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海， 樊 琳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离骚》两个英译本的文学特征翻译比较分析

彭家海， 樊 琳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离骚》作为中华文化经典，在推介至世界时需要好的英译本。《离骚》是骚体诗的代表作品，其英译本的评价标准应该着重于文学性，这样解读出来的翻译文本会更加贴近诗歌本身，能更好地展现其独特的文学特征。杨宪益与许渊冲两人翻译的《离骚》，译本西化程度较高，但在诗歌文学特征的处理上还有许多未来翻译者可以改进的地方。

离骚; 文学特征; 英译; 比较

文学具有形象性、真实性、情感性和符号性等特征[1]。认识解读一部文学作品，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切入分析。与《诗经》并称“风骚”的《楚辞》，相对而言词句复杂，难以理解，所以外译困难较大，译者较少。本文从文学性的角度，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的《离骚》英译本，探讨两位中国翻译大家对经典诗歌的处理与翻译。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楚辞》的关注逐渐增强，楚辞译本、相关论文、研究会议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离骚》是骚体的代表作品，也是后世传颂的经典篇目。目前对于《离骚》英译的研究，也趋于繁荣。

派克尔1879年首次发表了《离骚》的英译本。随后百年间，先后出现了十余本《离骚》的英译本，如理雅各、翟里斯、韦利、霍克斯等译者都有尝试。相对而言，国内《离骚》的翻译开始较晚，1953年我国才有了第一版英译的《楚辞》，它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完成。而后，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等翻译的版本相继问世。

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离骚》译本进行研究，如风格标记、象似性理论、人际意义视角、思维方式、阐释学视角，多采用对比研究方法，通过对比不同的译本，使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然后分析解读。这种不同理论与翻译实际的结合，可以发现很多翻译中的问题，使未来的译者能够发现译本的特色与不足，从而扬长避短。

也有比较细致、单一的研究，如对一个译本的专门研究，或对不同译本中同一对象的对比研究，如何泠静(2011)对《离骚》中植物名称的翻译的探讨，王群(2012)对许渊冲《离骚》英译本的探讨。

相对而言，从文学特征的视角切入，首先理解诗歌本身的内涵，然后最大化地展现骚体诗的特点与美，才能真正地做好《离骚》的翻译工作。诗歌的翻译，尤其是《离骚》这样典籍的翻译，更应该注重作品本身所具备的独特的文学性。

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式考察杨宪益先生和许渊冲先生的《离骚》译本。两位先生同为中国翻译界的大家，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理解更深，而译本是对原文的解读。笔者将从文学特征的角度来分析两位先生的翻译，强调《离骚》作为骚体诗本身的文学性，再来解读两个译本，探讨它们的优点与不足，为将来的翻译提供参考。

2 《离骚》的文学特征阐释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之一，代表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独特的形式造就了它的音义之美、韵律之畅、情感之浓郁。它是从宗教中独立兴起的文学，其类型属于和巫祝有关的宗教文学。而《离骚》则属于祝融系文学，亦称自叙文学，来源于对神的祝词。其特色有第三：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与先祖的关系；颂扬自己的才德。屈原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离骚》是他的代表作，共373句，2485字。《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它既有现实主义的坚定又不失浪漫主义的柔情。

《离骚》是文人所作之诗，加之诗歌中特有的南楚方言、风物，众多历史、神话典故，对读者而言有些难以理解。随着诗歌内容的展开，诗人反复叙述自己丰沛的感情，读者体会和捕捉有一定难度。因此，《离骚》的读者和翻译相对较少。

文学特征主要指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真实性和符号性。

《离骚》的文学特征可以总结为：第一，香草美人的独特比兴(形象性)；第二，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情感性)；第三，幻想与现实交织的宏伟结构(真实性)；第四，别树一帜的新诗体(符号性)。

2.1 形象性——香草美人的独特比兴

《离骚》是后世学者研究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参考文本之一，内含众多的典故，加以诗人奇特浪漫的联想与绚烂多彩的幻想，辅之以徐徐铺展开来的描叙，把现实人、历史以及神话中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天、地、人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独具魅力的形象世界。诗中又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展现出一个个由抽象的美德与复杂的现实关系结合的生动形象，如男女关系比代君臣关系，以车马比喻国家需要驾驭治理等。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2]，说的就是比兴这一特色。比喻手法渗透到了诗歌的每一处，小到个别事物，大及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使读者畅游在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在脑海中构建一个个鲜明的诗歌形象。

