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历史系，北京　102488)



边吏与边政的互动
——浅析唐朝文人儒将对北疆的经略

张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历史系，北京102488)

摘要：儒将，是唐朝边疆军政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唐朝宣扬的以儒家“怀柔远人”思想为主题的边疆政策的先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将群体及其所崇尚的文德崇礼等观点，与唐朝以儒家立国并极力呈现给天下的形象更为吻合，而文武兼备的儒将更能凸显唐朝边疆经略的形象。儒将的出现也为宋朝“以文驭武”的国策和文人出任武将打下基础，在宋朝与边疆民族的互动中，通过边吏加强了“以文立国”的儒家式思想在边政上的体现。

关键词：唐朝；文人儒将；北疆经略；影响

唐朝两百多年的文治武功，是中国古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在边疆民族史上的建树尤为引人注目。唐朝与北疆民族的互动从初唐的突厥到晚唐的沙陀几乎贯穿唐朝始终，涌现出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边将，文人儒将又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群体，既成为唐朝边政的重要载体，又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也因其自身特色成为了边陲粗犷之地的一抹风景。

一唐朝北疆经略概况

纵观唐朝发生的数次边疆战事，不同的时间显示出不同的特点。随着唐朝统一战争的逐步胜利，在国家内部形式趋于稳定之时，边疆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唐朝的边疆战争主要分为南北两部分，本文主要探讨唐朝北疆问题，故南方情况暂且不论。

在北方，唐太宗在位时虽然已经取得了对西域的直接领导权，但是北疆地区并没有走出战争的泥沼。突厥、契丹等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完全归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边疆动乱此起彼伏。从太宗到玄宗，国家对边疆经略的探索，[1]历经都护府、羁縻府州、边疆节度使等，对边疆地区实行了有效统治，但朝廷对边疆用兵的记载仍屡见不鲜。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杰出将领大都发迹于和北疆有关的边疆战事。安史之乱后，唐朝走上了一条内外交困的道路。由于国力严重削弱，疲于奔命的唐朝面对骁勇强健的少数民族更是苦不堪言。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一直困扰着中晚唐政权。

唐前期边疆战争频仍，受到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影响，当时的文人渴望建功立业，驰骋沙场以展现大唐雄风，边陲广阔的天地也为其施展个人才华和实现远大抱负提供了舞台。[2]于是部分唐朝文人满怀热血奔赴边塞，成为杀敌报国的儒将，这些投笔从戎、纵横于沙漠戈壁的儒将在史册中俯拾即是。在这“文人变边将”的大潮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其个人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更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唐朝的边政，即儒将以其自身儒家式的背景，对边疆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唐朝北疆儒将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既是动荡的时期，也是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势力虽然呈衰颓之势，但是上层世族文人为了保住家族利益，各自拥兵一方，开始尚武自恃，与此同时尚武之风也在社会蔓延开来。

承隋末丧乱建立起来的唐朝，积极调整统治秩序，开放巨大的政治机遇，整个社会迸发着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此时的文人，也不同于之前儒生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传统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热血和文武兼备。受社会尚武风潮的影响，对武功的热爱与追求是唐朝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受此风气感染，唐朝文人的尚武风尚主要表现为弃笔从戎，参加军队战争。“而唐代尚武之风浓烈，守边武将尤其受到朝廷器重。《资治通鉴》载:‘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2]在边疆形势和治边政策的影响下，大批文人披上铠甲奔赴边疆战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左传》中的这句话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真实写照，边疆和民族关系是中原王朝军事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人之谓唐朝疆域辽阔、四海咸服，即是对其边疆经略的高度肯定。唐朝的边疆建树，离不开治戎安边的边将，唐朝在频繁的战争中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将领，其中文武兼备的文人儒将更为耀眼，他们既有军事将领的威猛，更蕴含文人的儒雅，比其他类型的将领更能凸显唐朝礼仪之邦的特点，既和周边少数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又更能体现以儒家文化立国的唐朝对边疆民族的经略思想——怀柔远人、“永保边塞，世为蕃臣”。[4]儒将们所信奉的崇仁崇礼等思想，也是唐朝以儒家思想所标榜、意图呈现给天下的价值观，儒将也就比蕃将之类的群体更能深刻领会朝廷的治边内涵。

