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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内在逻辑与外在联系的批判

2016-03-06杨得雨

关键词:恩格斯

杨得雨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内在逻辑与外在联系的批判

杨得雨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摘要]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政治、法律、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只是经济因素的附庸。恩格斯针对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进行严厉的批判,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内含的经济因素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理解。恩格斯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单向的内在联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非仅仅的“决定”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探讨经济决定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可以避免在现代化建设中忽视除了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协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经济决定论;实证主义模式;恩格斯

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解读。他们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混为一谈,曲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威胁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理论的连贯性,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严厉批判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的这一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

一、恩格斯对经济决定原则的反驳

我们展开的第一个原则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经济哲学以及对费尔巴哈的所有批判都是基于经济决定原则展开的。这种倾向也构成早期列宁经验主义认识论重要的认识观基础。晚年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两种生产理论:第一种生产理论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恩格斯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最基本的;第二种生产理论是指人口的生产。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理论家库诺夫反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库诺夫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装扮成经济决定论,并由此而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两种不同的生产,恩格斯不应该把人口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列。库诺夫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割裂历史唯物主义统一性的原则,并且狭隘地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实质上是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物质生产构成人类社会基础。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又特别指出,如果我们要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期望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就必须谨慎地考察经济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一系列通信中,恩格斯明显地反对那些认为经济力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他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产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是说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只有物质因素。

二、历史合力论的准确内涵

恩格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是我们展开的第二个原则。关于历史合力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一段经典的表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生产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P697)恩格斯把历史的发展描绘成由不同的力构成的平行四边形,这些不同的力互相交错,社会的发展存在于这样一个由不同的力互相施加影响的一个平行四边形上,正是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合力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深入地分析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的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它非常符合与拉布里奥拉所批判的历史因素论。在历史因素论中,拉布里奥拉把作为整体性存在的社会历史生活本身还原成几个要素,然后再通过这几个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在第一个原则和第二个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三个原则。这里的必然性指经济的必然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历史发展表面上是由偶然性事件所构成的,但偶然性事件其实是经济必然性的表现形态。这仍然是对前两种原则的另一种解释方式。恩格斯指出:“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1](P240)恩格斯在这里承认历史发展存在必然趋势,马克思也承认历史发展有普遍的必然的规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相同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现象学批判,并通过批判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

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表面上是由偶然性事件表现出来的,而在这些偶然性事件的内部却隐含必然性。他指出:“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1](P506)这同样是说历史的偶然性是经济的必然性实质,仍然是经济必然性的表现。于是,在第三个原则里,恩格斯清楚地说明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和经济的必然性统一的结果。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并没有断定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发展。

四、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性

第四个原则是恩格斯自始至终所坚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恩格斯特别强调阶级政治。在当下,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试图走出二元对立的逻辑并摆脱阶级对立的二元政治逻辑,并由对立走向对抗。拉布里奥拉提出,要走出资本家和工人的二元对立而走向一种彻底的对抗。当然,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假设,二元对立主要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二元对立。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1](P25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谈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恩格斯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用当下的视角考察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难在其中找出一些与当今社会生活不一致的地方。在第二国际内部,包括伯恩斯坦在内的很多人开始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简单地归于资本家和工人二元对立的逻辑。如果我们在当下的社会中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元对立理论的内在逻辑合理性,就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理论很难适应当下多元化的社会组成结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那些完全处于社会完全边缘的少数人如黑人、妇女、移民等,反而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左派所尊崇的社会革命主体。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之后,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它的一部分效用,或者我们应该重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正确解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因此而只能对市民社会做一个简单的直观,而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在马克思的这一命题中,市民社会指的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关系占主导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自己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已经跨越旧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更多是在社会性意义上谈人类社会本身的。

显而易见,这时马克思已经走出立足于私人的利益关注市民社会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56)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理论过于抽象,并指出人是在一定的历史形式之下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个人。如果我们遗忘掉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我们就无法标示清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的差别。

六、经济决定论的原则错误

从前述原则来看,在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所有因素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经济因素不可忽略。然而,这并不意味可以忽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一再强调,其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有明显的差别,他和马克思在如下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即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产生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等于经济决定论。

在实证主义模式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拉布里奥拉和库诺夫理解成经济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严重的曲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准备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它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这个时代是自然的。”[3](P311)

考察第二国际这些理论家,包括实证主义模式之后的修正主义模式中的伯恩斯坦,我们不难发现,其经济决定论思想或多或少都指向晚年的恩格斯思想。伯恩斯坦就曾把恩格斯比喻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认为晚年的恩格斯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成分为后来的修正主义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我们必须指出,这是对恩格斯哲学理论的极大污蔑。

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片面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起作用的观点,从而忽视政治、文化、科学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恩格斯坚决否认马克思和他本人有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的言论,他认为经济决定论是一个“毫无意义、抽象的、没有任何道理的词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指出:“那种认为马克思讲所有事物都归于经济的说法是一种可笑的过度简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非单纯的经济因素所能概括的。”[4](P123)

七、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并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此过程中,一种经济增长就是一切的观念逐渐在人们的思想中生根、发芽,经济逐渐成为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社会这个大系统逐渐为经济系统所主宰,精神、意识、文化、艺术、道德等系统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搞好经济建设,离不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5](P192)这就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其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片面的理解。恩格斯明确指出自己的理论与经济决定论有不同的内在逻辑,经济决定论外在地将晚年的恩格斯思想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厘清恩格斯思想与经济决定论的内在联系,借鉴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对我们全面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匈牙利]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 李杨,等,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5]王彦军, 刘飞 .新编入党培训教材[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冒洁生]

[收稿日期]2015-12-08

[作者简介]杨得雨,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2-0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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