2.2 情感性与真实性——幻想与现实交织的浪漫

《离骚》的创作基于诗人自身的经历，却又充满绚丽的幻想。作为自叙文学的诗歌作品，历来学者们对于其标题与内涵的理解意见不一，但基本上全诗可以解读为主人公“我”想推行美政，朝堂上屡遭否定，后被排挤放逐，失落悲愤却坚持初衷，不叛楚国，终绝望自尽。切肤之痛的经历，结合大量具有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香草美人以及奇特的想象，利用夸张的手法，诗人抒发自己的强烈真挚的感情，幻想与现实结合，深刻地表达了就推行美政、强大楚国的抱负，政治上的失意、被贬后的不满、推行美政的坚定，以及宁死不叛楚王的忠诚。

2.3 符号性——独特的文体形式

特殊的文体形式使《离骚》在众多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在诗歌形式上，挣脱了《诗经》整齐划一的四言句式，《离骚》每句三到十字不等，句式飘逸灵活；句腰以虚词协调音节，隔句句尾用“兮”字呼应。《离骚》的句式自由多变、可长可短，诗歌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后人称此类诗歌为“骚体诗”，也称楚辞体。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随后兴起了骚体文学与浪漫主义情怀，对后世影响极大。

《离骚》中多用对偶，全诗百句以上为对句，如“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的错综对。同时诗句以双声配双声，如“忳郁邑余佗傺兮”，叠韵配叠韵，如“聊逍遥以相羊”。这使得《离骚》的诗句虽自由却不失规律，节奏和谐，抑扬顿挫中带有起伏的美感。

诗中频繁地使用双声叠韵，生动贴切并新意十足，如写云霓翻腾之貌的“岌岌”、“蜿蜿” 等，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3]

同时，《离骚》大量运用了楚地特有的方言词汇，如“汩”、“搴”、“羌”、“阊阖”等，展现出浓厚的南楚情调与特色。

判断骚体诗的标准是句中是否有特殊虚词。“兮”是骚体特有的语气词，是楚辞体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任何韵文体式的标尺。[4]

现今，学界基本上同意了“兮”字的三分说，即根据《楚辞》的文体特点，分为三种典型句式：《橘颂》型、《九歌》型以及《离骚》型。

《离骚》型是指将“兮”字置于上句之尾，或者于上下句的句中各加一“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离骚》中的“兮”字句节奏鲜明，对偶工整，以四句一节进行押韵、换韵。

《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且形式独特，是一首流传千古的绝唱，后世的汉赋和浪漫主义风格诗歌都从它身上汲取了养分。

3 《离骚》两个译本的比较

3.1 翻译思想比较

杨宪益和许渊冲两位翻译家年龄相仿并均长期致力于中英翻译事业，完成了大量的中华文化经典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的文学作品的理解自然也更加深刻。

3.1.1 杨宪益的翻译原则 杨宪益的翻译准则是：以忠实为前提，尊重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创造性工作，尽可能地做到通顺，不要在翻译时进行附加的文学创作。译者的工作是使目标语的读者能够理解文章。一味地追求忠实或一味地追求通顺就会使文章似鸟儿般的折断了一只翅膀。[5]刘瑾评价说：杨宪益译文行文流畅，辞藻华美。并总结其翻译特点：忠实于通顺的翻译风格；倾向于归化翻译方法。[6]

3.1.2 许渊冲的三美论 许先生的翻译思想是三论：“三美论”是译诗的本体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最重意美；“三化论”是译诗的方法论，即深化、等化、浅化，利用加、换、减词等方法进行意译以求神似；“三之论”是译诗的目的论，即知之、好之、乐之，意在使读者理解、喜欢、愉快。[7]

两位译者的共同点在于：强调忠实原文，要表达出原文的情感性与真实性。相对而言，杨宪益更加重视译文的通顺性与可读性，而许渊冲则兼顾了文学的形象性与符号性特征，更大限度的还原诗歌本身的文学特征。

3.2 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从《离骚》的主要文学特征切入分析两个译本，并对比分析译本与原诗在内容表达、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并评价它们展现出的文学性。