唐朝文人儒将不胜枚举，尤以裴行俭、刘仁轨等为代表。[5]裴行俭以门荫入弘文馆，后平定阿史那都支和阿史德温傅与阿史那伏念等人的叛乱，为唐朝北疆安危立下汗马功劳。裴行俭被后世称道的不只是赫赫战功，其书法造诣亦精深，张怀瓘《书断》赞其云:“有若缙绅之士,其貌伟然,华衮金章,从容省闼。”[6]和裴行俭差不多同时代的刘仁轨，以东伐新罗的战事获封“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尚书左仆射”，其征战之功为当世所推崇。而其“拜太子左庶子”“监修国史”[7]则充分说明其文化修养之高。

唐朝中后期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风雨飘摇，“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8]是人们对此时边将的渴望。通晓儒经的张仲武，投笔从戎为蓟北雄武军使，后因其对回鹘战事有功而威震北方。儒生郑从谠再次于乱世中彰显了儒将定国安边的情怀。进士出身的郑从谠，击败趁唐末中原内乱内扰的沙陀部，与当时击败起义军的郑畋称为“二郑”。《旧唐书·郑从谠传》赞曰：“国威复振,二儒帅之功也。”[9]

唐朝战事频繁，造就了一批“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儒将。当边关出现危机时，这些英雄人物奔赴前线，以儒家鲜明的定国安邦的责任感和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走上了另一条积极入仕之路，以实现他们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儒将以雄浑尚武的风貌，一扫魏晋以来文人娇柔浮靡之风，他们既是唐朝蓬勃英勇的一面旗帜，也同时造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唐朝的治边策略除了在儒将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外，还有众多儒家文人以进入幕府为官的方式，文韬武略、鞍前马后为唐朝的边政大计尽忠竭力。

三儒将对历史的影响

1．对边疆经略的影响。

唐朝文人为儒将远征边塞的潮流，使此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出将入相”式的人物，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说:“唐代将相并无显然之分途……皆以宰相而提兵，其例甚多。”[10]由于许多儒将入为宰相，也使浓重的军事气氛弥漫在宰相群体中，形成了唐代宰相的“出将入相”制度。在此制度影响下，带兵打仗也成为唐朝特别是唐前期官员能够入主中枢权力核心的重要筹码，[5]而唐朝前期的战争主要是与边塞四夷进行，因此至少唐朝前期“出将入相”的宰相大都有边疆经略经验。例如刘仁轨、狄仁杰等人都有征战边疆的经历，都可谓是“出将入相”的表率。唐玄宗时期，“出将入相”制度发展到高潮，张说、张嘉贞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5]他们都有治边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唐朝边疆经略对中央权力和权力人员嬗变的推动。

这些儒家文人将领与一般的蕃族武将不同，他们不仅有着蕃族武将那种不畏强敌、纵横疆场的军事气魄，更有着一般武将所不能企及的文化底蕴。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其中的重要内涵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仕。儒家学说有明显的辅佐帝王以成霸业的功名观念，这些儒将为“安天下”而征战绝域的主体意识，正是此类儒家式思想的体现，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儒家传统思想中“以夏变夷”的精神。

2．唐朝儒将对后世的影响。

唐朝儒将在维护边疆安定方面有较大贡献，而其文武兼备的突出特点对后世历史也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五代十国历史时期较短且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受其影响较大的当属宋朝，宋朝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较大改革。

儒家文化强调积极入世，理想的仁者品格是建立在自我完善和兼济天下之上的。“一个时代最突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或者说能影响国家命运的根本性的问题，总能触动文人们敏感的神经”。[11]文人积极与时代相连，以高度的儒家使命感投身国事。终唐之世与边疆民族的战争层出不穷，文人投军为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成为了唐朝宣扬以儒家“怀柔远人”思想为主体的边疆政策的先锋。中晚唐时期国势大不如前，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极大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唐末五代时期，武夫悍将竞于气力，武力一度成为主导社会的核心，文人若要入仕则必须对武人仰以鼻息，而以儒家思想立身的文人在这样的时代逐渐被边缘化。

