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荣

(长治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　长治　046000)



见证记述的史料价值
——以《退想斋日记》中的教民群体形象为例

李荣

(长治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00)

[摘要]历史经历者分为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见证者记述是历史事件重要的史料来源，不但提供了某种视角下的解读，而且呈现了历史叙述的新方式。但是，见证者因叙述来源的间接性和事件的非直接参与性，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对见证者记述应保持必要的谨慎。

[关键词]直接参与者；见证者；《退想斋日记》

史学研究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和区域地方，使得事件经历者的口述、笔记等材料得到重视和挖掘。但学界对这些记述的探讨，将事件经历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似乎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应该对历史经历者做分类分析，以“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1](P12)。

一、直接参与与见证参与：两种历史经历者

历史经历者指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参与者。由于精力、记忆等方面的原因，个人在历史形成过程或者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必然是“盲目”的，这影响了他们对历史的判断。根据参与程度的不同，历史经历者分为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有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依人类学对“介入与旁观”的区分，他们也可以分别称之为“介入”参与者及“旁观”参与者。

直接参与者作为事件及历史过程的亲身经历者，亲自参与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见证者在事件发生的时代，通过各种方式(所见、所闻、所传闻等)获取事件讯息，但不作为事件主体直接参与。以1900年前后的山西民教冲突为例，教民和冲突中的普通民众均是民教冲突事件中的直接参与者，他们亲自参与事件的部分或者全部过程。而刘大鹏则是事件见证者。刘大鹏，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幼年从师受业，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1900年前后在太谷县票号商人武祐卿家塾中任塾师。他既不是教民，又没有同教民产生过直接冲突，不是严格意义上民教冲突中的“民”，是这一具体历史事件的局外人。刘大鹏是旁观参与者。他身处民教冲突发生的历史时期，其日记《退想斋日记》所记载的许多所见、所想、所闻、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部分官方史料可以佐证记述的准确性。他既是历史过程的旁观参与者，也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二、见证记述的历史价值

(一)重要的史料来源

史料的挖掘永无止境，史料永远处于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过程中，这是历史学永葆学科青春的原因之一。随着史学眼光向下趋势的发展，历史事件亲身经历者的讲述、日记、邮件等已经成为史学研究者关注的目标，其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丰富着历史学，扩展着历史学。但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困于个人、教育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在部分历史事件中我们听不到亲身经历者的声音，看不到亲身经历者的记述存世。而同时期的见证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让我们去努力地触摸那个时代，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件真实。

中国近代教民研究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状态，研究成果较少。一方面，在旧的历史研究范式下，教民虽然相对于传教士人数不少，他们是外国宗教进入中国的最主要体现，但是教民研究甚少。而且他们被脸谱化，被反面化。另一方面，教民是无声的。对近代教民的社会构成的粗浅分析显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信徒占有绝对优势。教民群体的大多数是社会底层人士，其教育程度肯定不高，大多数不可能有书籍或者日记存留下来。教民无声是教民群体研究长期得不到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见证者的记录可以尽可能地弥补这一缺憾。现在很多教民群体研究都以传教士和士绅记述为主要史料来源。对于教民群体的研究，传教士和士绅的所见所闻均属于旁观参与，他们的著述是研究教民的主要史料来源，丰富了学界关于教民的研究。

(二)旁观角度的事件解读

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但历史认知却存在主观性，已经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共识，不论它的主体是历史研究者还是历史经历者。就历史经历者而言，“历史事件是超历史的，是每个参与者个人经历的综合体”[2](P53)，每一个历史认识主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喜好等，决定着历史认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按照参与程度把历史经历者分为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视角肯定是不同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也肯定不一。“借用学术界目前常用的词来做说明，如果把经历视为文本，把亲历者视为读者，那么，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或者建构文本，赋予文本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神话”[2](P63)。作为见证者的记载肯定不但给我们提供了认知历史事件的一个维度，丰富着对历史的认识，而且从个人视角所见，与大历史叙述有合有不合，不但能够丰富大历史的叙述，而且可以调整偏误，避免呆板[1](P1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的教民是蛮横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山西地方官准许各国入晋保护各处教堂，凭借着外国势力的庇护，教民肆无忌惮，“凡去岁练习义和拳者，无不锁拿治罪，其为教民素日所恶之人，即未练拳，亦乘此气焰甚炽之时，指为去岁抢其财务，而控告之，官虽深知其然，而亦不敢违教民之意，必将被告黎民锁拿治罪……邻里乡党悉受蔓延之害”[5]。在刘大鹏看来，教民也是利欲熏心的。他认为教民入教既不是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感召，又没有所谓的心灵诉求，完全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为得洋夷之金以赡养身价，非真喜其教而乐从之也”[3](P97)。综上两点，刘大鹏断定教民全部是“莠民”。

如前所述，刘大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绅，科举出身，具有一定的地方威望。从科举道路熏陶出的刘大鹏面对义与利这一传统命题时，无疑会做出义的坚定选择，这是传统士绅群体的共同价值认知。当他所认为的教民的行为违反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被全部斥为“莠民”也就可以被理解了。