3.2.1 象征的处理 两个译本基本上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于诗中出现的和西方差异较大的事物也没有加注，没能展现出中华特色文化的特质，忽视了诗歌中的部分形象与深层的情感。例如，“兰”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涵义，它象征着坚定向上的高洁人格，屈原作品中常以“兰”自比，来比喻自己不愿随波逐流的崇高气节。在翻译中，如果不对“兰”在中国文化中丰富的象征意义作解释，西方读者很难理解它独特的文化内涵，导致屈原精神思想和追求无法被读者理解。[8]

由此可以看出，两位大家的共同缺陷在于缺乏注释解说，导致诗歌本身的特色形象与内在情感流失。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而《离骚》中用典又十分频繁，有许多甚至连中国人本身都难以理解的部分，因此，注释是必要的。

3.2.2 专有名词和典故的处理 《离骚》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因此存在大量的人名、地名、花草名等，这些既浪漫又写实的幻想材料丰富着现实的骨架。后世学者也以此诗为材料进行了神话、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考证。在英译中，如仅仅只简化处理诗歌里的动植物、天文、地理等名称以及富含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的概念，势必会削弱《离骚》的经典价值。

从选词上来看，杨先生的翻译避免具有明显文化标记的词汇，不直译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名称，因此诗中的物名、地名等多处理不当，如“杜若”一词被译为“fragrant herbs”。杨先生为使译文更为读者所接受而规避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又如，杨译《离骚》中将“摄提贞于孟瞰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译作“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9]“摄提”被翻译成Sirius(天狼星)，实际上“摄提”指纪年的“摄提格”(寅年)，而这个概念与西方古希腊(及古埃及)天文学的一颗星名不对应。又如“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沅湘是指沅、湘水。杨译本为“To barbarous south I went across the Stream；Before the Ancient I began my Theme”。他把“沅湘”译成the stream，对地名的处理方法太过于模糊和浅化。即使本着便于西方读者阅读的原则，也不该因此使诗歌内容过于简化。

在选词方面，许渊冲先生则将“高阳、伯庸、摄提、孟陬”和“庚寅”译作High Sunny King，shed sunny ray，Wooden Star，spring和Tiger’s Day，有一种避免向译入语引入过多的汉语专有名词的倾向，同时省掉英语注释，以至于出现Wooden Star这样的用法。“朕皇考”译成My father，而非my deceased father，忽略了“考”。为这个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字。“考”，同老，还有已故的等意义。许先生的译本，尽量不选含典故的词。他的形式特点是借用英诗联韵式或联句交韵式(couplet/alternative rhymed couplet)。再举一例，“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杨译为：“Two monarchs then, who high renown received,/ Followed the kingly way, their goal achieved./ Two princes proud by lust their reign abused,/ Sought easier path, and their own steps confused。”而许译为：“The first two monarchs were so bright, oh!/ That they followed and gained the way./ The two last kings were in sad plight oh!/ They sought bypaths and came to bay。[10]”两位译者把尧舜桀纣这四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都省略了。杨译虽加了两条注解，但在正式译文中忽略了人物名字，忽略了词句后的文化内涵；而许译全无加注，译文单薄甚至有些难以理解。此外，在这里他们使用了monarch，king，prince这几个不同的词语，会误导读者同为帝王的四位身份是不同的，这违背了史实。

3.2.3 诗歌题目的翻译 有66种关于“离骚”之意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六种是：一、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即离骚，遭忧；二、钱澄之认为：“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馋，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三、游国恩认为离骚即楚国古曲名《劳商》；四、林庚认为离骚即“牢骚”，“离”“牢”是双声字；五、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六、王逸认为是离别的忧愁。

诗歌的题目是简单却意蕴深刻的，它是诗歌思想内容的提炼。杨宪益的译本将标题直接音译为LiSao，从而避免了对于标题意义的争论。而许渊冲的译本，则是采用了王逸的说法译为SorrowafterDeparture，表达了许先生对诗歌整体的定位。