在反思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后，宋初逐渐确立了“崇文抑武”的统治思想，即强化儒家思想及其伦理纲常，实行“文人政治”，并以此来压制武将。此举不仅使武将阶层被动地卷入崇尚儒学的社会大潮中，也为后来大规模以文人充任武将打下了基础。两宋面临的战争也主要是以边疆战争为主，边疆压力较唐朝更加严重。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面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与吐蕃和南方的交趾政权等对北宋形成了包围之势，边疆大小规模的战争不绝于史书。以宋朝“以文驭武”的国策，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国家要培养的是能打仗的文人和能知书的武将，这种文武统一的范例可以说是唐朝儒将的延续。

宋朝统治者一心追求的这种治国安边人才观，对当朝武将而言产生了很大影响，使这一群体向儒将的角度又迈进了一步。早在赵匡胤时期就倡导武将习读儒家经典，“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12]此法亦被后继君主所继承。

当“华夏衣冠正统”的宋朝被女真铁骑蹂躏而被迫南渡时，旧皇被俘、新皇奔逃的屈辱和城郭陷入夷狄之手的愤懑，使文人儒将击节慨叹、慷慨赴国难；也使武将更加自觉地求助于儒家经史，以此加强抗击外族入侵的精神支柱。[13]经此离乱的洗礼，武将与儒将的差别愈加缩小。在边疆出现危机时，以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将领，又一次站在了战争的最前线，展现给天下的是以儒家精神为旗帜的边将与边疆形势的深刻互动，既是宋朝“以文立国”推崇儒学的国策在边政上的体现，也是中原传统思想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另类渗透。

四结语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人来完成或推动的，而人的思想在其中又起了很大作用。唐朝的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历来为人称道的多是其边疆建树。不论儒将还是蕃将的运用都是唐朝统治集团根据其需要加以选择的，二者的身份在这点上是一致的。

唐朝等中原王朝历来以儒家立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前人将儒家思想与唐朝边政联系在一起时，又多是从“华夷观”入手，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载体——儒将。作为中原王朝，唐朝官方政治思想依旧是崇尚儒学，而儒家治边讲究德治，“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9]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原王朝，以教化和羁縻作为治理边疆的手段，企图达到“以夏变夷”，使四夷永为蕃臣、拱卫中原的目的，可以说唐朝的边疆政策正是按此设计的。唐朝的边政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经略边疆的人选密切相关，“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9]唐朝在选将上自然偏向和自己在思想上更为接近的儒将，儒将赖以傍身的仁德礼治等信仰，正是唐朝所标榜、意图展现给天下的价值观，儒将比蕃将之类的群体更加契合唐朝治边的思想，以裴行俭、刘仁轨等人为代表的儒将也就成为了朝廷边疆经略的一束光彩。儒将的出现不仅为宋朝“以文驭武”的国策和文人出任武将打下基础，而且使其在文武合流之路上走得更远，宋朝在与边疆民族的互动中，通过边吏加强了“以文立国”的儒家式思想在边政上的反应。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唐宋变革”的余韵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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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7:114.

[11]白慧静.儒家文化与唐代文人的担当精神[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1(1):14.

[12](宋)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15.

[13]孙建民.论宋南渡武将的文化修养[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8):120.

Class No.:K242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Policies of Governing at the North China Border by Generals with Confuci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

Zhang C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Generals with Confucianism has been the pioneers of the frontier policies in the Tang Dynasty , whose ideology is greatly adv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se well-educated and trained Confucian generals with both courage and insight are able to feature the Tang authority and their frontier policies. The basic policy of the Song authority was that the civil officials act as military commander to rule the armie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ong authority and minority at the borderland, it is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that the Confucianism is the fundamental conviction for governing by influencing the policies through frontier officials.

Key words：the Tang dynasty; Generals with Confucianism; governing at the northern border; influence

作者简介：张程，在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

文章编号：1672-6758(2016)07-0021-3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