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振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或者说创作方法，“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的，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却由来已久，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的一些口传作品就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也许因为浪漫主义的某些质素从古至今都存在于文学创作之中，当“浪漫主义”这个概念传入中国以后，人们不仅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明显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作家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社团流派（如创造社），也运用这个概念来追溯中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如称《楚辞》为中国浪漫主义詩歌的源头、李白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样一来，冠以“浪漫主义”名目的论著就非常之多，说汗牛充栋也不算夸张。

在众多的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论著中，石兴泽、石小寒的新著《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该著首次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和时代变革语境中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该著新见迭出，具有很多的优点和特色。

其一是研究领域的开拓。说起对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不可不提罗成琰的《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和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两种著作。《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是罗成琰在李何林、王士菁、杨占升、王富仁诸先生指导下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结果，是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也是陈国恩在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列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出版，并曾在台湾再版。这两种著作或侧重理论阐释，或历史描述与理论阐释并重，出版后均颇获好评。这两种著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未曾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罗成琰认为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有两个“洪峰”和一股“余波”，其中“五四”时期出现了“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洪峰”，20年代后期开始风靡一时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是“继‘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洪峰”，4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和徐訏、无名氏的小说是“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思潮的最后一股余波”。陈国恩将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延伸至当代，但并未对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进行细致考察，第六章“在烽火岁月里‘归来’”研究的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和新浪漫派小说，第七章“闪光的流星”就直接进入了“新时期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苦难中的理想主义者张承志”，在他看来，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原则开启的是“通向伪浪漫主义的道路”。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格局由上述罗、陈二著奠定，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基本上沿袭着其思路，对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重视不够，甚至斥其为“伪浪漫主义”。如徐晋莉研究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著作分为“绪论：对于现代与西方浪漫主义的考察”“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新时期以来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四编，仍然是从40年代直接跳到了新时期。石兴泽、石小寒的新著《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认真对待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首次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学理性考察，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既有格局，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领域，使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得到有效的加强。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与上述罗、陈二著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果说罗、陈二著重在首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则是首创之后的进一步开拓与完善，经过其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开拓与完善，中国现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终于得以首次以其整体而非局部的面目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

其二是研究视野的宏阔。石兴泽、石小寒两位作者学术功力深厚，因而研究视野非常宏阔。“浪漫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浪漫主义首先是在西方形成文学思潮后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影响，因此两位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而是将其放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特别是将苏联文学作为参照系对其进行研究，这样有效地保证了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深入把握。著作还专设“苏联文学的影响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浪漫主义”一章，分析苏联文学如何激发了50年代中国青年作家的浪漫激情，探究在苏联文学影响下这些青年作家如何创作出革命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献身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等革命浪漫主义元素充盈的作品。事物之间常常有着或明或暗的彼此联系，并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有其源头，也有其流变，因此两位作者不是静止地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而是将其放置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著作由引论、上编、下编三部分组成，其中引论“历史张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现代基础”将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文学联系起来，论述研究对象的历史张势，描绘出历史转折与浪漫主义畸变的可能，探究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上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论”则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曲折狭窄的路径，探究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与动力，揭橥其整体性特征和个体性表现，追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构成，既有郭小川、贺敬之、何其芳、孙犁、王蒙、田汉、郭沫若、峻青、刘真、“七月”诗人、“九叶”诗人等代表性作家，也有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还有农村题材、战争题材等各类创作题材，著作的下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论”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元素进行深入发掘，上述代表性作家、各种文体、各类题材尽入书中，作者视野的宏阔以及把握研究对象的全面、系统令人叹为观止。

其三是理论辨析的深入。名正则言顺，两位作者试图建立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他们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对浪漫主义的理论形态进行深度辨析，理论辨析的深入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的一大特色。比如说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之前，文坛是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么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尊的情况下，浪漫主义是不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缺席”了呢？著作第一章通过对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关系的辨析，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浪漫主义是内在地包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中的，但是浪漫主义失去了“名分”也就失去了位置，在这种内在的“包含”之中浪漫主义就被政治同化、融化，演变为政治浪漫主义了。在对浪漫主义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深入辨析的基础上，两位作者别有会心地提出了“个性”“现代”“审美”“青春”“政治”等浪漫主义文学概念，创造性构建了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进行研究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框架。著作第三章对浪漫主义“常态”与“非常态”错位发展状况的辨析，入木三分地揭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际情况，特别值得一提。该章指出，浪漫主义最深刻的内涵在于表现自我、创作自由、个性表达，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虽不能说没有自我、自由和个性，但多数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而且是顺向阐释，缺少足够深刻的自我和足够充分的自由”，既不同于欧洲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曾经的浪漫主义，是浪漫主义的“非常态”，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常态”与“非常态”发生了错位、倒置，“非常态”的革命浪漫主义成为时代的“常态”，审美浪漫主义、个性浪漫主义等本应是“常态”的浪漫主义却成了时代的“非常态”。这一认识非常难得，为著作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克服了在浪漫主义一度“无名”的状态下对其进行研究的尴尬。《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理论辨析深入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对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辨析，同时也体现在对某些具体理论主张的辨析之中，如第十二章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浪漫主义解读就是一個明显的例子。胡风是极力标榜现实主义甚至以现实主义“护法者”自居的，其“主观战斗精神”等理论主张因此也一向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重体验的现实主义”理论，本著作者却于不疑之处生疑，饶有意味地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问题，通过辨析指出：“‘主观战斗精神’不等同于浪漫主义，但无论文字阐述还是主观意图，两者都有众多重叠交叉的内容”，“其内核更接近浪漫主义”。这是一个颇为大胆的结论，但细思亦不为无理。

其四是材料把握、运用的准确。《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与宏观研究，涉及海量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对材料把握、运用的准确是其另一大特色，也是研究成功的坚实基础。比如说，著作专章、专节进行论述的作家就有近20位，每位作家的经历都很丰富，思想也很复杂，作品更是浩繁，每位作家都可以被写成一部甚至多部大书，石兴泽、石小寒两位作者在对这近20位作家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之后，举重若轻，把每一位作家高度浓缩地写进著作的一个章（节）之中，很好地呈现他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并凸显各自浪漫主义的特色，没有对材料的准确把握、运用，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著作还提供了一些较为稀见的材料，有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如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一般都认为是毛泽东于1958年最先提出来的，著作却指出张光年、茅盾1950年就表现出“两结合”的意思，后来淡出人们视线的文艺理论家竹可羽还曾在1950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长达两万言的理论文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较为详尽地阐述“两结合”问题。

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视野的宏阔使得《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大气磅礴，理论辨析的深入、材料把握与运用的准确又保证了其新见迭出。当然这只是大致而言，以上诸方面本身是相互联系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950-1960）》的优点与特色也远远不是这几个方面可以概括的。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语言文学省级A类重点学科责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