总的来说，在内容思想层面上，杨宪益的译文，富有诗感，但并不忠实于原文，致使文学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这与他翻译时的心态、理解有关。因此，在译文中，可以看到杨先生加入了自己主观的理解。许先生则致力于表现骚体诗的特征，在遣词用句上以美为先，译文有英诗的流利自然，只是他同样过多地忽视了原诗中词句的文化内涵，对原文本的改造很多，也没有加注。

3.2.4 文体形式的比较 汉字一般为一字一音，相对而言形态稳定。中文的诗歌由于汉字本身的“字本位”特质，对于字数、格律与韵法的要求严格。每个字都构成节奏，所以汉诗相对而言十分工整。《离骚》可谓是后世骚体诗的模板。但屈原在《离骚》里未曾着意格律与音韵，或者说当时的语言条件离形成格律诗尚远。所以，虽然六字诗行为主，也有短至五字，长达十字的诗行。

而英语的诗歌，往往是诗节——诗行——音步层层划分下来，与汉字中的音节相对应的就是由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按一定规律排列而成的音步。不同的排列方式构成不同的英诗的格律。诗行的长短以音步数目计算，所以对于单词数没有明确要求。因此，英诗在形式上看起来没有汉诗齐整。

汉诗有音调分平仄，而英诗则根据轻重读音节来展现诗歌的抑扬顿挫。

对诗歌韵法的翻译，杨宪益先生翻译的版本采用的是英雄双韵体这种典型的英诗韵律方法，韵脚按照 aabbccdd的形式处理。归化翻译使译文形式简洁，句式均衡整齐，更方便西方读者的阅读。如：

不抚壮而弃秽兮Had I not loved my prime and spurned the vile,何不改乎此度？Why should I not have changed my former style?

乘骐骥以驰骋兮

My chariot drawn by steeds of race divine,

来吾导夫先路！

I urged; to guide the king my sole design.

《离骚》的韵尾形式为abac，每行诗文字数6到10字不等，出现频率最高的是6字和7字。许译本还是恪守英诗联句交韵式，译文韵尾是abab，韵式结构规整，多译为8音节或9音节的诗句。如：

忽驰骛以追逐兮，

I am not so eager as they, oh!

非余心之所急。

To run after wealth here and there.

老冉冉其将至兮，

Old age draws near from day to day, oh!

恐脩名之不立。

Have I a name lasting and fair?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离骚》每行诗文字数与许译文的音节数出入不大，韵尾方面译本更有规律，符合先生翻译思想中的“形美”原则。但刻意追求形式上的统一与美感，译文的用词就失去了原文有的丰富感，失色很多。

因此，对比而言，许译本在其文体形式，即符号性上更加符合原作体式。

3.2.5 “兮”字的处理 “兮”字是《离骚》乃至《楚辞》的灵魂。“兮”字的翻译，是评判译本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本风格保留与转化的水平。这个虚词的翻译，是对译者的极大挑战与考验。

杨先生的译文中直接忽视不译“兮”字。由于“兮”字大多被视为虚词，没有具体含义，在英文中也没有对应的词汇，杨译本中舍弃了这个字的翻译，整齐划一的五步抑扬格致使骚体诗的特色流失，这是明显的缺陷。

许译本中就注意到了这个大的缺陷，特意在译文中凸显 “兮”字的存在。“兮”作为骚体诗的表征，不仅仅只是诗句中的一个虚词，还承载着诗歌深刻的情感。在《离骚》各色的英译本中，许先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标记词“兮”字翻译出来的译者。按照原诗中的“兮”字出现位置，许渊冲将所有的“兮”字一字不落地译成“oh”。这是一次大胆而可贵的尝试，许先生注意到了“兮”字的重要性与楚辞体本身的特色并努力进行了还原。

“兮”字的意义是学者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有两种观点。

一些人认为“兮”字是个声符，不具意义，起助词之用。《广雅·释话四》：“‘兮’，词也”；清孔广居在《说文疑疑》说：“兮，诗歌之余声也”；清顾炎武《诗本音》说：“凡诗人之句，如意尽而文不足，则加一兮字”；杨树达《词诊》说：“兮，语末助词，无义”；谭介甫《屈赋新编》认为“兮”字只是一个声符(或声调)。

