一生却最终一事无成。如果想求名求利，那么最好去做别的什么，因为无论做其他任何事情，成功的几率都要高于写诗。当然我的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你喜欢谁，就劝他写诗，因为人有时需要冒一点险，危险的事情有时会带来更大的愉悦。然而问题是，写诗仅仅是出于一种愉悦方面的考虑？只是为了让自己或别人得到愉悦？难道其中并不包含着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正有效的内在的联系，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世界和自我？另一方面，一旦陷入对名利的追求中，不但无法真正认清这些——像一些人所做的那样——反而会让自己迷失在自我的幻象中。这可能是诗歌真正的危险所在。从这个角度讲，写诗除了勇气，同样需要一些其他的品质，如真诚、正直等等——这些好的品质不仅使我们真正成为优秀的人，也同样有助于我们写出更加优秀的诗歌——当然，在这些之上的是对诗歌真正的热爱。有些人也声称热爱诗歌，在我看来，他们热爱的不是诗歌，而是诗歌带来的或他们认为诗歌能够带来的利益。如果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被利益填满，那就没有多少余地去思考诗歌了。我不会轻易去劝人写诗，但如果一个人写诗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求，我会感到快慰。我写诗多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写诗的捷径——那就是根本没有捷径。诗歌容不得半点虚假，容不得投机取巧，只有老老实实地写下去才会真正接近它的门槛。这些话是对别人说的，更是说给我自己，现在我宁愿像老叶芝所说的赤着脚走路，只要内心感到安宁和平静。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