(三)新程式的历史叙述

在传统革命叙事模式下，教民是随着近代外国宗教进入中国而衍生的群体。在旧有历史认知中，它依外部军事入侵而生，靠外部思想传入而存，外部因素是教民群体认知中的重要组成因子。在学界逐渐抛弃政策—效应模式分析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应该更加深入地分析教民群体。教民既是外国宗教进入中国的产物，也是中国既有社会背景的产物。以《刘大鹏日记》为例，其中有不少教民的记载，最主要的是给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日记是每日生活的连续零散记载，正是这种零散性极大程度地真实再现了日记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日常全景，这种日常全景涵盖是官方资料不可能给予的。正如柯文所言：“与我们生活在那个历史环境的人不同，我们自己不能按时间顺序一天一天的直接经历当时的每件事。”[2](P47)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灾害不断、经济萧条的时代。根据日记记载，1901年“因雨泽不降”，太谷县发生了严重旱灾，造成了粮价疯涨，饥民无所得食。尽管现在学界认为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发生了全省性的大旱[4](P792)，但是这一情况在官方史志《太谷县志》中并没有记载，对于旱灾引发的灾情分析更无从知晓。因此，日记成为重要的史料补充来源，具体而微的记载可以窥见一斑。日记1901年4月19日中记载：“太谷县东西两关厢，设立赈济厂，今春五日一放米，大口一升，小口五合。从前不知饥民多寡，如二月十九日，两厂男女老少，共二万五、六千人；二十三日一次三万人；二十八日一次领米者，两厂垂四万人。道途上不免有饿死者……”在饥不饱腹的情况下，吃饭生存就成为最现实客观的需要。饥民采取各种各种的方式度过饥荒，在1901年3月25日日记中这样记载：“柔懦者沿门乞讨，强梁者夜间偷盗，自余来馆，村中夜夜逐贼，巡夫警夜枪声不绝，保暖之家亦莫能安也。”在此情况下，入教成为生存方式，成为无奈选择和现实需求。“人民困苦业已不堪设想……饥之民有不转于沟壑者乎？加之饥民到处众多，设有不法之徒，揭竿倡乱，其不相随为贼者几希矣”。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历史情景，我们无法评判饥民面对饥饿的选择，我们只能理解饥民在面对生存危机的强大生命力。从这样的历史情景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教民在庚子事变之后的迅猛增长，不是官府的庇护教民和对义和拳的打击这一简单因素可以概括的，灾害在其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见证记述的局限性

(一)记载来源的间接性

在这些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教民、义和拳、基督教的记载，有作者亲闻，有报纸杂志见闻，还有所感。虽然所载大多数内容属于第三方转述，有道听途说之嫌，如“闻归化城近有乱事……”“顷闻吾邑柳子峪有委员抽收煤厘……”“又有人言：民变在解州，系由民教不和，官袒教虐民之所致，不知孰是孰非。”“一路上人言教民行凶，往往殴打乡邻，甚至毙命，禀于官而官不之问，民皆信之。”“阅晋报，教案遍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诸如此类传闻，作者自己也不能确定,“系传闻之词不知确否。”陈恭禄先生认为：“笔记记载个人亲身经历，是比较可信的资料；所闻次之，所传闻又次之。”[5](P251)这些史料缺乏一定的可信性，需要不同史料的佐证，方可采纳。

(二)一维解读的片面性

参与者对历史的看法带有不同历史意识的个人意识(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大相径庭)[2](P53)，这是我们在运用个人史料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大鹏对教民这一群体持完全反对甚至鄙视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莠民”，仅仅因为势利的需要加入教民这一团体。这一观点是片面的，是刘大鹏对教民这一群体以偏概全和带有情感色彩的分析，现在学者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赵英霞的《近代山西教民入教动机初探》一文认为，教民入教的原因主要有世俗功利、家庭影响、教义理解、宗教功利和彼岸需求五种。。作为一个见证者，刘大鹏没有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和解释意识。基于这样的情感认知，我们可以想象，作为士绅知识分子的刘大鹏应该是不屑于同这些教民打交道的，在其人际关系圈中，不可能有这一群体的出现。因此，就注定了在日记中不可能有细致而微的记载，不可能关注一个作为个体的教民的生活轨迹、生活状态、意识形态。

四、结语

随着史学的转向，下层群体和社会逐渐为历史学家所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向。然而，一些下层群体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处于无声化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表述、实物材料，他们的生活、思想、行为随着历史的演进全部随风散去。处于同时期的见证者记述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失，为历史研究提供可贵的史料来源，并且在此基础上，丰富研究视角和拓展研究方法。但是凡有文字存世者，“大都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1](P13)，他们只能是自己群体的代言人，不可能深刻体悟另一群体的生活、思想和认知。基于见证记述的间接性和片面性，史学研究者对此必须保持应该有的谨慎态度。

[参考文献]

[1]桑兵.进入民国之山雨欲来——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2]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王建华.山西灾害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

[5]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薄刚]

The academic value of narratives from witnesses

LIR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Changzhi University,Changzhi 046000， China)

Abstract:participants in a historic even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direct participants and witnesses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The narratives of witnesses become very important when direct participants become voiceless. These narrative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cords for historical events. Their value for history research lies in the provision of not only a perspective 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but also a new way of describing the history. However, because witnesses are not direct participants in those historic events, their narratives are indirect and could be limi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 event.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be cautious when we use narratives of witnesses.

Key words:direct participants; witnesses; Tuixiangzhai Diary

[收稿日期]2015-1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时期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害与民生研究”(13BZS071)；长治学院课题“晋东南民教冲突研究”。

[作者简介]李荣，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根据地史。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2-015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