另一派说法与上引诸家之说相反，认为“兮”字有实际的语法意义，他们主张根据经典异文来定义。王逸最早提出用典籍异文来确定“兮”的意义，认为“兮”的意义与“之”相同，或探讨“兮”等同其他虚词的组合关系。此外，他们还有所谓“互换见义”，即用其他虚字与“兮”字互换以见其意义。如“兮”与“之、乎”互换见义，与“也”互换见义,与“而、以、然、于”互换见义，等等。[11]这样的说法得到了许多后世学者的论证，如闻一多、郭绍虞、姜亮夫等。

郭建勋提出了“兮”字句是骚体的本质特征的观点，他认为“兮”字能构成诗歌节奏，具有十分强烈的咏叹表情色彩，同时有多种虚词的文法功能、衍化派生其他句式的造句功能。“兮(些)”字句体现了一种带有自由浪漫精神的荆楚文化，还展现出屈原的悲恸、怨愤情绪，其他虚词都不具有这种独特的意味。[12]若将诗歌中的“兮”字省去，《离骚》会黯然失色，骚体诗所独有的形式和意味就大打折扣，难以与其它文体的特征相区别。

《离骚》共有187个“兮”，占全部字数的7.5%。“兮”是《离骚》使用频率最高的虚词。换言之，“兮”字的翻译只有许先生这一次尝试是不够的，这个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建议后续《离骚》译者务必认真思考如何处理这个字。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充分利用了他的翻译理论，用“oh”代替了含有楚文化特色“兮”字，使其翻译独树一帜。诗歌的美体现在其独特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上，译诗的过程也是在还原并创造美。在展现《离骚》的文学特征带来的美感时，翻译者应该要认识到原作形式是与其内容不可分割的，其形式也是极其丰富的，韵律、选词和语气等结合起来构成其独特的风格；形式的重现，才能真正地忠实地传达和传递的《离骚》的内容与美。

4 结论

在文学特征的翻译方面，两个译本处理各有千秋，相对而言更好的是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许先生的译文将《离骚》作为骚体诗代表的点睛之笔——“兮”字进行了突出，在对诗歌体式处理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杨宪益先生与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在韵律上已经驾轻就熟，但仍旧没有脱离英诗的束缚；并且译文中均缺少对典故、专有名词的注释，使诗歌本身的丰富内涵大打折扣。后续译者应努力寻找译入语中合适的词语与表达，大胆在文体上创新，充分展现骚体诗本身的风采。

译者应该充分理解诗歌本身的文学特征，运用恰当的格律和音韵，尤其是要处理好“兮”字的翻译，充分展示《离骚》的丰富的内涵，统筹好意译、音译与加注的地方，一定可以翻译出能赢得读者欣赏理想的译作，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大放异彩。

[1] 曹顺庆,支宇. 重释文学性——论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J]. 湖南社会科学, 2004(1):125-130.

[2]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 严晓江. 论《楚辞》的叠词翻译——以许渊冲《楚辞》英译本为例[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70-72.

[4] 郭建勋. 略论楚辞的“兮”字句[J]. 中国文学研究, 1998(3):29-34.

[5] 李帆.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特点[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11(4):23-25.

[6] 刘瑾. 杨宪益、戴乃迭《楚辞》英译浅析——读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J]. 大学英语:学术版, 2013(01):231-234.

[7] 王群.许渊冲《离骚》英译本特点刍议[J]. 中国电力教育, 2012(3):156-157.

[8] 何泠静.论《离骚》三个英译本植物名称的翻译[J]. 凯里学院学报, 2011(02)):168-171.

[9] Gladys Yang, Yang Xianyi. 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53：1-124.

[10] 许渊冲译. 楚辞：汉英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8：2-43.

[11] 陈士林. 楚辞“兮”字说[J]. 民族语文, 1992(04):1-6.

[12] 郭建勋. 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M].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2-63.

[责任编校： 张岩芳]

An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LiSao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PENG Jiahai，FAN Li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430068,China)

As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a good English version ofLiSao’stranslation is necessary.LiSao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uci style. The ways to evalua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LiSaoshould be more literary so it is a better way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closer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show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Yang Xianyi’s and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LiSao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In the future, translators can promote it in many ways.

LiSao;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English translation; comparison

1003-4684(2016)03-0089-05

I222.3

A

2015-11-20

彭家海(1964-)，男，湖北随州人，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西方文化

[作者简介] 樊 琳(1991-)，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